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讨论的是关于人类本身的群体形态，那么，可以赋予人本身之“总结”是什么呢？还有，在这个“总结”中，又有什么样的应有样貌呢？每个问题都有各式各样的解答方式。在历史之中，对于人这个“总结”之应有样貌的思考，是为历史研究根本命题之一。关于“国家”及“民族”的关系，包含本书已经说明之内容，想要再度回顾看看。
在前近代的欧亚大陆世界史中，被军事力量支撑之政治权力建立汇聚了人类及各地的“国家”。“国家”这个政治权力的架构赋予人类集团集中性，而这一点借由经历过某种程度的岁月后，就会成为与文化、语言及生活习惯也具有一体性之事物。也有不少这种人类集团成为现代“民族”的原型，虽然在前近代中有些许程度差异，大致上还停留在松散暧昧的形态。若是将“国家”的架构改变的话，通常这个“原始民族”的集合体也会改变。总之，是富含了显著可变动性之物。
“国家”及“民族”都是历史上的生长物。不仅会变质及变形，还会消长及生灭。但是，大多数的情况都是先有“国家”，之后才成立“民族”。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民族”存在，而“国家”于其后才出现的这种想法，恐怕是个误解。
例如，现在我们称之为“中国人”的人们，在其悠久的历史中，由许多各式各样人类集团重复进行着集中及重组的同时，渐渐地融合、混合而成的结果，就是今天的样貌。我们动辄就会称为“汉族”或“中国人”（此外，这两者并不相同）的“民族”，很容易会让人认为是从相当早期之前的历史时代开始就已经俨然存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中华”这个文明形态之核心，在相当早期时，就已经在黄河的中下游流域种下胚胎，但是，无论如何那都只能是被当作文化现象起源而回溯至此，并非是从一开始就有“中华民族”这个庞大身躯（此外，所谓的“中华民族”，应该是孙文所提倡的概念）。将“汉族”及“中国人”设定为先前存在之历史研究及历史叙述，老实说在某些地方有点奇怪。此外，过度地使用以其为前提的“华夷”及“胡汉”等词汇进行近似于过分的叙述发表，最后很有可能会编造出历史。
“汉族”及“中国人”是个无法用“民族主义”囊括的庞大复合体。这也正是“中国史”的最大结果。这个观念能够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其实不正是这数十年来的事而已吗？
通过历史时代将“中国”及“中华民族”架构以不变的形态进行叙述者，令人意外地很少是中国人史学家，反而是日本或欧美的历史研究者较为醒目。在日本的情况，正因为是在日本这个独特的风土及历史传统中生长之人们，才会将此种观念也投射到中国，或许是这样的演变，在欧美的情况，很明确的应该是西欧近代“Nation”及“Nation State”的投射吧。
关于“民族”的事例，还想再举出一个回鹘。前面已经提到过，突厥系的回鹘在公元8世纪时以游牧联盟国家之姿出现，到了13、14世纪时则是进入蒙古世界帝国的政权之中，并且是位居其中枢之独特历史存在。但是，在蒙古帝国崩解后，回鹘就失去了政治及社会集团的集中力量。在吐鲁番盆地附近的回鹘之主力除了被来自西方的穆斯林潮流所吞噬外，仅作为隶属明代蒙古的一个小集团、位于甘肃凉州的高昌王家之末裔、敦煌周边使用突厥语的佛教集团，以及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伊朗方面的游牧集团之名称而留下微薄的残影。总之，就历史方面存在性而言，回鹘几乎完全被消灭。
但是，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有被以维吾尔之名统称的人们存在。关于这一点，就如同日本突厥语历史文献及中亚史研究者代表的滨田正美所表示的，在1935年时，位于新疆省境内使用突厥系语言的各式各样人们，为了超越小差异的大同团结及政治方面主张，在经过省政府政治决议后决定采用维吾尔作为“民族”的名称。当然，在历史上光辉的回鹘记忆，也潜藏在采用的根源处。
并无法断定现今的维吾尔人体内完全没有留着过去回鹘的血统。但是，在经过600年演化的两者之间，自然不会完全没有变化。20世纪的“民族自决”波潮让共通名称成为“民族定位”之必需品的结果，就让“维吾尔”这个名称又突然出现。
事实上，在现代地球上“民族名称”之中，与近现代政治方面理由毫无关联者到底有多少呢？也有的例子是因为该政权害怕同种人们之大同团结，于是故意地强加上个别不同的“民族名称”而让其演出互相纷争及对立戏码。在过去的苏联之中，对于同种语言及文化集团，为了将其缩小划分为不同民族，特意地采用扩大“小差异”的政策，宛如是不同的语言集团般让其制作个别的字典。而且，即使是自称的“民族名称”之情况，也有不少是包含特定势力的企图。此外，就算是近代国家，例如波兰这个国家，在国际政局下国家架构经过再三转变时，在每一次的转变中都必须重复进行“民族重组”。
不管是在前近代欧亚大陆，甚至是在近现代世界，“民族”都是被创造出来的。确实也有一些情况是适合使用“民族”这个名称，但也有完全不适用之情况。不只是具有确实来源及传统的“民族”，也有真的是制成品的“民族”。“民族”这个想法本身，就充满了人为意图。
尤其是在近现代，任意地创造出“少数民族”。恐怕是因为国民国家创造出“少数民族”。在国民国家这个幻想中，当“多数民族”被设定成为国家“主体”时，从该处被排挤掉的人们就被统称成为“少数民族”。
不管是当我们在回顾历史或是眺望现在，事实上“民族”这个词语也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所以在现实中终究无法将其统括在一起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原本就反而较少能够被以单一颜色涂抹的“民族”，有时甚至是很牵强的，不管是在历史方面或是在现代世界，确实都是如此。(www.xing528.com)
“满洲”一词过去是被当作指中国东北使用。另一方面，现在也被当作民族名称、语言名称使用。在英语中，作为地区名称的是“Manchuria”或是“Manjuria”，作为民族及语言名称的则为“Manchu”或“Manchurian”。这一部分在过去及现在都有被使用。
所谓“满洲”是来自于涵盖东方亚洲的大帝国清朝在创始者努尔哈赤时代所采用之“满洲国”。
在16世纪末，满洲，也就是当时汉语的“辽东”（辽河以东，也就是指西拉木伦河以东的整个区域）形成一个居住着满、蒙、汉以及朝鲜族的独特区域社会。大致上，控制中华本土的明朝帝国自从始祖洪武帝朱元璋以来，虽然伸出了统治的手，但仅是用“栅栏”（此称为“边墙”）将辽宁平原及辽东半岛大幅地圈住，只是将其当作准内地，对于其外侧的土地，在表面上是采取间接管理之形态，但实际上几乎是放任不管。
于是变成半独立地带的辽东，在与女真族或蒙古族之间的交易以及从政府手中以防守边境为名目得到之“军事支出”下，现金经济相当普及，成为在明朝帝国内最为繁华的区域。
李成梁就利用辽东的这种区域性而浮现台面。对于丰臣秀吉的进攻朝鲜，为了救援李朝朝鲜而被急速派遣的明军，事实上大多数都是来自于这个李氏军阀的私兵。小早川隆井以少数击败明军而闻名的“碧蹄馆之役”，事实上其中一个对手就是由李氏家族之一的李如松所率领的辽东军。
与李氏军阀在阴阳交错的同时浮上台面的是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在整合分立的女真众族、接着在辽东地区建立由满、蒙及汉三族混合形成的混合型国家时，努尔哈赤采用了与当时跨越满洲、蒙古及华北地区、聚集了人们信仰文殊菩萨相关之名，以作为跨越人种、自己的新国家之名称。也就是“满洲国”。
“满洲”一词原本语源是来自于梵语（Sanskrit）的“Manjusri”（汉语音译字为“文殊师利”）。或许是通过回鹘语在蒙古时代时以“Manjusri”作为蒙古语词汇，于是就直接也被满洲语采用。毫无疑问地，“文殊（曼珠）”就是“Manju”的汉语音译字。
另一方面，“Gurun”一词在满洲语中就是“国”的意思。总之，“Manju Gurun”就是“文殊之国”的意思。
无论如何，努尔哈赤的“文殊国”都只是辽东的区域国家。若是这种情势持续下去的话，或许所谓的东北亚就会形成由满洲国、李氏朝鲜及日本德川三足鼎立的状态。
但是，历史的命运并非如此演变。统治中华内地的明朝在接连不断的内乱及腐败，再加上李自成的造反之下，以半自我崩解方式灭亡。虽然占领北京的李自成将自己的王朝称为“大顺国”，但却不具备足够的力量。
在一番迂回曲折之后，辽东混合型军队以被引入般的方式“入关”（也就是进入山海关之内侧，进入中华内地之意）。于是，满洲的地区国家开始迈向中华帝国之路。此外，利用内外蒙古分裂的时机，发展成为具备“大元国”的继承者、内陆草原及中华世界王者之姿的大清帝国。
虽然“满州”也是“Manju”的音译字，但原本应该要写成“满洲”才正确。理由在于“洲”这个字词同时兼具发音及意义两方面。“满洲”就是“Manju之地”（洲就如同被称为南赡部洲般，是表示大陆、大地之意），也就说“文殊菩萨的土地”之意义也就被包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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