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部：寻觅归途的心之所在

我是自己心灵的葬礼承办人。每天，我都去领取它留在世上的可怜残余，安放在那小小的棺木中，然后用我的回忆将其深深埋葬。而我所做的一切，不过为了在下一个天亮，重复同样的哀悼。

——艾米丽·奥腾《维多利亚女王庇护所》

我经常看恐怖电影，懒得动脑子的编剧们常常设计出一些苍白又无聊的铺垫，比如“这是一所建立在印第安人墓地上的房子”，或者“这所孤儿院曾经是一座精神病院”！当然了，这样写可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影片里的孩子们会忽然变得着魔一般，为什么衣橱里会有一个通向地狱的入口，以及各种诸如此类的桥段。

但这种故事情节完全吓不到我。

我第一次到伦敦生活的时候，就住在墓地的后面，拐角处就是监狱，而正对着的建筑物则是一家精神病院。如果再增添一个印第安人墓地，那么我的生活就会变成活生生的万圣节电视特别节目。不过，这并不是我想说的重点。究竟是什么驱使我离开稳定而安全的家乡，跑到一部陈词滥调的恐怖电影里碰运气？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要得到更多的锻炼，在殡葬领域里更深入地走下去，成为一名具有资格的APT，而不是只赚一份尸检助理和实习生的工资。而更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则是，刚好发生了一件足以令我一生为之改变的大事。

2005年7月7日，星期四，那天早晨在我的记忆里始终如昨日般清晰鲜活。琼和我在8点左右进入验尸间，开始各自处理手上的案子，而安德鲁则像以往一样在办公室里坐在电脑前办公——处理完手上的文书工作，他就可以去休假了。琼和我并没有听电台节目，我们这一天的工作开始于是否再播放一遍拱廊之火^[1]的CD的争论——我那时对这支乐队格外着迷。而琼要是在争论中胜出，我们就改听根据巴赫作品创作出来的《沉默的羔羊》的原声大碟。最后琼赢了，但我觉得这很公平。

当我们正在进行尸体外表检查，以供稍后病理学家作为参考的时候，我们的节奏被他提前并且慌乱不安的出现打乱了。山姆·威廉姆斯医生是一个身材瘦高、有着典型英国人“合乎体统的”气质的男人，虽然在其他多数时候他的举止都有些另类，但这一次他表现出的慌张还是令我和琼没心思再拿他取乐，并且有点紧张地放下了手里的写字板。威廉姆斯医生将文件和公文包放下，关上正在播放的CD，将音响调到收音机模式。

“你们俩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琼反问道，满脸的困惑。

“我们7点半左右就在这里了，”我补充说，“并没听说什么呀。”

当你身处与世隔绝的验尸间，专心致志完成一场尸检的时候，整个外部世界于你而言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伦敦发生了一场大爆炸。”他告诉我们，脸色看上去格外苍白，“也有可能是两场。警方认为如果超过了一场的话，就不可能是意外事故。”

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应该如何去看待此类事件，但有一点非常确定，就是应该继续按照正规流程完成手上正在进行的尸检，毕竟每一位送到这里来的死者都理应得到认真的对待。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开着收音机，将它作为背景音，以便及时了解事件的最新进展情况。我们都有家人和朋友生活在伦敦，因此也都对他们的情况非常担心。在此之前，我们几乎从没在完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过尸检：不是偶尔拿手里的案子开开毫无恶意的玩笑，就是闲聊着前一天晚上我们都做了些什么。然而这一次，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说话，只有房间角落里的收音机在不断嗡嗡地制造着声响，音波在裸露的墙面和地板之间不断振荡。

时间仿佛我们经手的死者躯干上的皮肤，随着一点点被剥离，事情的真相也随之像肋骨和内脏器官般暴露出来。在英国的首都伦敦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由于四枚炸弹被分别安置在了城市的不同地方，通信线路全部瘫痪，在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人们完全无法确认亲友是否安全。这是我们这一代英国人从未经历过的大灾难。

在下午结束前，我接到通知赶往伦敦参与尸检工作，临时停尸房也作为警方“忒修斯行动”的一部分正在筹备中。所有四个炸弹设置点都要进行调查，所有残骸都要被运往足够容纳一切证据和受害人的中央停尸机构。同时，这一涉及面巨大的调查还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参与，包括APT、病理学家、人类学家、放射线技师、DVI（灾难受害者鉴定）团队、SO13（当时的反恐部门），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等。在伦敦市中心一个兵营中，供不同需求使用的帐篷以及临时建筑，正依照制订好的突发事件备战计划搭建起来。各项设施在那个改变命运的星期四结束之前都已经着手准备起来，并预计在第二天就能全部投入使用。

我之所以会被招募，是因为此前我在一个对英国境内类似灾难提供紧急救援的小组中登记了个人信息。在美国，有个和我参加的小组性质相似的组织，叫作“D-MORT”^[2]（停尸房灾情响应小组）。多棒的首字母缩写名称啊！甚至不需要了解每个字母都代表什么就能大致猜到这个小组是做什么的，而且听起来好像每一个响应召集的小组成员都会穿着X-战警风格的炫酷制服似的。而我们在英国的组织叫什么呢？法医救援小组（Forensic Response Team），首字母缩写就是“FRT”。如果再在里面加入“解剖”（anatomical）一词，那我就可以为“放屁小组”（FART）提供志愿服务了。我真心希望它能改个像“D-MORT”那样既能反映工作实质又非常时髦的名字，或者至少换成其他什么名字。不过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有些人注定不会重视这些聪明有趣的双关语或首字母缩写，他们永远理解不了在谈论一个话题时，其快速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能力有多么强大。我只想说，当在错误的语境中以“技术专家”这个词自称，并为“放屁小组”工作的时候，我是感到颇为失望的。好在那时候的我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专业上得到长远的发展，从而在未来参与到更多具有决策权的工作之中。

无论这种比喻恰当与否，被召集参与大规模死亡事件的调查，对我来说都和被吸纳入宗教团体有些类似。在选修法医人类学课程的时候，我曾学过一些大规模死亡事件以及大型合葬墓的相关知识，参加过“灾难应急”主题的讲座，作为“国际特赦组织”的成员出席过一些会议，并且对部分国际冲突的最新动态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我读过关于南斯拉夫以及卢旺达万人坑挖掘的纪实类书籍，因此也算是对APT可能有参与此类工作的需要提前做过一点心理准备。如今，忽然间轮到自己将理论化为实践，真正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了，我不禁因机会的降临而充满激情。我不想只守在电视机前，眼看着事件发生却无能为力。能够让我用平时磨炼的技能，在最大程度上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安德鲁在工作周结束后便前往气候温暖的地方度假，停尸房只剩下我和代理经理琼两个人。因此，我无比感谢她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同意我前往救援。

我是在7月9日星期六抵达伦敦的，飞机从利物浦起飞，早上7点便降落在伦敦城市机场，比坐火车要快了不少。我在8点前就已经到达了荣誉炮兵连的营房，而将近一半的APT——大多来自伦敦和南部城市——也已经就位。我随身带去了自己的工具箱，里面的东西包括对于我而言极其重要、在工作中已经完全离不开的面罩，我在日常工作中都会穿着的、上面写有我名字的白色护士用木底鞋，以及我的全套防护衣——以防万一需要用到。同时，我还带了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具，足够我在外生活上一段时间。虽然我们都被安置在了同一家旅馆，但是我完全没有时间将行李拿到房间里去。我听从指令将它们与角落里其他人的行李放在一起，然后就径直走到了一间临时用作更衣室的小房间，在换上统一提供的防护衣后迅速投入工作。

爆炸中的死伤者已经被陆续送来，而我则被整个救援系统运作起来时像上了发条的机械般的状态震撼了：每一组工作人员都仿佛其中的一个零部件，共同促成整套装置的完美运转。首先要对装着死者的运尸袋进行X射线扫描，以确保存在潜在危险的（比如弹片）或者对调查起关键作用的（比如炸弹的部分零件）残片的位置能被准确记录，并随后小心地收集起来。整个过程都要保证在病理学家的监督下进行。当运尸袋和残片都被移除后，死者的衣服仍不能脱掉，还要在病理学家的监督下再经过一次X光扫描，将遗漏掉任何重要线索的可能性彻底排除。

随后死者就会被移交给APT们，同时病理学家也会加入进来，以一个小团队合作的方式分别在四个尸检区展开工作。一个团队由一位病理学家、两名APT、一位摄影师、来自警方的物证采集员，以及一名SO13的成员组成，显然要比常规的解剖团队大很多，和法医尸检的人员设置非常相似。首先，由我们APT将死者的衣服脱掉，连同其佩戴的首饰也一起取下来交由摄影师拍照；随后，其个人物品会被进行DVI编号并妥善保管起来。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在这一步就获得丰富的信息，比如在死者的钱包里找到了确认其身份的关键证据，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确认死者身份都是件费力的事。

或许关于恐怖袭击事件我不应再讲述更多的细节了，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很多失去了挚爱亲朋的人至今仍然徘徊在伤痛之中，另有不少伤者如今也依旧承受着伤痛的折磨。如果我继续把尸检中的诸多事宜讲述出来，那实在太冷漠也太残忍了。

那些在紧急救援小组度过的日子里，我们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每天的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继到晚上7点或8点左右，但这还远不是一天的终点，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将整个停尸房清理干净，以备第二天的战斗。虽然我已经带了不少的行李，换洗的衣服也足够坚持几天，但没想到整整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还在那里。在高压的气氛下，我们这些每天密切合作的APT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亲近：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共进一日三餐，一起在结束工作后展开“事后检视”——我指的是一起到酒吧里面喝一杯，就白天遇到的状况讨论一番，为彼此创造一个宣泄感情的出口。我就是在这里遇见丹尼和克里斯的，他们都是伦敦大都会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俩的性格都很活泼、外向，并且在管理年轻的APT——乔西和瑞恩——的方式上与安德鲁大相径庭。他们经常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有时候还会聊起从前做过的一些令人捧腹的恶作剧。从解剖较大的尸块到开始检查较小的肢体残片，再到最终交由法医人类学家接手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总是有办法让我保持精神的振作。然后，终于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

自恐怖袭击发生后，6个月的艰难时光飞逝而过，我继续在市政停尸房工作，但在兵营中度过的那些高强度的日子将我置于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我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生活节奏重新变得缓慢起来，又或者说我有点怀念在一个快节奏的地方做着更有成就感的事情时，那股奔涌在心间的激情。忽然有一天，大都会医院开放了一个职位，招募具有认证资格同时工作能力强的APT。丹尼和克里斯想起了我们从7月起共事的那些时光，于是将信息转告给我，让我考虑要不要应聘。

我想过去伦敦生活吗？我想过在一家医院而不是在市政停尸房工作吗？我想做和我的学位相关性更强的工作吗？

所有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想，我想，我想。我猜这答案总算终结了我的两难处境。

我应聘了。然后，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此刻闭上眼睛，我眼前依然能清晰地浮现出当年我下了火车，走出尤斯顿火车站，踏上伦敦的土地时的情景。与北方相比，伦敦的空气中凝集着一种压迫感，有可能是由于常年温度都比我以往生活的地方高1～2摄氏度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太多的建筑物挡住了风，同时空气里还充满了汽车制造的废气——大名鼎鼎的伦敦烟雾。伦敦和拉斯维加斯完全不一样，但是却仍然让我产生了几乎被吞噬的感觉：潮湿，令人眩晕般的吵闹和明亮，汽油在道路上的水坑里制造出一道道彩虹，闪烁着不合时宜的光芒，一浪接一浪的人潮从街头涌过，所以我想要走成一条直线的努力总是以失败告终。我发现，对伦敦人而言，阅读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消遣。人们即使在奔波中也不会忘记阅读杂志、报纸，甚至还有书籍！

他们在走路的时候读书，在搭乘电梯的时候读书，虽然有些危险，但是确实在过马路的时候也有人手里拿着书。在搬到伦敦之前，我还从来没想过阅读也能是一件动态的事情。如今我仍然住在伦敦，并且开始渐渐喜欢上这个城市特有的怪癖：站在路灯下如饥似渴阅读的人们，“不要随意投喂鸽子”中“鸽子”（Pigeons）被人用“保守党”（Tories）一词覆盖住的红色警示灯，以及那些仿佛时时刻刻都有一个隐形的管理者在提醒着的规矩——“不要穿越黄线：请到站台后面等候”，“不要站在电梯左侧：请将左侧留给赶时间的行人”。唉，这里的规矩真是太多了！对当时的我而言，它们都无比陌生。我心里很清楚，尽管我已经搬到了大城市，开始逐级攀登事业上的高峰，但是却始终有种不安的感觉挥之不去，那是7月的恐怖袭击在我融入这个城市之前便投下的阴影。我希望这种不安不会持续太久。

作为一个初来伦敦生活的人，我有权享受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提供的住宿，虽然住宿楼在位置上紧邻着监狱、收容所以及墓地，完全可以作为拍摄恐怖电影的完美背景。住宿楼里面的环境也并不比周围好多少，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座已经废弃多年的建筑，设施陈旧而脏乱，我简直难以相信那些在医院里为救死扶伤倾尽全力的人，比如护士，竟然就住在这种地方。毫不夸张地形容，它甚至和集中营有几分相似：残破不全的窗玻璃、厨房里公用橱柜中的老鼠屎、铁丝网栏杆等。因为还要穿过一个尚处于毛坯状态的住宅区才能到达我的住处，所以如果天黑后再回去的话，走在路上我觉得非常害怕。偶尔我会和朋友一起出去喝杯咖啡，但是当注意到太阳开始落山后，我就会像个现实版灰姑娘立即起身告辞，然后沿着大街一路小跑，全力赶在太阳彻底落山之前回到我的“集中营”。

黄昏或许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但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们有自己独特的节奏。作为APT，我们需要每天早上7点到岗，然后从7点半开始，与病理学家辛格博士一起处理一例接一例的尸检。我虽然对于需要尽可能早地离开“集中营”甚至感到有些高兴，但是上班的第一天由于在医院建筑物间稍微有点迷路，还是比规定的时间迟到了一点。

“这是……？”第一天上班，我一进门就忍不住发出惊叹。当时，我被带到了一间小小的杂物间，里面有一台洗衣机和烘干机，以及一些我猜是用来放干净防护衣的架子。但是在上面，我并没有看到按照尺寸整齐叠放的防护衣。相反，倒是有很多都胡乱地堆叠在地板上。因此，我猜它们应该都是穿过后等待送洗的。

管理员丹尼对我说：“已经有案子送来了，赶紧找到合适你尺寸的穿上。”

说得倒是轻巧——我一边想着一边上下打量起眼前乱糟糟完全不配套的一堆（它们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绿色的），好在最后总算成功地从中刨出了几件“S”码的衣服和5号的惠灵顿靴子。很显然，这里并没有防护衣统一清洗的服务，APT“有责任”自己完成工作服的洗涤和干燥。想到自己是整个团队中唯一的女性，我隐约预感到从今往后这项任务可能就要落在我的头上了。

等进入验尸间以后，我再次不禁惊叹起来：“这是……？”我的新工作场所一共有6张解剖台，每一张都在使用中。比起我在市政停尸房已经习惯的工作量，这里要进行的尸检数量明显要更多。不过，当看到有3名技术员参与其中，我觉得可能情况不会太糟糕。真正令我一时有些困惑的是，竟然一大早工作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每一张解剖台上死者的身体都已经被打开，取出胸骨后露出的内脏在验尸间充足的光照下闪闪发亮。还有克里斯，作为助理管理员的他在每一位死者的尸检中负责做切口和取出胸骨的步骤。随着身影不断轻巧移动，他那已经谢顶的光头在灯光下不断闪烁着光芒。

“很好，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他很有威严地对我说。这时瑞恩也走了进来，身后跟着病理学家。“你在之前工作的地方一直采用的是Y字切开法吧？不过，我们这里的做法是切I字形，而且要确保切口足够低，这样死者家属就不会看到了。今天所有的尸体都还是先由我来处理，让瑞恩给你展示一下所有我们和你之前的工作不一样的地方。”

我点了点头。由于这时病理学家已经就位，随时准备好开始尸检，因此克里斯没有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来指导我缓慢上手一些陌生的解剖技术，比如切开一条直线。

“瑞恩，你和卡拉一起去那边，把方法教给她。”克里斯一边大声下达着命令，一边用一把血迹斑斑的PM40解剖刀指着躺在第一张解剖台上的死者说道，那个男人的胸骨和肠子都已经被取出来了。

我感到有些紧张，要我学什么“方法”啊？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都是各种硬邦邦的命令？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喝杯咖啡呢！

不过，瑞恩倒是一副对克里斯简单粗暴的行事风格早已习以为常的样子，以一种很轻松的姿态将我带到了第一张解剖台旁：“基本上我们是把全部内脏分成几大块取出来的，所以我猜克里斯是想让你先在这些死者身上练习一下吧。我给你示范一下，也好让医生在我的基础上继续往下进行，然后由你来完成其他5个人的解剖。”

“你的意思是说，用冈恩的器官取出法，而不是莱特勒的那套总被人误称为罗基坦斯基法的多器官联合取出法吧？”我说这话的样子十足像个自作聪明炫耀学识的家伙，“你觉得我还需要你教我这个吗？”一边说着，我还一边把面罩拽了下来，从顶端边缘上直直地看向他，就像一个在找学生麻烦的老师。

他很显然对他们使用的技术非常熟练，但是对这些方法背后的历史却并不了解。于是他看着我，满脸的惊讶：“嗯，接着说。”

“你们要脖子和舌头吗？”

“不要。那我去进行下一个了。”

虽然在市政停尸房的时候，我们通常都采用多器官联合取出法，把所有的内脏一次性取出来，但我也在其他停尸房工作过，无论是因为有人生病而过去临时帮忙，还是参加短期培训，当然还有伦敦爆炸事件之后的大规模支援。从中我学到的重要一点就是，要能根据不同的需求改变所采用的方法。

这里病理学家不想要脖子和舌头的偏好，让我的工作变得比较轻松。我朝向死者弯下腰，用已经磨合得相当默契的PM40解剖刀将死者的食道和气管在锁骨的水平层面横着切断。接着，我开始从死者肺部的后方施展起“刮舀”式的技术，拍击一阵来分离左肺，再拍击一番以分离右肺。随后，我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将位于肺部下方和横膈膜上方的食道、气管和主动脉切断，然后就能取出整块心肺区域，又或者说是广泛意义上的“内脏”了。这其中包含的都是对呼吸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器官，最关键的当属肺和心脏，它们都夹在两层纵隔胸膜之间，与其他夹在两层中的器官和结缔组织共同构成了将左右胸膜腔隔开的纵隔。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有利于病理学家迅速将精力全部集中于在死因鉴定方面起最重要作用的脏器——心脏的解剖上，而不必等到所有其他器官被依次取出之后。虽然每个人的死因各有不同，但是英国境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统计数据显示，仍以冠心病导致的心力衰竭或者心脏病发作为主。不过医学专家也表示，多数心脏病导致的早逝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吸烟、超重、高血压和（或）高胆固醇血症、酗酒以及缺乏运动等都会提高心脏病发作的风险。

我们为什么不能将保护心脏作为一种文化重视起来呢？这个珍贵的器官从其字面意思来讲就是我们生命存在的核心，而就其象征意义来看，也是无比重要的。古埃及人相信人类智慧（以及灵魂、人格、情感和记忆）的源头是心脏而非大脑，因此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只有心脏自始至终都安然地保留在其原本的位置上。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心脏认定为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一个分隔有三室的‘仓库’，贮藏着人类全部的生命力、理性和智慧。”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我们医学界的“梅尔·吉布森”伽林^[3]则认为心脏与灵魂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我们如今依然秉承这一观点）。我喜欢的很多关于心脏功能的著名论述都源自他。“心脏是一块非常强健的肉，没那么容易受伤。”他写道：“在硬度、张力、整体力量以及对外来伤害的抵御能力等方面，构成心脏的纤维都远远胜过其他所有存在，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心脏般耐力十足地勤勉劳作了。”无论是从物理层面还是从情感角度来讲，我都很喜欢他“勤勉劳作”的说法。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每一位正在阅读这本书的读者都曾因为感情上的纠葛，让他的心脏经受过一番刻骨煎熬。但是最终，痛苦还是被渐渐留在了身后，心脏在苦楚的废墟上顽强重生。

在12世纪，中世纪宫廷爱情的风行引起了人们观念上的又一次转变。解剖学上的心脏、我们现在在情人节卡片上都能看到的心形（在几何学上被称为“心脏形曲线”）以及浪漫的爱情三者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并且无论是在旗帜还是骑士的盾牌上，心形都象征着宫廷爱情。于是，尽管教会始终想实现垄断，将心脏作为圣母马利亚无玷之心和耶稣神圣之心的专属形象，但心脏的象征还是逐渐渗透到了大众文化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且在1480年左右，成了纸牌四种花色中的一种^[4]。

在我成为APT之后的职业生涯里，几乎每天至少都会有一次将心脏捧在手中的机会，并且几乎每一次所做的事情都大同小异：先把它们拿到水龙头下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在上面颜色深且厚的凝血块打着旋被从排水孔冲走后，就可以移交给病理学家进行解剖了。虽然对于整个过程我已经相当熟悉，但是无论何时，在我看来，心脏都是一个奇迹般值得惊叹的存在：惊叹于它们看上去确实和情人节卡片上的桃心非常相似的形状；惊叹于它们的大小虽然和我的拳头差不多，实际上却蕴含着足以支撑体格两倍于我的人完成生命活动的生物电；惊叹于它们在特定的情况下，既能停止跳动也能再次恢复活力——每当我捧着一颗心脏的时候，所有这些念头都会在我的脑海里一一浮过。然后，我就会觉得在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得到了赏识之后，我的心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跳动得更加有力。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动画片《宇宙的巨人希曼》里，名为希曼的主人公曾将宝剑高高举起并呼喊道：“赐予我力量吧！我是希曼！”随着话音的落下，宝剑大放光芒，而他也随即开始变身。我也很想像他那样做。我相信如果我将心脏高举过头顶，那么它就会像“耶稣圣心”那样发射出一道道光芒，然后我就可以大声宣布：“我拥有巨大的力——量——！”(https://www.xing528.com)

当然了，我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我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心脏权威地位的人。我现在经常会在博物馆教人按照我工作中使用的方法制作内脏器官标本。通常，我会给他们不同的选择：是肾脏还是心脏？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心脏是人们更愿意保存或“罐装”起来的脏器。他们试探着用手去戳做好的标本，出神地凝望着（一般都是情侣一起来做），然后在完成的时候互相交换，并说“亲爱的，我把我的心奉献给你”，诸如此类的话。

然而，心脏其实也只是一个脆弱的蛋白质结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伽林说的那样，“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像心脏般耐力十足地勤勉劳作了”，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境里，心脏简直就像干花一般脆弱，稍不留神就会破碎。

可能我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走神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克里斯突然朝我大声叫喊起来：“别光站着发呆啊，姑娘！我们之间是有比赛的，看谁解剖的速度最快。最后一名要给所有人买午餐！”

和我过去工作的停尸房相比，这里的6张解剖台在数量上实在胜出了不少，所以按照轮班表的安排，我们每人每天需要解剖多达5～6具成人尸体，我也就再也没办法像过去那样避开肥胖死者的尸检了：在市政停尸房的时候，由于体型小巧，我在这一点上受到了同事的特别照顾。每周，都会轮流有一名APT专门处理文案工作，于是在那一周里，他只需要进行围产期死亡（婴儿）的解剖，而成人的案子则全部由另外两三个APT处理。因为我们的人手相对比较充足，每个人又都经验丰富，因此所有的案子都能在上午10点之前搞定，这也是令我感到颇为不适应的一点。按照市政停尸房的节奏，每天我只需要进行两台尸检，而相关的文书工作可能要一直到午餐时间或者下午一点左右才能完成。我也已经很习惯葬礼承办人在下午不断来来往往，从外面运送死者进来，或者将已经进行过尸检的死者送往殡仪馆。由于我在那里的“实习生”身份，门铃响了之后的应答自然也是我的职责，另外我在处理文书工作方面也被训练得格外得心应手。由于当时我每天的工作日常就是如此，慢慢地，我就像巴甫洛夫的狗^[5]一样对所有“叮——咚”的声响建立起了条件反射^[6]。而在如今的办公室里，多数时候都有专门的职员来负责此事，我再不需要时刻准备着去应门，并且门铃也被对讲机所取代了。

很显然，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后，我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去适应其中的不同。一件让我对伦敦（又或者可能只是对我所在的新停尸房）感到很不适应的事情就是对“傻瓜”这个词的使用。在英国北方，这个字眼简直就是语言领域的“伏地魔”（《哈利·波特》中的大反派），绝对不能公开说出来的。如果你不小心在与人争吵的过程中用它爆了粗口，那么很可能整个房间都会在瞬间安静下来。然而在大都会医院，它却像句子中的标点、食物里的胡椒一样几乎无处不在：“傻瓜，给我拿杯咖啡来！”或者“先把尸体的围度测量一下啊，你个傻瓜！”上一句话里说，下一句话里还会接着说，每一句话里都在说、不停地说。

我绝对不会对这样的称呼做出任何回应。

我不知道生了孩子以后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但我认为在大都会医院的工作经历让我对它的想象八九不离十。与为7月7日的爆炸而成立的临时停尸房中男女混合的性别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都会医院的停尸房是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团队，小小的空间里充满了雄性激素。在所有APT新人中，相对比较成熟的乔西会为整个环境增添一些贴心的敏感和通情达理的气息，而瑞恩则明显更自负一些。虽然我把其中的三个人称为“恐怖三人组”（我排除了乔西），但实际上他们四个已经彼此相熟很多年了，或是关系密切，或者根本两家就是世交。所以在他们之间有一条很坚固的纽带，让我始终觉得被排除在了一个小圈子之外，试图融入，却总是只能从远处眼巴巴地观望。

我认真回想了一下，在我的人生中还没有过哪个时期同时与这么多的男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再结合我刚刚才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转折，因此问题最终的暴发也基本可算是在意料之中了。我的内心其实相当脆弱，虽然在大多数时候我看起来都很坚强，但是身处男人圈子里的我简直就像易败的花朵，那真不是一个适合我生长的环境。他们不停地吵架、不断搞恶作剧，那些无理的嘲弄会波及到每一个人身上，无论是否属于我们这个团队。因此，当后来回忆起在大都会医院和那些“闹腾的”男孩子度过的时光时，我总会尽力去想其中好的部分，而不让他们的顽劣成性成为往事的主旋律。

有个葬礼承办人不时会到我们这里来，比较特殊的是，他有一只手是残废的。我的两个同事经常跟他闲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和正常无异，但实际上却心怀鬼胎，都狡猾地试图在对话中尽可能多说“手”这个字眼，并且暗暗比较着谁做到的次数更多。

“用不用我来给你搭把‘手’啊？”其中一个说，并且在“手”字的发音上进行了一番过分的强调。

“不用吧，我看他能着‘手’处理好的。”另一个一边说着一边还使了个眼色。

“如果你觉得需要我们帮忙的话就直说，我们‘手’上现在都没其他的事要干。”第一个又说话了。

我能感觉到，其实承办人心里对他们俩戏弄人的意图一清二楚，只不过是不跟他们计较且尽量不受其影响罢了。但是作为被嘲讽的一方，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倒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糟糕的住宿条件、环境上的巨大变化，以及停尸房的整体氛围。生活开始变得像一杯由各种负面因素调制而成的鸡尾酒。或许，这是因为我就住在印第安人墓地旁边造成的？搬来伦敦一两个月之后，我在地铁站旁找到了一处合租房，距离停尸房大概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虽然迫于伦敦的物价，我不得不与陌生人分享同一个屋檐，但就生活质量而言，搬离“集中营”仍然是“必须中的必须”。相比起曾经拥有“玫瑰屋”的时光，我感到眼下的生活水准真的是一降再降。

我们与生俱来的力量会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学识的丰富而变得不断强大，但是我要毫不掩饰地承认，在那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在变强。我只是一天天地周旋在孤独和寂寞的旋涡里，每天从早上7点就开始通过繁重的工作拼命屏蔽负面的情绪，而为了能晚些回到那所一个熟人都没有的房子中，下班后我还坚持去健身房锻炼，因此我的疲惫感越来越强。就连我异地恋中的男朋友，也察觉到我开始对于每晚的例行通话变得缺乏热情和积极性。虽然按照每天的惯例都要进行四到五台解剖，然后还要周旋于吵闹的男人之间已经让我在体力上相当透支，但是这些却没能阻挡我去健身的脚步。当每一个漫长的工作日总算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脱下防护衣，把它和其他人的一起扔进洗衣机里，再换上我自己的短裤和背心，到健身房耗尽最后一丝体力。令我感到挫败的是，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依然有人说我变胖了：“你每天都去泡健身房怎么反而更胖了？你是不是练完以后回家就开始狂吃啊？”考虑到提问的人本身长得其貌不扬，并没有什么取笑别人的资格，因此他的评论尤其令我感到不安，我开始不断反思自己：我为什么会变胖？这怎么可能呢？我完全无法理解，因为每天我忙得几乎连坐下休息和吃东西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开始把每天去健身房的次数增加到两次，除了照常每晚去休闲中心的那家运动之外，还会利用午餐时间到医院的健身房里运动上45分钟。

谢天谢地，我的体重增加是暂时的，那只是我新换的口服避孕药带来的副作用之一。然而，来自同事们讽刺性话语的攻击却从未减少。他们不仅互相冷嘲热讽，对我和其他的访客也全然不放过。小心提防着他们，或者时时刻刻都在猜着他们接下来会搞什么鬼把戏实在令人抓狂。有时候，可能他们也对自己制造的麻烦感到了厌倦，所以一到下午就拉上窗帘小睡一阵。每当这时候，一种得到解脱般的舒畅感就会将我环绕，难得的安静时光让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个为照顾孩子而疲于奔命的家长，总算得到了片刻喘息的机会。我会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开始为获得学位埋头学习，并不时去接待一两位来访者。“嘘——”我示意他们放低声音，并小心把身后办公室的门关上，以防吵醒熟睡中的“孩子们”。

然而，“孩子们”最终还是会在3点左右自己醒过来，那么一直到这一天结束，我都在验尸间里不停地打转，哪怕所有的尸检都已经完成，清理工作也已经做完。我会通过清理工具的细节之处来打发时间，比如擦亮手术刀的把手、用镊子把堵在排水口的头发夹出来、整理抽屉和托盘、把我们所有人穿过的防护衣扔进洗衣机、将已经洗完和晾干的叠好、按照尺寸和颜色将它们一摞摞分类码放整齐等。为了保持忙碌的状态，我不断地给自己找事做。如果实在没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情了，那么我就离开他们，到我在需要透口气时常去的地方，让那里安静的空气灵药般将我拯救。

就这样，我在大都会医院的停尸房度过了大量的孤独时光。

我当然没有社交障碍，不仅没有，而且还喜欢抽出时间和来访者交流，尤其是那些第一次运尸体过来或将死者送去殡仪馆的葬礼承办人。每周四下午，我还会在听与学位相关的课程讲座时与其他APT见面。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我还经常和同事一起外出，虽然只是为了多交几个朋友，一起喝上一杯或者吃点东西，并没发生什么浪漫的剧情。在我看来，接受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同行傍晚约会的邀请，无论对方是男是女，都算不上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我在陌生的城市中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的客观情况。但是刚好那段时间和我一起工作的葬礼承办人和APT都是男性，所以是不是我的社交生活让停尸房的同事对我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会不会在他们眼里，我是那种在北方老家有个男友，到了伦敦依旧耐不住寂寞的类型？所以才会对我那么粗鲁？但实际上，我不想卷入和任何人的关系之中，甚至连他们的解剖也不想涉及，我严格地将与人之间的交往控制在工作范畴之内！我和远在北方的男友之间的关系正走向终结，在这种节骨眼上，我就更不想再往我南方的生活中引入什么新的纠葛。我连最起码的生活基础都还没有：我喜欢在其中消磨时光的家、贴心的女闺蜜、体面又靠谱的发型师，以及一家中意的咖啡馆。这些全都没有。我只是一个不断为了活下去而付出着劳动力的殡葬师。我渐渐开始享受起这种孤独感，于是与那些男孩子之间的隔阂越来越重。连工作的时候我都会戴上耳机听音乐，将他们所有的吵闹声屏蔽掉。我始终坚信，所有的死者都值得获得小心且细致的对待。

另外，我也不想因为被他们分心而失去一根手指。

另一件我必须全力守护的东西是我的心。但是脆弱和孤独感经常来势汹汹，迫使我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一个平日里会帮助我、向我传递友好和感性信号的人，给我的所有情绪一个释放的出口。我找到的那个人就是乔西，整个团队中最年轻的APT，也是我唯一愿意与之交流心事的人。我究竟有多喜欢他呢？其实连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太不喜欢其他人了，以至于他成了我想要获得友谊和情感陪伴时的唯一选择：在我对“恐怖三人组”的好感度和对乔西的喜欢之间，似乎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乔西细软的棕色头发和温柔的天性很显然对受伤的心灵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比如说对我。在那时，我最需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感和友情，为了得到这种情感抚慰，我已经在寻寻觅觅间走了很远的路。

每当“恐怖三人组”睡着或者不在的时候，又或者一天的工作全部完成之后，乔西和我经常坐在一起，一边看电影一边等着停尸房对讲机忽然开始嗡嗡作响。

“什么？你竟然从来没看过《魔幻迷宫》？”有一次我们聊天时他惊叫道，然后表演了一句我猜是电影中的经典台词：“我不为任何人改变星图！”

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啊，这个是电影中的台词，明天我把光盘带来一起看吧。”第二天，他真的说到做到了。我们并肩坐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其他人则在一旁打着瞌睡。当偶尔被一两个前来领取尸体的葬礼承办人打断时，我们就按下暂停键着手处理，不惊醒熟睡中的人。后来，再和他一起如此共度午后时光时，我在心底不由自主地生出了想给时间按下暂停键的愿望，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停留在一切喧嚣吵闹都不存在的安谧中，安闲地彼此聊天作伴了。

我猜我的感情可能来得过于汹涌，但却不是一朵粲然绽放的玫瑰花，更似只能在夜晚、在错误和黑暗的时间里盛开的月光花。一旦感知到阳光的存在，它的花瓣就会紧紧闭合起来。考虑到乔西已经和女友交往多年，我猛然醒悟过来这样的关系和处境对我而言都是很危险的。我意识到就算我的感情需要一个出口，就算我需要去“沐浴阳光”，需要找到情感上的寄托来将伦敦变成有归属感的第二故乡，我还是找错了寄托的对象。虽然实际上我和乔西之间并没有真的碰撞出什么浪漫的火花，但我仍决定直面让我陷入困境的核心，并开始考虑找寻新的出路。我想我会永远对他心怀感激，因为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是他慷慨地赠予我最宝贵的友谊。

有时候，APT会将不需要进行尸检的死者——也就是所谓的器官捐献者的心脏取出来。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如果捐献者已经彻底死亡的话，他的心脏便不能完全移植给另一位需要完整心脏的患者。一般而言，一颗心脏能够全部移植的前提条件是捐赠者已被确认“脑死亡”，但身体尚保留生命体征。在这种情况下，其家属往往需要做出一项艰难的抉择：关上呼吸机，将移植一颗鲜活心脏的机会留给接受者以及外科医生。与此相反，若捐赠者已经死亡一段时间后才被运送到停尸房的话，那么其心脏瓣膜则成了器官捐赠的关键，可以为需要进行瓣膜修复或移植的患者创造生机。在瓣膜移植手术中，死者捐赠的人类瓣膜被称为“同源移植”，除此之外，人工瓣膜乃至猪、牛的瓣膜也能应用于手术之中。虽然不像心脏的移植对时间有那么紧迫的要求，但瓣膜移植的手术也应该在捐赠者死后48小时之内完成，并且以死者在死亡后6小时内被送入冷柜为前提。如果没有冷冻的条件，那么移植时限就要缩短到捐赠者死后12小时之内。对于送到停尸房的死者，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内将其心脏取出，小心谨慎地包好后急速送至相关的组织库，于是，另一位活着的患者就能从这颗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中获得宝贵的瓣膜，从而延续生命。

克里斯在心脏摘除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并且在有一天的尸检中对我进行了一番详尽的指导。公正地讲，虽然他身上有各种毛病，但却是我在大都会医院遇到的知识最渊博的APT，总能为尸检中出现的各种状况提供积极有效的处理方案。开始动手之前，他首先介绍了一下专门为移植而准备的各种器材，随后将其中一把特制的PM40解剖刀递给我：“你就像平时那样先把切口做出来。”我接过来，按照惯例把死者笔直地切开，用同样也是特制的肋骨剪取出胸骨和肋骨。

“现在我来继续后面的。”他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却并没有像平时那样拿起我用过的PM40解剖刀。只见他打开了一个由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血液和移植协会（NHS Blood and Transplant Services，NHSBT）提供的心脏摘除工具盒，这套一次性的工具专用于从供体中摘除器官，这样可以有效地将交叉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

“来，你看着。”他带着一副很有权威的派头开始工作，同时不忘给我进行讲解，“这和取出整个心肺区域的操作有很大的区别，你要用这种一次性剪刀把心包剪开。注意，一定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能让它的尖头碰到肺或者其他组织。”

心包，有时也被称为“心囊”，是包裹着心脏的一个由浆膜和纤维膜构成的双层膜结构，在其和心脏之间存在有浆液，对不断产生生物电脉冲的心脏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使其在活动时不致因与胸腔间发生摩擦而受伤。

克里斯小心翼翼地剪开了两层心包，将被精心守护着的“珍宝”暴露出来：这时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心肌与众不同的水平纹理。

“现在，我们要用一次性解剖刀进行下一步了：切断心脏上方的血管。下刀的位置越靠上越好，因为越往上的话移植的成功率就越高。”解剖刀按照他所说的那样落下去。很快，他便以和希曼相同的姿势将一颗心脏捧在了手里。当然，他并不会因此而变成希曼。

“去拿两根拭子过来，在它的两个不同区域上分别采集一份样本。我帮你拿着，你来干。”我按照他的要求完成了采集，然后在拭子上做好标记，这是为了方便NHSBT在签收心脏后进行传染源的排查。

“下一步我们要用‘哈特曼’（Hartmann）溶液把它冲洗一下。”他的话音刚落，我就难以置信地提出了质疑：“‘心脏人’（Heartman）溶液？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他愣了一下，转瞬就意识到我闹了笑话：“哈哈哈，不是。‘哈特曼’只是一种和血液很相似的溶液的名称，就是你在打点滴的时候会用到的那种。”

“啊。”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了。“哈特曼”溶液是一种由1898年出生于美国的儿科专家A.F.哈特曼研制出来的等渗溶液。它和血液的渗透压极为相近，或者说它与血液有着几乎相同的渗透性或“液压”，于是经常被用于静脉内给药，即门诊中常见的打点滴，还可以用来补充各种原因导致的体液和电解质的大量流失。而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中，它则被用来维持心脏在运输途中状态的稳定。

在经过一番清洗之后，这颗珍贵的心脏被放进了一个一次性使用的塑料包中。装好后，克里斯递给我一个聚苯乙烯的盒子，让我把装着心脏的塑料包、之前采集的两根拭子一起放入其中，并在周围放置了多达1公斤左右的冰。

“接下来就都交给你了，”他说，“去把它们打包好吧。”

非常巧合的是，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打包。不过这一次，打包的是我自己的全部行李。我并不会搬得很远，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次搬家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在我们的三居室中，住在最大的那一间的室友马尔搬走了。刚好我在参加国际特赦组织的会议时认识的一位律师朋友丹妮丝需要找一个新住处。于是，我便搬进了更大的那一间，而她则住到了我曾经的房间里。一时间，我的心里生出了一丝归属感。我现在和朋友住在一起了，还可以在上课的时候认识其他同行，幸运如今天，还学到了新的技术。

这一刻我相信，一度支离破碎的生活开始重新结合成一个整体了。

【注释】

[1]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支独立摇滚乐队。——编者注

[2]mort：通知猎物已死的号角声。——译者注

[3]伽林（Galen）是亚里士多德之后古希腊的一位医生和解剖学家。——编者注

[4]考虑到心脏的形状其实还有一个相当淫秽的意象，教会曾经想要“拥有”其作为一种宗教标志的事实就会让我觉得非常可笑：心脏形曲线其实代表着外生殖器。它正着的时候是阴道的象征，而颠倒过来则隐喻着睾丸。

[5]著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用狗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每次给狗送食物之前打开红灯、响起铃声。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铃声一响或红灯一亮狗就开始分泌唾液。——编者注

[6]有时候，我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每当后厨通过按铃的方式通知服务生热菜已经做好了的时候，我的这种条件反射就会闹笑话，因为我也会应声从座位上跳起来。离开市政停尸房后，我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渐渐控制住这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