腌泡玩偶：探索腹部之谜

伤痕累累的水果，

被迫提前绽放的花朵。

——涅槃乐队《风华正茂》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经提到过维多利亚医学博物馆以及嘉年华表演中的解剖展览，其中集合了各个时代的古董：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人鱼”，虽然实际上只是猴子和鱼的骨骼的复合体，赤裸的或者满是文身的女人、众所周知的铁腕人物，以及由于天生残疾而呈现悲惨扭曲姿态的人体。除了这些以吸引人眼球为目的的陈词滥调外，真正来自人体的器官标本在不懂医学的人们心中激发起了一种敬畏之情，因为从中他们看到了自己身体里的秘密。另外，那些令人兴奋的解剖学“维纳斯”、蜡制的身体组织等，都吸引了大量的参观者。不过，其中最具吸引力的还当属“腌泡玩偶”——一个古老而讽刺的名称，专指那些被完整保存起来的婴儿标本。在当代的博物馆里，我们当然不会使用“腌泡玩偶”这样的字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时代的错误产物，而且也是不道德的。但是，就算如今我们有了更现代的方式将其应用于教学和展览，胎儿或者围产期标本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对象，尤其是在道德层面上，人们在观点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在停尸房中采用的另一种内脏取出法中，摘除心脏区域的器官后，APT还要继续进行腹部的解剖，包括胃部、胰腺、肺部和脾脏等器官。紧接着，还有泌尿生殖区的肾脏、肾上腺、膀胱以及外生殖器等器官的解剖。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看到成年女性——虽然她已经死亡多时——的子宫和卵巢时的感受，哪怕这已经是很早以前我还在接受训练时的事情。“就这副模样？”我带着强烈的冲动喊叫出来，以至于房间里的其他APT和医生齐刷刷转头看我。我实在有些难以相信，它们居然只有那么一丁点大！多年来每到生理期，我都要饱受生理痛和经期前紧张症状的折磨，因此在我的想象中，子宫一定是猩红色、长满尖刺的恶魔嘴脸，在我朝它伸出手去的时候它还会用尖利的牙齿狠狠地咬我。然而实际上，它看起来就像颗小小的李子，两个卵巢则神似两颗饱满的杏仁。它们的样子看起来是多么的人畜无害啊！仅是震惊已经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了，如此平淡无奇的外表下竟然蕴藏着令人痛苦难耐的巨大能量！当然了，后来我总算（勉强）习惯了这两个器官的颜色和尺寸，直到在一次尸检中，我真的遇到了比正常情况大很多的子宫。于是，我去向病理学家请教：

“医生，你能过来帮我看看这个情况吗？”我请求道，对下一步该怎么做有些不知所措。

他应声过来查看情况，轻轻进行了一番触碰，极为小心地在子宫上面划了一条长长的切口。然后，一个小天使似的依偎在死者子宫里的婴儿被取了出来。这简直和乔安娜·埃本斯坦的描述一模一样：“胎儿安安静静地蜷曲在蜡制古董‘解剖学维纳斯’的子宫内。”“维纳斯们”的性别优势使其能够教导学生们理解生命的诞生、发展以及消亡的全部过程。

生命的源头，同样也可能是生命的尽头。

尸检当然也包括对胎儿和新生儿的解剖，虽然这个事实令人感到悲伤，但死亡的确也会降临在孕期、分娩中以及出生后等任意时间里。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而言，我们尤其不愿意面对生命萌芽时期出现的夭折，以及所有为此而准备的东西：“过家家”道具一般的微缩解剖工具、为胎儿及新生儿专门准备的解剖台、小小的矩形棺材以及停尸房需要成批购买的小号运尸袋。特别是给婴儿们用的那些棺材，其实都是从宜家买来的拼装纸板箱。于是，这就显得尤其别扭：它们一方面是不幸的父母装殓孩子尸体的棺材，而另一方面又是人们收纳鞋子的容器。我们对新生儿或者围产期死亡的胎儿的解剖怀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想到一个如此脆弱又无辜的生命就此凋零，还要到解剖台上经受一番折磨，就会不自觉地生出充满母性的悲悯之心。

悲悯之心对于殡葬师同样是必要的。

在大都会医院的绝大部分案例中，围产期死亡的胎儿的尸检并不是由验尸官来安排，而是全凭父母授意的。有15%～25%的孕妇会遭遇流产的厄运，而其中超过80%都发生在怀孕的最初3个月。在向震惊而又悲痛欲绝的父母们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们大多同意（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自己主动提出来）进行尸检，因为他们想知道究竟为何厄运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在下一次备孕的时候，有什么可能会导致胎儿死亡的原因需要加以注意？流产能够因此而避免吗？夫妻双方在遗传方面是否存在需要接受治疗的缺陷？治疗是否可以防止下一次怀孕再出现意外？

我第一次经历婴儿的尸检是在大都会医院，那和我已经习惯的成人尸检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流程。我很乐于学习帮助我成长为合格APT的新技术，也很庆幸在所有具备婴儿尸检资格的男同事里，前来指导的是能总带给我安全感的乔西。他身上独有的温柔力量极大地缓冲了我在第一次面对躺在解剖台上的婴儿时受到的巨大震撼：他对此没有嘲讽，也不会耍小聪明，只对我表现出更多的耐心。而看着一个孩子被摘除内脏——无论是多大年龄的孩子，都是一件让人接受起来无比困难的事情。就算那时的我已经和尸体打了三年交道，并且在尸检过程中几乎什么都见过了，其困难程度也分毫不减。

我们的第一例胎儿尸检是个尚未娩出子宫就已经死亡的男胎，也就是说，他还没来得及长成一个婴儿的模样。只有17～18周的他皮肤非常纤弱（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相当“易碎”），由于被母体的羊水浸透并软化了的关系，他呈现出一种比粉色更加深重的红色。（在自溶性酶类的作用下，死亡的胎儿也会像成人的尸体那样出现组织的退化分解，但由于其所处的是一个无菌的液体环境，所以不会出现细菌引发的尸体现象，也就不存在常规意义上的“腐烂”。）从生理角度来看，他并没有正常足月婴儿的身量大小。他的头身比和成年人更为接近，同时四肢细长而柔软，并不像有着好闻奶香味的新生儿那般胖乎乎又粉嘟嘟。因此，与其说是一个宝宝，他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个被烫伤了的成年人，部分皮肤由于液体浸泡的缘故而脱落下来。另外，他的外表还有点像爬行动物或者外星人。但即使他在某些方面看上去是那么不寻常，仍然可以辨认出人类的模样：在紧闭着的双眼上——这双眼睛还没来得及睁开，以后也再不会睁开了——已经长出了纤细的眼睫毛，而他的小手指上也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长出了称得上迷你的小指甲。即使已经停止了生长，但他仍不失为一个精巧的生命奇迹。我从来不是一个充满母性、容易多愁善感的人，但在那一刻，在面对死去的胎儿时，我的心里还是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动。我真的很不喜欢新来的初级围产期病理学家对待他的方式：拎着双脚将他放到了磅秤上，好像她是正在处理一条黑鲈鱼的鱼贩子。难道所有的围产期病理学家都是这种风格？我不知道——在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并且在医生开始口述、乔西做起记录的时候，仍然满心困惑。

在对围产期死亡的胎儿进行的尸检中会用到一些并不常见的词汇，比如我第一次听说的“胎儿皮脂”和“胎毛”：“胎儿皮脂”是在新生儿身上能够看到的一层包在皮肤外面的白色蜡状物质（通常是在电视中看到的，除非你有喜欢在妇产科病房外闲逛的习惯）；而“胎毛”则指的是怀孕五个月时胎儿在子宫内开始长出的细小、柔软的毛发，在怀孕7～8个月时就会脱落到羊水中。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胎儿从羊水中获取营养，所以他们又会把自己的胎毛重新吃进肚子。随后胎毛就会转化成粪便——新生命的第一泡屎。

这是一个怎样疯狂的新世界啊？我本来就认为婴儿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新奇物种——我没有任何与婴儿有关的生活经验，既不想要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喂养他们。而在一个小家庭中的成长历程让我即使走到了外面的世界里，也不愿意听到或者闻到任何与婴儿相关的气息——但是我依然发现，当他们死后，这种奇怪的生物变得更加复杂。

在我全神贯注地观察整个尸检过程的时候，很庆幸有乔西在旁边不断进行讲解。在围产期胎儿的尸检中，将小小尸体的身高和体重测量并记录下来，据此推断出确切的妊娠期后，精细的解剖就全部交由围产期病理学家进行了。我们APT这时候只需要在一旁协助做些记录数据、递送特殊的工具以及将极其微小的组织样本放入不同的采集容器中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病理学家对胎儿或者婴儿的器官比较熟悉，而在我们看来，它们的体积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根本没法区分开来。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像做成人的解剖那样将头颅打开。病理学家会亲自将胎儿头部纤弱的皮肤剥开，然后用剪刀将同样脆弱的头盖骨剪开。由于尚未开始骨化成为真正的骨骼，颅骨——尤其是头顶部柔软的未闭合间隙，也就是囟门——脆弱的骨质令常用的锯子此时显得非常多余。

我们的主要职责除了做记录之外，还要将胎儿大脑在福尔马林溶液^[1]中进行一周左右的“固定”，只有这样处理后才能进行检验——未经处理的大脑实在是太柔软了，即使是病理学家也没法解剖。我找不出比“精致的粉色牛奶冻”更合适的说法来形容它的质感，上面还没有生长出我们印象中大脑应该具有的纹路。另外，我们还需要修复尸检完成后的尸体，因为此后父母们会很想再来看看自己的孩子。为了家长们能够尽早与孩子相见，我们会尽可能快地完成这项工作。

“乔西，说真的，我无法理解。”在第一次围产期胎儿解剖结束后我对乔西说，虽然在这场尸检中我除了在一旁看、提出无数个问题外什么都没有做，“怎么能今天下午就让家长看宝宝呢？宝宝的大脑被取出来了啊，并且还要在外面放上一个多星期呢！”我指着一旁数不清的“特百惠”罐子中的一个，福尔马林溶液中浸泡着一块放在专用的“大脑架”上的细巧而暗淡的物质。

“我们不需要让大脑留在脑袋里面。”乔西一边耐心地解释着，一边从一大卷脱脂棉中扯下一小块来，搓成一个和粉色的脑组织大小基本一致的棉球，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到空荡荡的颅骨中。

于是，我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是却依然存有疑惑：“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将切口缝合的话，那么下周是不是还要再拆线把大脑放回去？接着再缝合一次？他的皮肤岂不是会被搞得一团糟！”

乔西还是一如既往地耐心，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取过一些氰基丙烯酸酯胶黏剂，就是俗称为“强力胶”的东西——我即将学到的关于它的用法是殡葬师们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从这个角度看也确实符合它的名称——然后对我解释道：“你看，他的皮肤太脆弱了，没法缝合的。”他说的是实情，胎儿的皮肤状态和刚下葬不久的死者相近，很容易被缝合线扯破。随后，我开始着迷地看着他的操作。只见他熟练地将病理学家留下的切口边缘合拢到一起，使它们对齐成为一条完美的直线，再沿着切口一侧的皮肤边缘均匀细致地涂上一层胶水，最后将另一侧边缘与之按压在一起，保持几秒钟的时间。两侧头皮的黏合线仿佛一根细长的头发丝，几乎看不出解剖过的痕迹。我定定地凝望着他，心里涌起一股崇拜之情。

但是，并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去表达赞美了，因为当胶水很快就干了之后，他便轻柔地将胎儿翻了个身，露出他空荡荡的胸腔。

“好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轮到我了。摆在我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小解剖台上那一小堆都呈现出毫无生气的粉色的微型器官和组织。它们需要被重新放回到胎儿的体内，但是很显然我们通常使用的成人内脏袋并不适合眼下的情况。于是，我找出了一些聚乙烯膜。当我把它拿到手中时，乔西朝我点了点头，确认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撕下了一块有些难应付的黏糊糊的塑料膜，用一个小刀片将所有器官和组织刮落到膜上，将它们整洁地打成一个刚好可以填满胸腔的小包裹。然后，我也学着乔西的样子拿起了强力胶，采用同样的方式将切口黏合。在他操作的时候，一切看起来毫不费力，但是当我真正开始尝试的时候，才发现这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好在最后我也做到了，小小的躯体上除了中央一条不比绣线更宽的痕迹外，基本上恢复了最初完好无损的样子。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尤其是当看到乔西对我努力的成果露出微笑的时候。但是和刚刚一样，留给我享受成就感的时间也寥寥无几，我们需要立即着手完成下一项任务：

“现在，我们最好给他穿上衣服，好让他比较适合与亲人见面。”

一开始，我并没有反应过来乔西所说的“给他穿上衣服”指的是什么，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小人国”的尸检，我很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小尺寸的婴儿服，还能拿来给尚未出世的胎儿穿。难不成我们要去买洋娃娃的衣服？后来我才知道，一直以来都有志愿者给胎儿们织一些粉色或者蓝色的小衣服，最常见的款式是帽子和开身毛衣。其中尤其以帽子最受欢迎，因为这既能有效地为外观看起来相对奇怪的胎儿增添一丝人性的气息，还能把他们头上的切口痕迹隐藏起来，虽然那已经被修复得很整齐了。

作为团队中唯一的女性（这有什么关系吗），我显然成了接手由治丧服务中心安排的父母探望的最佳人选。但后来我渐渐感觉到，我很乐意参与这项工作：我在乎每个孩子的衣服是不是正确地穿好了，也在意所有的玩具和照片是不是都根据父母的要求摆在了小婴儿床正确的位置上。对陌生的围产期世界开始渐渐熟悉起来之后，我相信在这样一个对于父母而言非常艰难的时期里，由我和他们交流要远比“恐怖三人组”合适得多。同时，这也让我在下午有了更多可做的事情，可以更加理所当然地与团队里的其他人保持距离。乔西经常会过来帮忙，我也很喜欢他的加入，因为他能够敏感地体察到父母们的需求。在着手围产期死亡胎儿的相关工作以及为取得学位而不断努力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在停尸房里我也找到了自己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其中并不包括花费大量时间去适应不相干的人。

有了这番心理建设作为基础，我的状态渐渐走上了正轨。

为什么我们在允许父母来探望死去的婴儿前要大费周章做一番准备？这显而易见是个非常愚蠢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婴儿，因为他们的死亡是令人感到无限悲哀的巨大打击。很多人都遭遇过突然失去挚爱的不幸，可能是多年来朝夕相处的姐妹、家人或者亲密好友，他们同样值得拥有关怀与关注。但即使如此，婴儿的死亡仍需要投入更多的心思、准备得更为精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伴随死亡而降临的，除了巨大的痛苦之外，还有因新生命所代表的希望、所蕴含的无限可能，以及那纯真无邪的灵魂全部断送而生的深深悲哀。

在20世纪末的英国，发生了一件非法偷藏器官的丑闻——“阿德尔赫丑闻”。它的暴发起始于一位悲伤的母亲发现布里斯托一家医院竟然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不幸去世的孩子的心脏偷偷地保留起来，用于进行医学实验（也就是说，她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安葬了孩子残缺的遗体）。随后的调查发现，利物浦的阿德尔赫医院也发生了同样的器官私藏，那家医院距离我曾经的工作地点很近。进一步的深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200家医院及教学机构存在在未告知亲属的情况下偷藏器官的问题，而它们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是因为在1961年的《人体组织法》中，对保留器官是否需要征得许可这一点上存在未做明确规定的漏洞。大众对此群情激愤，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动大众情绪，撰写诸如《毛骨悚然的医疗事故！》《掘尸人回归！》之类的耸人听闻的文章。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违法行为，罪魁祸首不过是有着哥特式^[2]恐怖名字的、狡猾的病理学家迪克·范·费尔岑。由于他供职于阿德尔赫医院，目光便更多地聚焦到了那里，丑闻的名字也被人们简称为“阿德尔赫丑闻”。丧子的父母们自发形成组织，强烈要求修改法律。由于受到来自多方的重压，英国政府最终于2005年成立了人体组织管理局。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确认任何被保留下来的器官都有家属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并且对用于尸检、公众展示、移植以及其他各种途径的人体组织进行管理。这也是虽然如今大多数家长愿意对孩子的尸检情况做更多的了解，也基本上都同意我们保留其器官，我们还是要对每一步骤都谨慎对待的原因。对很多人来说，一旦涉及婴儿的死亡，就一定会联想到20世纪末那场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丑闻。这种心理究其根源，既不全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也不都是担心下葬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没得“全尸”，更多投射出的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尸体解剖从未消散过的恐惧。

这种情绪或多或少也影响了人们看待摆放在博物馆架子上的围产期解剖以及胎儿标本的眼光，虽然不会再有人像过去那样将其视为“腌泡玩偶”。为什么大众对此的反应要比看到成年人的器官标本时更强烈呢？是因为漂浮在防腐溶液中，或者躺在尸检台上的是一个完整的胎儿？是因为他们已经发育出眼睫毛、手指以及脚趾而具有更真实的“人性”？还是因为一个生命就这样未经绽放就早早凋谢了的事实令人们变得伤感，从而对围产期的死亡更难以接受？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在博物馆中展出围产期的标本，对于经历过流产或死胎的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二次伤害。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女性病理学家、警方、社会工作者以及所有在人生中经历过此番痛苦的相关从业者该怎么办？她们难道就要从此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吗？难道所有的工作都要因此而停摆了吗？

我想说，不，并不是那样的。生活依然会继续。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生活确实向前迈进了。我看到伦敦的圣马丁医院停尸房发布了招聘公告，需要一名高级APT，而我作为一名已经取得学位的技术员完全有资格应聘这一职位。从学历上来看，我和任何APT并无差别。圣马丁医院对我的面试还和从前一样，由一个4人组成的评审小组主持，但我已经对这种场面相当熟悉了，因此顺利发挥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我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自信，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有意摆脱过去几年扎根在我生命中的负面因素。在过去长达5年的时间里，我不仅对尸体防腐技术相当熟稔，也对停尸房工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充分的体验，更参与了几乎所有可能类型的尸检：验尸官的、医院的、法院的，以及围产期的各类尸检。可能我唯一比较缺乏经验的就是对于“高危人群”——被确定或患有传染性疾病，或静脉注射吸毒，或曾接触过危险化学试剂及辐射性物质的死者——的解剖。这种“高风险”的解剖只有高级APT才有资格进行。

我需要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并且也需要离开现在工作的医院。我已经是一名不错的APT了，但是还想变得更出色。很显然，圣马丁医院会是一个满足我深入学习之心的绝佳选择。我的热情以及想迎接挑战的迫切心情一定在面试中显露无疑，而我的个人简历肯定也有力地证实了我的能力，所以在面试结束后还没等我离开医院，其中的一位面试官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做到了——我得到了那个职位。我完全是蹦跳着离开医院的。

在圣马丁的生活是多么的不一样啊！各方面都和我之前待的地方存在着令人兴奋的差异。之前为了填满工作时间，我必须拼命给自己找事情做，而现在忙碌则成了日常的必需，每天我都像一只在停尸房里嗡嗡打转的反吐丽蝇（一种蓝翅蝇的学名）。这应该是我待过的最忙、最有效率的停尸房了。而且一个比较极端的巧合是，我才从一个由4个男人组成的团队离开，就进入了一个成员包括5个女孩和一名新来的女实习生的新环境，再算上我的话一共有7个女孩。在我过去供职的地方，充斥在封闭环境中的雄性激素对我构成了极大的困扰，如今我将面对的这杯由大量雌性激素调制的“鸡尾酒”又会味道如何呢？

时间会告诉我答案的。

不过，至少不时过来查看一下情况的总负责人胡安是个男人，多少给整个环境增添了一些男子气概。在之前7·7恐怖爆炸事件的临时设施中，我曾经见过他，并且对他很有好感。他有野心、有想法、为人温和，还很会鼓励别人——当然了，也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我对能和他成为同事感到非常开心。

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虽然心里已经紧张得快要发疯了——这可能是和四个简直像从《超现实大学生活》（一部英国电视剧）中走出来的男人一起工作过长达一年之久后留下的后遗症，但我还是尽量表现出很快就适应了的样子。当时的我正处于刚刚分手的节骨眼，心态上又已经做好随时进入一段新关系的准备，因此能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加入一个热闹的女生团体还是很不错的。我最需要的就是彻底的改变。

当我们坐在一起，一边喝咖啡一边互相熟悉彼此的时候，我看到办公室的电脑旁边放着一本《马克西姆》杂志^[3]：“《马克西姆》？这不是给男人看的杂志吗？一定是胡安的吧？”我说完还挤了挤眼睛。

女孩们听到我的话都笑了，另外一个高级APT，也是我后来最亲近的同事莎伦回答说：“不不不，那是我们买来的，因为这期给和我们有密切合作关系的葬礼承办人做了个大专访，就是伦敦南部的那个安德森·摩根葬礼服务。”

“原来是这样啊。”说完，我饶有兴致地翻阅起来，发现其中关于安德森·摩根的内容有足足6页。那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家族企业，曾经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作为关注的焦点，也承办过不少极具知名度的名人葬礼。

翻到一半的时候我停了下来，被其中一页上的一名公司员工的特写深深吸引住了。画面里的男人有着相当好看的外表：棕色的头发、健壮有力的手臂交叉环绕在停尸房经典的绿色塑料围裙外面。然后，我仔细阅读起下面的说明文字，了解到原来他是个尸体防腐员名叫托马斯。想要和女孩们聊聊男人的八卦，于是我挑起话题：“看啊，这个靓仔是谁？”包括停尸房管理员蒂娜在内的大多数女孩当时都围坐在小小的办公室里，于是我说完还把杂志张开一一展示给她们看。

“那个‘靓仔’是蒂娜的丈夫。”莎伦说完露出一个微笑。

“哈哈哈，别开玩笑了！”我嘲笑地挑了挑眉毛。我认为她们这是在跟我开玩笑，故意给新人制造一点心理压力。

“是真的，没开玩笑。”蒂娜说，脸上没有丝毫笑意，“那就是我的丈夫。”

我刚刚将我新领导的丈夫称为“靓仔”。

这可真是一个不错的新开始啊。

我刚才说圣马丁医院停尸房是个忙碌的地方，这或许只能算是个保守的说法。它本身就已经是伦敦最大的停尸房之一，同时还接收来自地方司法管辖内的案件，也就是说，我们既需要给在医院里过世的病人做解剖，同时还要接手外部的尸检。另外，圣马丁还是一个处理高危案例有口皆碑的“权威机构”——在我成为高级APT后主要从事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它连布莱顿、伊普斯威奇等较偏远地区的传染性死者也会接收。可以说到了圣马丁之后，我没有哪一刻是不忙碌的。我们的工作时间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除非需要值班的时候），但我总是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在一切开始之前先煮上一壶咖啡。相信我，接下来一整天的工作量会让这壶咖啡变得极其受欢迎。一周里总会有好几天，我都要一直干到六七点钟才能下班。

我的日程安排一般是先在早上进行两场高危死者的解剖，比如患有肺结核、艾滋病、肝炎等的死者，因为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传染性疾病，所以在最开始阶段我会经常接手此类案件。我非常享受迎接挑战的过程。高危死者的尸检需要使用单独的空间和专门的仪器设备，他们不能与其他死者一起在主验尸间接受解剖，尤其实习生和持证者也都在那个空间里工作。圣马丁停尸房的主验尸间与大都会医院的大小相当，但是里面增添了围产期解剖台，并且在房间的后面还有专门放置X-光设备的空间（并不是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另外还有供医学生观摩尸检的走廊，观摩也是他们课程实践的组成部分。在处理传染性案件的时候，我很享受那种仿佛有了自己的私人验尸间——高危房间——的感觉。我在里面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做好准备，然后等着有趣又有才华、如谜一般高深莫测的阿洛依修斯·圣克莱尔教授来进一步检查。他总是戴着一顶与印第安纳·琼斯^[4]同款的帽子，在高危房间的更衣室里脱下私服换上防护衣的时候，这顶帽子总是要等所有衣服都脱完之后才被摘下来。有一天我走进去的时候，刚好撞见他除了印第安纳·琼斯的帽子和平角内裤外什么都没穿的样子。然而，他只是自然地双手叉着腰，对我吩咐道：“卡拉，我想这个案子我们可能需要比以往更多的标签，因为有相当多的样本需要采集。”在他说话的时候，我的目光在更衣室内不断游移，唯独不敢落在他赤裸的胸膛和脱下来的裤子上：“好的，教授。”我害羞地嗫嚅着，随即飞快地冲出房间去打印标签了——谢天谢地，还有这个借口可用。

成为高级APT给我的工作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我需要安葬死去的孩子们。这是我从来没想到的。

和大都会医院类似，几乎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治丧中心，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圣马丁，治丧中心与停尸房在工作上的交叉竟是如此紧密。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治丧中心堆积了过多的事情、有大量处理不过来的文书工作（还好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并不算高），那么我们中的一个就要上楼去给他们提供支援。这对我们而言其实是有利的，因为如此一来，就能深入了解在一位病人过世后有哪些需要处理的事宜，对相关的管理条例也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www.xing528.com)

每家医院都有一笔专门的基金，用来给那些在其管辖范围内无人认领的死者举办最基本的葬礼。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家庭实在支付不起亲人的葬礼，但他们的条件达到了政府给予经济补助的标准。成人的葬礼由楼上的治丧中心承办，而我要负责的，说起来有些难过，是给同样遭遇的婴儿在楼下停尸房或地下室里举行葬礼。最初我并不相信能有父母不愿意安排或者监管自己宝宝的葬礼，即使有，也应该只是零星个案。我和莎伦按照孕期进行了分工，24周以上的胎儿归我，而她则负责不足24周的。事实证明，我的猜测实在是过于乐观了，每个月我平均需要准备10～15个这样的葬礼。我对此感到震惊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如今已经有很多殡仪馆减免了婴儿或者儿童葬礼中的不少费用，也就是说，举行同样的仪式其花费要比平均水平便宜很多，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很多父母选择撒手不管，于是不得不由我代办。

办理这种葬礼需要准备大量的文书——其实停尸房中的每件事情也都一样，只是并没有拿出来专门讨论罢了；另外还要与安德森·摩根葬礼服务不断联系，因为它掌握有承办此类葬礼的自治区合约。我从治丧办公室拿到来自妇产科病房的葬礼申请表，然后去冷柜查看婴儿的尸体，对其尺寸做出粗略的判断。由于婴儿们要被暂存在临时的纸板箱棺材里送往安德森·摩根，因此我需要根据判断结果，为每一具小小的尸体选择合适尺寸的“棺材”。非常小的胎儿，孕期也就18到19周？那肯定要用4号“鞋盒”。新生儿或者足月胎儿？可能要13号的才够。宝宝的年龄越大，需要的“鞋盒”尺寸就越大，也就越发让我没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父母竟然会狠心抛下自己死去的孩子不管。实际上，每一次我都会通过信件或是通过电子邮件，给他们的父母发去详细的情况，告知他们葬礼的时间和地点以便他们出席。

每个月，都会有专门的人来统一将小小的尸体——我渐渐开始习惯性地称他们为“我的宝宝们”——接走，而我则会在一旁监督着整个过程的进行，这也是我能陪伴这些没人要的天使走完的最后一程。我把纸板箱和上面的身份标签一一核对，然后在登记表上的每个名字后面打上钩，后续的工作就全部移交给葬礼承办人了。“我的宝宝们”会被放到一个成人担架上，用柔软的织物盖好后运走。这时候，我会在心里默默跟他们告别。

葬礼承办人来领取成年人尸体时的程序也基本相同：先将他们领入停尸房，在一番简短的交谈后确定领取死者需要的各项文件均已准备齐全，然后协助他们将死者搬运到担架上，同样也用柔软的织物遮盖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签很多字，当用白板笔写在冷柜门上的死者姓名被擦掉时，承办人就算完成任务可以轻松地离开了。有些时候，真的很难对他们所有人都保持一个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对那些聊天欲望特别强烈的人。想象一下，当你手上的解剖正进行到一半，却不得不脱掉所有防护装备去应付承办人的事情——这是我在大都会医院并不需要做的。倒不是说我们对承办人怀有什么不满，只是当全部的精神都集中在手头的尸检上时，真的很不情愿分散注意力。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有一天当蒂娜——她很快就原谅了我管她丈夫叫“靓仔”的荒唐事——带着一种看热闹似的神态朝我走来时，我会感到那么惊讶了。

“你认识塞巴斯蒂安吗？”

“不认识。”我回答道。我确实是不认识。

“不对，你肯定认识他啊。”她反驳我，“昨天你还跟他聊了好长时间呢，就是那个南方人。”

“蒂娜，事实上对于我而言，他们都是南方人。我需要知道更多他的情况。”

“上周三，这么说你总该有印象了吧？”

我稍微想了一下：“啊啊啊，是的！我想起来了！他怎么了？”

“他让托马斯来问我，能不能把你的手机号给他。他想约你出去。”

我开始回想过去的几个月，自己确实和塞巴斯蒂安聊过很多次天。而且说实话，他这个人很有意思，在我们之间好像还真的悄悄地发生着什么化学反应。我还想到，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能够闻到除了死者之外其他人的气味，于我而言总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或许在大多数人眼中，在一间医院的停尸房里、站在尸体的旁边调情是一件极为古怪的事情，但在我们看来却并没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地方。爱情和死亡本身就是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的，只不过我们鲜少、也很难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萌芽于死亡身边的爱情再正常不过了，它们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动态的生命轮回。另外，投入一段新感情也能帮我屏蔽掉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负面问题。但是我转念又想，我真的想和这样一个连自己来约我的勇气都没有的人出去吗？不过，能出去约会还是很开心……

我转念又想到了那天我第一次在《马克西姆》杂志上看到的蒂娜的丈夫托马斯，她是停尸房的主管，而他是尸体防腐员：他们就像是充斥着福尔马林气味的天堂里命中注定的一对。当下班回到家后，他们一定可以畅快地讨论白天发生在工作中的各种事情，并且能够毫无障碍地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意思。那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夫妻关系啊！我忽然意识到，我对此也充满了渴望。共同语言正是我上一段破裂的关系里所缺少的，也是我之所以会格外珍视和乔西之间的友谊的重要根源。我希望能有个了解我的人，他懂我对工作的热爱，愿意跟我分享白天工作中遇到的点点滴滴。塞巴斯蒂安和托马斯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相比之下：他更安静，也更容易害羞；他更像是个小男孩，却总是能逗笑我。这样想着，我对和他出去约会并且发展起一段关系忽然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好的，没问题。”我告诉蒂娜，看到她的眼睛里也闪烁起期待的光芒，“没问题，把我的号码告诉他吧。”

于是，我和塞巴斯蒂安开始约会了。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伦敦生活了4年，也是该交一个男朋友的时候了。他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有一辆车，所以经常是他过来找我。有时候，我们也会在伦敦市中心找地方见面。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他坚持要由他付账，去逛商场的话也总买礼物给我。他还经常陪我去看电影，并且时不时地，还会带着一大束鲜花出现在我家门口。年轻情侣们会做的事情，我们几乎都做遍了。

有时候我还在验尸间工作，当对讲机嗡嗡地响起来时，莎伦就会大声叫我：“拉拉，你的另一半来了！”（她总是叫我拉拉，而不是卡拉。）多好啊，我还享有在工作时间去见男朋友的特权。这种新鲜感从没褪色：我有另一半了！于是从感情的角度来讲，我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我热爱我的工作，喜欢我的住处，现在又拥有了一段像蒂娜和托马斯那样浸润着福尔马林气息、充满着互相理解的完美爱情。我像迪克·惠廷顿^[5]一样来到伦敦，除了包里的几件衣服、几本书以及一些梦想外一无所有。然而现在，当时的梦想都已经实现。

生活可真美好。

“我的天啊！”一天早上，打开冷柜门后我不禁发出抱怨：“护士们怎么老是这么干啊！”冷柜中一个死去的婴儿被包裹在毯子里，但是她小小的脸颊却暴露在外面。

“怎么了，拉拉？”莎伦一边问着一边走过来，手里还拿着计量尺。不过不用我回答，在她看到未完全包裹的婴儿的瞬间就明白了我为何会忽然如此暴躁。

“死亡的尊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我们的医院里，有很多护士认为即使已经死亡，把孩子放进一个塑料袋子里依然是一件让人无法接受的、“太可怕”的事情，并且还觉得把孩子蒙着脸放进冷柜里非常不得体：她们希望孩子躺在托盘上的样子尽可能像只是睡着了。她们没有受过APT的相关训练，所以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婴儿柔嫩的面部肌肤会被低温冻伤，造成不同程度的毁容，让来看孩子最后一面的父母更加难以承受。虽然在新护士入职的时候，我们会专门举办相关的讲座，向她们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让孩子们的脸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这真可谓是出于对尸检中“保持尊严”的执着而好心办的坏事。

“不过，这个的情况还不算太坏，”莎伦安慰我说，“没造成什么太严重的后果。”

但是，我依然充满了一种全部努力都被无视了的挫败感。我把婴儿的脸盖上，重重叹了口气后摔上了冷柜的门。不得不承认，我用的力气稍微有点大。莎伦放下了手里的计量尺，追问我：“拉拉，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那一刻，她一定感受到了我情绪的败坏不只因为眼下的情况。

事实上，虽然我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已经将近10个月了，但由于他经常出现一些奇怪的举动，我感到在这段关系里渐渐迷失了自己。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聊天，但总有那么两三天，他整个人音信全无，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干干净净。我做手术的日子刚好还赶上过生日，可无论在当天还是第二天，我都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他的关心：没有短信，没有电话，没有一点对我的手术是否成功的担心。他又一次的消失不见令我对他的全部怀疑变得无可辩驳，而我也再一次感到自己不像以前了，因为我不喜欢处于一个除了自怨自艾之外完全无计可施的境地。

不过，事情的后续发展已经无须我费心去判断和做决定了。一天晚上，我因为一通来自陌生号码的电话而彻底清醒了过来，虽然在我接听时，只是出于习惯地说了一句：“喂，你好。”

然而，对方的回答则相当不友好：“你就是卡拉？”是个女人的声音，说话的语气充满了恶狠狠的敌意。我瞬间紧张起来。在回答“我是”之前，我的心脏简直漏跳了一拍，并且当终于开口作答的时候，我的语气听上去更像是反问——仿佛本该质疑电话另一端粗暴之人的身份时，我反倒先对自己是谁产生了动摇。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电话号码会出现在我老公的一个小本上吗？而且为什么他还把它藏到我们的床底下？就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孩子睡觉的地方？”

在挂上电话之前，我除了一阵呜咽外发不出任何其他声音。

那些他不见踪影的日子。

总是他来找我而从不让我去他那里的原因。

我手术当晚他的缺席。

所有可疑的碎片，终于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答案：我不是他的女朋友——我只是一段婚姻中的第三者。

在接到那个电话之后，我感到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了。毫不夸张地讲，在我的生活中还没有过哪一刻能比当时更令我难受。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怀着满满的恶意将臭鸡蛋、剃刀刀片以及蛆虫之类的东西穿过肚子上的皮肤直接杵进我的胃里。血色一点点从我的脸上消失——毛细血管中由于失去了那种性命攸关的重要液体，而在皮肤上造成了因缺氧而出现的寒冷和刺痛感。我四肢的血液好像也被抽空了：先是我的手指和脚趾都感受到一阵被冰冷的针尖戳刺般的痛楚，随后这种感觉沿着我的手臂和双腿向上蔓延，最后抵达我的腹部——那里冷得简直像个冰窖。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脚，指甲全部开始发紫。随即我感到一阵眩晕。我的血液都跑到哪里去了？它们可能会流到什么地方呢？我是不是把它们吐出去了？不，不会的，我胸口处的那种强烈的压迫感让我相信我的血液全都集中在心脏里，但马上我又开始担心起这个像伽林形容的那般坚韧又脆弱的器官，会不会在承受了太多血液的压力之后再也跳动不起来，并且最终不受控制地崩裂开来？而且好像除了胸腔外，我的肚子那里也出现了很强的沉重感。沉甸甸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我不得不用手去试图托住它。

我跌跌撞撞地冲进浴室，在镜子中看到了一张和我平时在验尸间面对的死尸毫无差异的脸：苍白的脸、蜡一般质感的皮肤，凹陷的双眼，以及蓝紫色的嘴唇。在我的记忆中，我还没有晕倒过，但是由于看到过很多其他人如此，因此对于这究竟是怎样一番状况还是比较了解的。我向镜子更近地跌了过去，于是我的瞳孔一直在扩大，以至于我的眼睛看上去就像是黑色的。我凝视着镜中自己的双眼，却没有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倒影。相反，我看到了其他东西，一个好像是“血腥玛丽”的被困在镜子里的人影。我已经站不稳了，于是用双手撑在镜子上，一眼看过去我嘴唇上方成串的冷汗特别乍眼；最后，我终于还是支撑不住了，身体开始不断下滑，在镜中那个我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片血污。那片深红色的血迹，在我毫无血色的面容前仿佛燃烧的火焰般耀眼——这就是我在彻底失去意识前看到的最后的画面。

我彻底倒下了。

我失去了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在浴室中躺了多久，在我随着意识的时有时无而不断游离于生死之间的时候，那块廉价的浴室地毯给了我唯一的抚慰。我不认为失血过多是造成我晕倒的唯一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自己不愿意醒过来。

至少在那一刻，我完全不情愿。

我的室友丹妮丝是名律师，她每天的工作时间要比我长很多，而当她终于下班回来的时候，发现我仍以胎儿蜷曲的姿势躺在那块小地毯上。

“我的天啊！卡拉，你怎么了？”

“我流产了。”我回答的声音很微弱，“我不知道怎么会……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怀孕了……”我的声音衰减下去，因为实在没有力气把话说完了。

“我们现在要赶紧去医院！”丹妮丝一边跪到我的身边，一边尖声叫道。

到医院大概有10分钟的路程——我之所以这么清楚，是因为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我在那里给别人的宝宝做过尸检。

我知道，我不得不去。

之后，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并且在回归正常生活的过渡时期中，一直在服用抗抑郁药、止痛药、安眠药以及抗生素。它们在我的胃里就像一只只跳着舞的火精灵，因为虽然医生嘱咐我要在进食后服药，但我却总是空腹将整把药片一起吞下。我完全不想吃任何东西。

在药物的作用下，我一般睡到下午才醒过来，躺在床上透过拉开的窗帘看着外面。我尤其喜欢看夕阳西下的景色：视线里所有的一切都仿佛被一张黯淡的毯子遮盖住，渐渐变得越来越暗，直至最后全部消失不见，只剩下天边的一轮明月——这个变化的过程总能给我带来莫大安慰。也是在同一时期，我开始转而向一些过去从没有认真考虑过的事物寻求慰藉，比如宗教。我并不是以一种非常虔诚的方式，只是喜欢将乌钢石玫瑰念珠贴在脑门上的那种冰凉触感。然后，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又找出一片安眠药，随着我渐渐沉入药劲儿带来的昏睡中，手中已经变得温热的念珠被松开了。在再次遁入无边的黑暗之前，我又看到了那片由于流产而制造出的血污，好像它依然存在于我的身下，沾染在我的指间。

【注释】

[1]福尔马林溶液是用来保存器官标本的溶液，与甲醛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指的是一种气体。福尔马林溶液是将甲醛溶解在水中后制成的，主要用于停尸房或者组织学实验室等。

[2]哥特式是文艺复兴时期被用来与中世纪区分的艺术风格，以黑暗、恐怖、绝望、孤独、颓废等为标志性元素。——编者注

[3]《马克西姆》（Maxim），美国男性杂志，为读者提供关于性、男女关系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的内容。——译者注

[4]印第安纳·琼斯是电影《夺宝奇兵》系列的主角。——编者注

[5]迪克·惠廷顿是一个童话中的人物，是个贫苦的孤儿，去伦敦是为了发财。除了一只猫，他一无所有。——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