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貌取人，以形取物：重新审视评价的方式

如果你的心在燃烧，你的外表就会宛如一轮皎洁的明月。

——巴勃罗·聂鲁达

一天早上，我冲进办公室去找安德鲁，他还像平时一样正在电脑前办公。我的兴奋根本控制不住。

“终于等到了！”我几乎尖叫道。

他抬眼看我，微皱着眉头。

“为这一天我等了好久了！”我向他招着手，“跟我过来看看！”

带着点好奇，他跟着我走到了冷藏室。推车就停在宽敞大厅的中央，我跑到它后面，像一个正要给观众展示奇迹时刻的魔术师那样大张开双臂，让他能更清楚地看到运尸袋以及里面的尸体：那是一个衣着普通的男人，但是……却穿着女士的内衣。而且那不是随便什么女人的内衣，而是完整的粉色蕾丝套装，非常紧地绷在他的身上，看起来令他的下身尤其不舒服，一切都被挤压得很厉害。那个画面真的很令人惊讶，蕾丝内衣不仅与他粗糙的面容和胡须产生了强烈的不协调感，而且与他此刻被拉到下巴底下的T恤以及被脱到膝盖以下的运动裤，在风格上也冲突得厉害。

我之所以会特别兴奋，倒不是因为我觉得变装本身有什么可笑之处，而是在那一刻，在这具出乎意料的尸体出现的时候，已经接受了一年多训练的我，终于产生了自己被殡葬师这一领域所接纳了的归属感。每一位殡葬师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一些可以拿出来分享的独特经历，而这种分享在我看来尤其意义重大。不过，我会特别提到这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希望由此展示出尸检的本质，不仅仅是取出内脏，用一系列高精技术来分析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的秘密。实际上，尸检从死者被送到停尸房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从尸体的外表开始进行了。有时候，一些外在的东西能够为判断死因提供重要的线索。

在大多数地方，冷柜都是开着的，早上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照登记簿检查里面的尸体情况，有点像在离开了一整晚之后对死者们进行一番盘点。万一半夜有警察在街上撞见了死亡事件，又或者有人被从医院推了进来呢？多达四到五层的冷柜能够同时容纳多具尸体，他们各自的气味在停尸房上空融合在一起，调制出一杯令人眩晕的、以死亡为基酒的鸡尾酒。在人手不是很多的停尸房，在尸检开始前或完成之后还要对新送来的死者进行登记。但在人手充足的地方，就可以和其他同事一起分工完成解剖以及检查尸体的其他相关工作了。每一步对整个尸检而言都非常关键，通常情况下需要至少两个APT合作完成，以便能够互相印证。

就像礼物一样，尸体被送来时也都包裹着。有时候用的是白色的棉布床单，这种情况下的死者大多来自医院，有些则被装进白色的运尸袋或者由白色塑料布包着。从最初在市政停尸房实习开始，一直到告别APT的岗位，我从不认为每天早上都有新的运尸袋要打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在拉开了拉链却还没将袋子完全打开的那一刻，我的动作会出现短短一瞬的停顿，同时感受到满满的悬念：里面装着的会是什么呢？这种悬念让我想起小时候东卡公司的玩具Keypers。那是一种用塑料和橡胶做成的颜色亮丽的动物玩具，上面有一把结实的小锁，能够让人把不想被好事的兄弟姐妹们看到的秘密藏进动物的身体里。其中有一款是优雅的粉色天鹅，还有一款是桃红色的蜗牛。我的那只是风格迥异的、淡紫色的威风骏马，我非常喜欢它。它也是唯一一个没让我动起解剖念头的玩具，因为它的身体本身就是打开的，我很容易就能看到里面都有些什么。这个装满小小惊喜的朋友，名字叫“发现者”！

而且它们不仅身体里装满着惊喜，就连味道闻起来也十分特别。虽然气味独特也是运尸袋的重要特点，但却完全是两回事。

可以很知足地说，在停尸房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像在过圣诞节。这种感觉在有一年的12月尤其强烈。一天早上，我们打开运尸袋，发现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体型丰满、头发和胡子雪白，并且穿着一身红色套装的老人！直到今天我都不是很确定，究竟是他故意穿得像圣诞老人，还是只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一旦尸体被取出，从第一眼开始，看到的各种信息都会被记录下来：衣着、首饰、现金或钱包、医疗干预、文身以及明显外伤等。死者的身高会用计量尺进行测量，随后他们躺着的托盘将会被转移到手推车上，通过操控按钮，在一阵电子设备的蜂鸣声中把推车调至合适的高度，上面自带的天平还会同时测量出死者的体重^[1]。这些都是葬礼承办人提前设计棺木时需要参考的重要数据。

随后，死者的身份标签也要再确认一遍：死者的腰部和踝关节处应该分别有一个标签，并且它们所显示的信息必须一致。如果负责运送的工作人员没有对死者所佩戴的首饰进行登记，那么还需要将这些信息补充进去，并由接手的APT进行复审。在做记录的时候还有一些特殊规定，比如类似“金”“银”等词汇是不能使用的，因为我们并不能非常确定首饰究竟是由何种金属打造的。如果我们在个人财产登记表中填上了“金戒指一枚”，而家属在死者的遗物中并没有找到，因为那可能只是个从“Topshop”^[2]买的金黄色锡环，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因为“弄丢了一枚金戒指”而遭到起诉。所以为了确保严谨，我们会写“白色金属”或者“黄色金属”。到了每年的12月，我在记录个人财产的时候喜欢以唱歌的调子宣布“5个黄色金属环”（Five yellow metal riiiiings），特别有圣诞节的气氛。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也不会使用“钻石”或“祖母绿”之类的字眼，而会代之以“白色石头”“绿色石头”之类的说法。

停尸房冷柜中的空间是非常珍贵的，简直就像紧俏的地产。来到这里的人们都急需赶紧办理“入住”，所以死者被运送进来、接受尸检、转运往墓地的整个流程必须在几天之内全部完成。冬季的死亡率通常会比其他季节高一些，停尸房的工作人员会因为空间不断被占满而变得焦虑。他们很担心万一出现某种原因造成的大规模集中死亡，或者由于天气寒冷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上升，就会打停尸房一个措手不及。

“假如冷柜太满了怎么办？”那还是我在停尸房工作的第一个冬天，看到送来的死者数量不断上升而不由慌了神，急忙跑去问安德鲁。

他向我解释道，如果一具尸体太久没有得到处理并按流程移交至丧葬部门的话，就会向负责的验尸官收取一定的租金。“这有些像收取死者的房租。”他说，“我们这里就是死者的‘家庭旅馆’（Bed & Breakfast）”。

“好吧，但我们只提供住宿，不供应早餐。”我眨巴着眼睛说，安德鲁笑了。他也并不总是那么严肃的。

随着各种信息确认完毕，对死者的第一印象算是基本形成，接下来就要展开外表检查了。除了已经登记的情况外，视觉线索能为完成拼图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死者的体型无论是特别强壮还是格外瘦弱，都可能与他们的死因息息相关：是厌食或者一些消耗性的疾病导致了器官的衰竭？或是肥胖引发的心脏病发作？还有一些肉眼可见的外伤或症状可以提示在死者生前发生过什么。另一类从尸体外表需要注意收集的证据，是根据法医学上最著名的“罗卡定律”（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定义的，也就是所谓的“但凡两个物体相接触，就必会产生物质的转移”。

这条由法国法医学家、犯罪学家埃德蒙·罗卡于1910年提出的基本定律，适用范围包括了所有犯罪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出现过的“痕量证据”：头发和纤维、血迹和精斑、鞋印和车胎印等。这条定律在犯罪现场、死者以及凶手身上都有所体现，因为任何事物间的接触都伴随有物质的转移。具体到我们判断死因方面，从尸体显示出的一些性征上，我们能够初步判断出死者生前是否卷入了吸毒或者滥用暴力等麻烦，树叶或者小树枝提示某人可能死于户外，而若有笔帽、报纸或者其他日常垃圾粘在尸体上则意味着尸体有极大的概率是在一所整洁度堪忧的房子中被发现的。

信息的不断丰富令一个画面很快在我们的脑海中成形。

另外，能说明很多问题的还有尸体的颜色。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所有的死人都是毫无血色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们中有些简直无比苍白：那是一种与通常的象牙白相比更贴近鸽子灰的颜色。分辨微妙的颜色差异可能会需要一定经验的积累，但一旦你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就具备了通过死者肤色的苍白程度判断其死因是否为腹主动脉瘤破裂（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的能力。“AAA”导致的死亡来得非常迅速，主动脉中动脉瘤的破裂导致血液大量涌入腹腔，令死者看上去就像是哈默的恐怖片中刚刚被吸血鬼吸干血液的受害者，因而成为我们尸检人员做出判断的有力依据。

还有一种死因会让尸体显得比一般情况更粉嫩，这时就基本可以判断其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了，因为一氧化碳能够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相结合，让死者呈现出一种近似樱桃红的肤色。（血红蛋白是血液中携带氧分子的主要化合物，而一氧化碳的出现破坏了它们正常执行功能的能力。）而与之正相反的是，有一类死者外观呈现出青紫色，他们可能死于由各种原因引起的缺氧，比如窒息。尸体如彩虹般多样的颜色不断为APT提供着推测死因的线索。荧光黄？肝衰竭。紫色？充血。绿色？这么说吧，在停尸房，越少提到绿色越好。

对我们冷柜里的暂住者需要进行的另一项重要的初级检查，是查看其是否配有用来调节心跳的心脏起搏器或者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心脏除颤器）。如果死者选择火化，那这些移植的设备就必须被取出来，不然它们会在高温下发生爆炸。而且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考虑，它们也应该被取出来，因为都是可以整个或部分重复利用的。（完整且可以正常工作的心脏起搏器可以捐赠给“Pace4Life”之类的慈善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患者提供救助。）对需要进行尸检的死者而言，他的起搏器会作为尸检例行程序的一部分被取出来，而如果不进行尸检，那么则另有一套微创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

第一次从尸体中取起搏器的时候，我简直想杀了自己。要知道，心脏起搏器和ICD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在切下第一刀之前，你就必须判断出死者体内植入的究竟是哪一种。

是杰森教会了我这项技能。虽然这项技能还是需要通过手术操作，但仍是最快并且最容易上手的技术之一，因此是对实习APT再好不过的一种锻炼。一天早上，他递给我一些手套和一个塑料围裙，问我是否准备好“勾掉训练和考核记录上的一些项目”。手套和围裙让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清洁工，不过实习APT在停尸房最初的几周里确实多与海绵为伍，要干很多清理水槽中的毛发和黄色污泥之类的活。虽然听起来有点恶心，但确保水槽不被任何人体残余堵住其实是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并且当用镊子将残骸清理干净的时候，我会莫名有种满足和被治愈的感觉。随着我把血块、头发之类的东西从出水口扯出来，我觉得自己仿佛已经遁入了一种“禅宗”的境界，而到禅修圆满结束的时候，水槽也会变得干净发亮。虽然在此之前只做过清洁，但是当杰森去取一些缝合线、剪刀、解剖刀之类的东西时，我立刻就猜到了他所指的“一些项目”是什么。我们已经得到了家属的许可，而在这之前我也多次看他取过起搏器了。现在，终于轮到我上场了。

我用手触摸死者的左胸，以便确定起搏器的位置，我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它的轮廓。虽然在一般情况下透过皮肤进行定位并不是什么难事，但由于起搏器是一个很小巧的装置，所以如果死者体型比较丰满的话，那么皮下脂肪组织就会模糊它的边界。植入起搏器，可以通过微小的电脉冲，使心跳维持一个不徐不疾的平稳节奏——这或许会令“金凤花姑娘”^[3]感到非常开心，帮助患者控制心律失常，所以小巧且亲和人体是起搏器在设计上的必要条件。

就在我拿起手术刀，犹豫着准备在起搏器平坦的正面切下去前，我快速抬眼看了一下杰森，他提醒我：“你确定不是ICD？”

ICD是一个比起搏器大的装置，很容易通过体量上的差异来区分两者。但是在眼前的死者身上，我并没有看出来，或者说并没有感觉到足够大的区别。ICD被植入存在心脏骤停风险的患者体内，一旦患者发病，就会释放大量电流，刺激心脏重新恢复跳动。取出起搏器的那套方法对ICD并不完全适用：如果一个毫无防备的APT不小心用金属器械切断了它的电线，那么丧命于巨大电流下的风险极高。因此，在处理ICD的时候，需要提前与诊所取得联系，请心血管生理学家过来将其关闭。在接到通知后，他们会带来一个可以关闭并测取读数的小机器，以保ICD确实“失活”了。经过如此这般处理之后，ICD就可以和起搏器一样通过手术安全地取出来了，只是造成的创口会略微大一些。

“我很确定那就是个起搏器，洪，不过就算是ICD也没关系，你还穿着橡胶鞋呢！”杰森一边说着，一边朝我眨眨眼睛。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是我第一次在人体上动刀这一点外，我倒不觉得有什么可紧张的，因为我只需要划开一条两英寸^[4]不到的切口，对此我有自信可以完成得很好。另外，我刀下躺着的也不是个大活人。虽然对多数在停尸房工作的人而言，死者与一般人无异，但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活人和死者仍是截然不同的。后来，在我第一次进行完全切开的时候，厌食牙医身上的褥疮带给我的不仅是一阵切肤之痛，更是唯一一次生死界限的模糊，但是后来很快我就再次免疫了。我的大脑构造好像令我尤其坚信死者不会对解剖刀有知觉，因此我只需要专注于手上在做的事情，并且完成我的工作就好。

我很轻松地操作解剖刀做出了短短的切口，刚好横跨起搏器平坦的上表面。随后，我用戴着手套的拇指和食指从两侧对其进行挤压，皮肤上的切口像极了大张着正在打呵欠的嘴巴，中间露出的黄色脂肪组织和起搏器表面的光泽令我联想到从马栗壳包裹着的软床中崩裂出来的七叶树果实。起搏器的电线还连接着，我很轻松地解决了问题，因为只要把它们剪断就可以了。待取出来之后，我用消毒剂将整个装置清洁干净（使用的是我们最信赖的“百卫”牌），放在做好标记的塑料袋里，心导管插入实验室稍后会过来回收。全部做完之后，只需要再把小切口重新缝合起来就可以了。在缝合方面我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杰森之前好几次取起搏器都是由我来做的缝合，完成后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在我把橡皮膏轻轻地贴在缝合线上并按压平整后，尸体就可以重新装回运尸袋了。

“做得不错，洪！”杰森一边给予了肯定，一边在我的训练表格中相关一栏里打了个钩，并在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于是，我离成为一名合格的APT又近了一步。

在取起搏器成为尸检中的常规项目之前，火葬场因为起搏器而发生爆炸的意外事故非常常见，第一桩可以追溯到1976年。据一篇2002年发表于《皇家医学会杂志》的文章指出，起搏器至少在英国境内一半的火葬场里引起过爆炸事故，造成了严重的建筑损毁和人员伤亡。在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法国格勒诺布尔的事故中，一位退休公务员的起搏器引发了威力与2克TNT炸药相当的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40000英镑。他的遗孀（火化前并没有告知火葬场他的体内植入了心脏起搏器）和法医（疏忽了对起搏器进行筛查）被判定对事故负有责任并须赔偿相关损失。

除了心脏起搏器和ICD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植物也要在检查时记录下来，并需要在火葬前将其取出。所以，我们对尸体以及随其一起送来的各项文字资料都格外留心。在粗略的外表检查中，是否做过隆胸手术是最容易辨别的移植之一，特别是在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女性身上尤其明显，她们的双峰会兀自挺立着，与顺从重力的作用全然平摊在手推车上的身体格格不入。实际上，此时植入物比在人活着时更加明显，因为经过低温冷冻的作用后，它们会变得冰冷而坚硬，就像两顶警用头盔。不过，好在它们不会在焚尸炉里引起什么大麻烦，至多不过是变成一坨黏糊糊的残余物，并最终烧成灰烬。

类似的，还有一种新型的金属植入物不能不提，那就是用来治疗像手臂上的肱骨，腿部的胫骨、股骨等较大骨骼骨折的髓内钉。这种可膨胀的装置能够滑入骨髓腔中，然后利用生理盐水构成液压泵的原理，发挥治疗作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以一位手臂内植入了髓内钉的79岁老人的火化为例，讨论了这种新型医疗器械的移植可能造成的影响：

在火葬场，一位工作人员正通过透明的观察窗查看炉内的火焰情况。这时，棺材忽然发生了爆炸。楼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听到了巨响，并随之感受到强烈的震动。焚化炉损坏极为严重，该名工作人员也身受重伤。现已查明，造成爆炸的正是老人植入的髓内钉。

这篇文章指出，液压膨胀式髓内钉内充满了生理盐水，在焚化炉的高温下，蒸发的水蒸气在狭小的金属管内引起爆炸。事实上，墓地和火葬服务部门发布了一项关于一系列发生在英国境内火葬场中“无法解释的”爆炸事故的声明。经过调查发现，常被用于治疗慢性心绞痛的三硝酸甘油贴片——也就是患者常听到的“GTNs”——才是罪魁祸首。三硝酸甘油作为TNT的异构体，也是一种非常容易爆炸的物质，但是在丧葬领域，人们对其却知之甚少。

类似这样的事故充分说明进行尸体外表检查的必要性，对任何可能性都要充分考虑到。在完成外表检查后，死者会被重新推回冷柜，直到我们得到是否继续进行完整尸检的通知。

会有人喜欢检查吗？无论是牙科检查、胸部检查还是学业方面的检查，这个词总难免和负面意味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却完全无法摆脱：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即使我们死后，也逃不过接受检查的命运。

为了从停尸房助理和实习APT向前更进一步，我必须参加解剖病理学技术考核。这项考试要在实践训练表格上的项目基本完成后才能参加，一般是在停尸房工作两年左右的时间后。但由于我之前有尸体防腐方面的工作经验，再加上攻读学位时一直在实习，因此工作一年后我便准备参加考试。通过考试后，我将会开始从APT向高级APT过渡的两年，其间同样充满各项考核。虽然所需花费的时间成本和取得一个学位相当，但这是一个技术上的资格认证，不是医学方面的^[5]。APT和病理学家之间的区别在于，病理学家需要先取得医学学位，随后再专攻以疾病和死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病理学，因此他们从本质上来讲是具有执业资格的医生。在病理学家的职业道路上要通过的考试更多，并且在最初起步的那几年主要为活着的人看病，这也是让我完全不感兴趣的地方：真正令我着迷的是发生在死后的事情，以及如何通过它们勾勒出死者一生的故事。

在我刚开始为取得APT资格认证而接受训练的时候，考试的部分令我感到无比紧张。然而实际上，学习的过程非常吸引人，尤其是每一个知识点都可以通过亲自动手操作加深理解，并且所需的资源都能够得到满足。当病理学家或者杰森向我提问人体解剖方面的问题时，我可以直接从面前的尸体上找到答案；而当我想要尝试完成一个切口的时候，我有充分的机会在开始动手前观摩别人是怎样进行的。我对学习技术抱有坚定的信念：掌握这些技术能够造福社会、帮助诊断疾病、协助病理学家通过尸检将凶手绳之以法，所以任何事情都无法阻碍我实现目标的热情。

然而，有好几代医学生都曾面临相同的困扰：从理论上学习解剖学或微创技术的知识，却没有实际操作的机会。如果连人体都不熟悉，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没有可供解剖的遗体时，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人造的模型？动物？或许它们也能起到点作用，但一定极为有限。就像英国著名的外科医生阿斯特利·库柏说的那样：“不曾做过尸体解剖的医生，只会加速病人的死亡。”(www.xing528.com)

1000多年来，随着政策和信仰的变化，出于教学目的的人体解剖和检查在获得支持和遭受反对之间不断徘徊。在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希腊，人们并不认为解剖是对死者的严重亵渎：古希腊人相信这是对科学经验主义的一种正常扩展。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卡尔西登城的外科医生希罗菲卢斯和克奥斯岛的医生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被认为开创了人体系统解剖的先河，他们将所有发现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成立了著名的亚历山大医学院。然而，热情同样可能成为问题的源头，比如希罗菲卢斯就对解剖表现得有些过于热衷了：传说他曾经对600多名囚犯进行活体解剖。无论传说是否属实，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解剖都变成了一件违法的事情。这一判定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根据律法规定，搅扰死者的安宁是不虔诚和亵渎神明的行为。这也就迫使希罗菲卢斯的拥护者们，比如公元200年左右帕加马王国的内科医生克劳迪亚斯·盖伦不得不转而解剖无尾猴之类的动物，再把取得的研究结果用到人类身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从猿猴类动物身上总结出来的生物学和行为学知识只可能对一些小男孩适用。）盖伦认为我们人类像狗一样有两块下颚骨，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他还认为血液通过微小的孔洞从心脏的一侧流向另一侧，这也和我们如今所熟知的血液循环系统大相径庭。在他的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构建出的“医学知识”在长达1300多年的时间里被视为权威。不可否认的是，在研究手段极为有限的条件下，盖伦已经做了所有他能做到的事情，只是由于没有恰当的资源进行验证，他得出的大部分结论都纯粹只是推测。

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几百年里科学的系统发展带动了医学教育的普及，人们总算发现曾相信的种种“医学知识”都是臆想之物。在一种更为自由和开明的文化氛围中，巴黎发展出了一套向医学院捐赠遗体的系统，比英国和美国都更为先进。但即使这样，遗体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依然没能得到明显的缓解。解剖学的主要授课形式，仍只是学生们在一旁观看经验丰富的教授指导理发师兼外科医生^[6]解剖唯一的一具尸体。他们接受的教育有点不那么“事必躬亲”。

如果盖伦是解剖学界的“梅尔·吉布森”（曾经一度红极一时的话题人物），那么维萨里在这行里就相当于瑞恩·高斯林（正处于上升期的迷人青年）。出生于1514年的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里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的孩子，一个叛逆者，但是他的这种性格是有其形成原因的。从那时流传下来的版画来看，他长得相当漂亮。（或许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们会红着脸颊将他的画像贴在卧室的墙上，对他的解剖学做出委婉的评论，谁知道呢？）他是一个意志坚定又很有天赋的学生，为了成为一名解剖学家而进入巴黎大学求学，那是从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候起，从抓各种动物来解剖的过程中就树立起的毕生理想。到18岁时，他的学业成绩已经相当出色。在强烈的求知欲的支配下，他经常偷偷溜出学校去偷巴黎城外声名狼藉的蒙福孔绞刑架上刚被处决的死囚尸体，还总是为了研究头颅和骨骼而跑去圣地公墓。他悄悄地将宝贵的“猎物”带回家，等到夜深人静之时，就借着烛光专心地进行尸体解剖。这种显得颇为邪恶的行为带给了他丰厚的回报：在22岁那年，维萨里开始进行解剖学系列讲座，并会在讲座现场做解剖展示。1543年，他的人体解剖学巨著《人体构造》出版，以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揭示了盖伦的理论绝非解剖学知识的可靠来源。

和所有的改革派一样，维萨里也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强烈批评，他们质疑这个年轻的特立独行者的可信度，并迫使他不断证明自己。但是医学生和解剖学家却清楚地意识到，很多老观点是不足取信的，并且直到16世纪在英国都遭到禁止的解剖，实际上对于推进医学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人们开始觉醒，便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去自己获取经验。

在英国，当大学开始培养年轻的外科医生时，医学院用于教学解剖的唯一合法尸源是根据1752年颁布的《谋杀法案》捐献的。这也就意味着，被处决的死刑犯无论是否愿意，都势必成为解剖台上众星捧月般的明星。颁布这项法律有两重目的：一是为了保证近乎绝望的医学生有足够的解剖材料，二来也能对有犯罪念头的人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同时，这还是当时执行的众多严酷的双重惩罚之一，因为在那时的人们心中，仅仅给予犯人死亡的惩罚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的尸体遭受各种形式的虐待。其中最常见的除了“大卸八块”之外，还包括悬吊、拖拉、四等分，或者将脑袋砍下来插在一根桩子上面，做成一根“人头版的棒棒糖”等。这样做的动机很简单，在审判日来临的时候，死者会从地面升起，站到天堂的大门前（根据《圣经》中的记载），如果是被分成了四块、残缺不全的身体，又或者像一个满是破洞的垃圾袋似的滴滴答答地漏液，把到处都弄得脏兮兮的话，那么天堂绝对会将此人拒之门外。显而易见的是，没人希望天堂是电影《阴间大法师》中候诊室里的样子，对于那时的基督徒而言，死后尸体被解剖像极了现代社会中因为没打领带而被俱乐部拒之门外。对尸体解剖、器官捐赠、生物塑化甚至火化等持有的负面态度，之所以到今天依然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上都源自这种特定教义制造出的恐惧心理。

除了按照《谋杀法案》合法获取的尸体外，19世纪初，英国境内有大约10所大学的医学院仍没有足够的尸源供应，短缺直接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掘墓盗尸的猖獗及尸体交易的泛滥。掘尸人就像维萨里那样，趁着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潜入公墓，将新近埋葬的尸体挖掘出来。在进行这种勾当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专业，使用的特制木铲可以有效避免金属铁锹制造出的那阵惊天动地的响声。他们从上部撬开棺材，用绳索绑住尸体的上半身，以破坏性最小的方式将其从棺材中拖出来。尸体上所有的衣服和首饰都会被重新放回棺材里，因为在当时的法律中，虽然并没有对偷尸做出规定，但盗墓却是一项违法行为，掘尸人对此非常清楚。这番带着十二万分小心谨慎的冒险行动，其目标只有一个：获得可供解剖的尸体。在掘尸人和维萨里之间唯一的区别是，掘尸人并没有深入展开医学研究的学术理想，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赚钱糊口。这伙人充当着医学院和墓地之间中间人的角色，他们的酬金由想要为学生找到尽可能丰富的尸源的大学经营者来支付。掘尸人的工作风险虽大，但酬劳丰厚，通常他们工作一周就能赚到普通人几个月的薪水。不过，受当时冷藏技术的限制，掘尸人只在秋冬两季有生意，夏天则是漫长的休眠期。实际上，很多医学院的学生都是通过兼职偷盗尸体赚得学费的。鲁思·理查森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写道：“在苏格兰，是尸体而不是货币，为解剖学专业的学生支付了学费。”

我现在所在的圣巴塞洛缪医院（始建于1123年），自外科医生约翰·阿伯内西于1790年前后建立起该医院著名的附属医学院起，就对这种尸体交易尤其熟悉^[7]。臭名昭著的“财富战争”酒吧就开在医院的对面，不过它在1910年就结束了营业，如今在原处只有一块纪念碑，上面的铭文可算是非常生动：

“财富战争”

很多年前

河北岸的掘尸人

交易货物的据点

房东早已习以为常

沿着四壁摆放的长凳上

停放着一具具

贴着标签的尸体

上面还写着

掘尸者的名字

等待着

圣巴塞洛缪的外科医生们

来给其估价

这段铭文并没有讲清楚当时是专门有一个停尸体的房间，还是就把躺尸的长凳摆放在酒吧里，让死者和那些来狂欢一宿的普通工人共处一室。如果是像后面那样的话，那么我猜尸体的包围肯定能刺激酒客们比平时多喝不少。

想要采取措施阻止掘尸人对刚刚下葬的死者下手，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措施包括雇人日夜看守、使用“尸体保险柜”（一种罩在坟墓上的金属笼子，并深深地根植于土壤里，从而达到保护尸体的目的），或者将趁着夜色保护、藏在斗篷里偷偷潜入墓地的掘尸人直接击毙。终于，人们开始对于夜以继日地看守亲人的坟墓，时刻提防着他们的尸体被挖出来流入交易市场感到疲惫不堪。而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苏格兰的伯克和海尔谋杀案。这对搭档觉得到处去挖掘尸体实在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从掘尸人变成了杀人犯，并将“新鲜出炉”的货物卖给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劳勃·诺克斯博士。诺克斯博士对于尸体的来源秉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即使单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他也只能这样，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因为天花病而瞎了一只眼睛）。随着谋杀案的侦破，在广大民众对凶手作案动机的强烈谴责声中，掘墓盗尸的交易总算随着1832年《解剖法案》的颁布而告终：参照巴黎已经执行多年的法规，凡医院、济贫院或者倒毙在街头无人认领的尸体，都可以捐赠给声誉良好的医学院。

虽然这样梳理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解剖学的历史包罗了一群奇奇怪怪的人，但实际上，真正在创造历史的还是正派的科研人员，只不过他们需要为知识的获取与传播找到合适的途径。像我目前管理着的各种器官标本，正是当年尸源匮乏的直接证据。这些解剖学或者病理学标本有的来自少得可怜的合法尸源，也有的来自手术台上活生生的病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作为永恒的遗赠和重要的教具代代相传。它们既被当作专业医疗收藏展示给实习外科医生，也会出现在博物馆中，连同其他的“怪东西”，比如解剖蜡、奇怪的动物制剂等一起向大众展出。到了20世纪，人体标本又被发展出在嘉年华上充当夺人眼球的猎奇道具的新功能，但是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它们最初的诞生是充满了尊严感的，并且在被用来吓唬观众的时候，仍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从长远来看，历史上那些对于解剖的热情与执着并没有白白浪费，人类已经尽可能多地从中获得了益处。在通过停尸房工作考核前的那些年里，我也经常通过类似的器官标本学习，比如伦敦亨特博物馆的收藏。虽然几乎每一件标本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对于一个生活在眼下这个时代里的APT而言，依然极具解剖学和病理学的学习价值。如今，作为巴斯病理学博物馆（位于圣巴塞洛缪医院）的技术馆长，我感觉自己像是走过了漫长的一程后重新回到原点。所以，我会尽我所能把这些知识再传授给其他人。

大多数检查最后都要落实到书面上，在尸体上进行的也不例外。在世界上多数地区的尸检中，“外表检查”的记录形式都大致相同，记录纸上印有两个人体的轮廓：一个赤裸、秃顶、无性别特征的人体正面，以及一个同样赤裸、秃顶、性别模糊的背面。

尸检时，根据从脱去衣物后的尸体上所观察到的各种特征，用不同的符号分别在记录纸的人体上做出标记。比如，你可以在相应的位置打一个大“X”来代表尸体上的文身或伤口，不过我更喜欢画出文身、胎记以及伤疤等的草图。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更加真实直观，另一方面也因为能够帮助我与案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和其他很多技术一样，记录外表检查的方法也是杰森教会我的，但是这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市政停尸房，去了一家距离我们5分钟左右路程的医院工作。他走之后，另一位来自利物浦的临时代理人琼接替了他的职位，我余下的所有训练都是在她的指导下完成的。能够从不同的人身上不断学习新知识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新鲜而奇妙的事情，尤其这次还是一位女性。那还是停尸房员工性别比例发生变化的最初阶段，女性刚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它实际上并不是这一领域中第一个向女性开放的职位。在19世纪的德国，一个名为“停尸房服务员”的职位首次招聘了服务死者的女性员工：她们被戏称为“僵尸新娘”，专门负责安置死者、整理遗容，以及安排葬礼等相关事宜。后来，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死亡之家”，在那里死者能够“得到专职人员的日夜看护，而丧葬管理委员会统一提供的工作服——黑色连衣裙——也给人以死者得到了妥善而充满尊严的照料的印象”^[8]。

后来，两次世界大战接连爆发，时代随之巨变。女性开始进入曾经由男性统治的各行各业，其中就包括法医行业。琼就是在那时候入行的第一批女性，16岁时开始在青年培训计划——一个专为想要在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学校的青少年安排的假期培训项目——接受尸体防腐员的培训。时至今日，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她没见过的，自然也就有很多东西可以传授给我。而更为难得的是，她还是个非常好玩的人。

我和琼一起完成的最初几个案子中，死相最为恐怖的是一位从大厦顶层跳楼身亡的死者，被送到停尸房时他简直支离破碎。过去两年多在停尸房的工作让我目睹了不少令人不安的死亡，包括交通事故、自杀等各种情况，但这是尸体破碎情况最为严重的一例。尸体上无数的伤口无一不在震撼着我本以为早已成型的认知体系，让我既好奇又恐慌。或许在人性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特质，一边想要躲闪，一边又忍不住想要靠更近些观察。他的惨状令我不禁战栗：左侧头骨已经完全粉碎了，摔断的四肢骨头直接从皮肤底下戳刺出来，给外表检查增添了巨大的障碍。我不得不在记录表的四肢处画上弗兰肯斯坦那样的巨大针脚，以标记它们是从哪里折断的。和他的身体一起被送来的，还有一部分从地面上被舀到小塑料袋里的大脑。

我永远也忘不了琼当时轻描淡写的提问：“装脑浆的袋子里有没有他的左眼眼球啊？”

“呃，我还没来得及看。”我很紧张地回答。那一刻我还在努力屏蔽自己的情绪不受眼下一切的干扰，根本顾不上从一摊软塌塌的脑浆中寻找一个连存在与否都不确定的眼球。

“哦，没关系，原来它在这里啊。”琼指着他的右小腿腓肠肌说。眼球不知怎么滚到了他的身下，又从小腿处鼓了出来，就像一条躺在鱼贩子柜台里的三文鱼的眼睛那样瞪视着我们。

她接过我手里的写字板，在记录表小腿的位置上画了一个眼球。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还顺带添上了眼睫毛和一些视神经。我放声大笑起来，但很快笑声便转为了一阵啜泣——我本以为能够通过笑声掩饰过去的。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琼的搞笑是刻意的。她想要将我从糟糕的状态中带出来，哪怕只有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也足以防止我在其中迷失了自己。通过画一些俏皮的睫毛，她帮助我把已经快要没过头顶的坏情绪释放掉了一些，让我的工作不至于因此而受到太大阻碍。我感到心头一阵轻松，就好像打了一个让我的头脑变得清醒的喷嚏，我又可以重新专注于手上的工作了。

我拿回写字板，继续清点那些严重的伤口，同时脑子里不断想着，从往课本上标注“胫骨”“跟骨”或者“蝶枕结合”之类专业术语的大学时代到今天，我真的已经走了很远。同时我也更加确信，无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堂教育，都不足以帮你抵挡来自尸检的真枪实弹。

【注释】

[1]在一次电台访问中，曾经有一位女性听众朋友指出，想到一直到死都不能放松对体重的关注让她感觉非常烦躁。我很能理解她的感受。

[2]英国最大的服装零售商Arcadia集团下的一个快速时尚品牌。——译者注

[3]“金凤花姑娘”（Goldilocks），美国传统的童话角色，喜欢不冷不热的粥、不软不硬的椅子，以及一切“刚刚好”的东西，因此后来常被用来形容“刚刚好”的状态。——译者注

[4]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5]虽然现在也被改革成为第3级和第4级的医学学位。

[6]在中世纪的欧洲（约11到13世纪），很多手术都是由理发师完成的，而医生主要从事内科或药理学的研究。——译者注

[7]机缘巧合间，他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款“阿伯内西饼干”，这种饼干是一种诞生于1829年用来治疗消化不良的烘焙甜点。阿伯内西相信很多疾病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消化器官的失调所引起的，所以应该通过注意调整饮食结构来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这个理论至今依然流行。

[8]这段记录来自我最喜欢的那篇帕姆·费雪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