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发展：奠定资本主义基础的银之时代

借由斡脱这个“血液”被输送而达到整体活性化“氧气”角色之实现者，正是“银”。

关于此点也有段前史，而且还是个相当长的前史。目前还未能完全确定在人类演进过程中，金与银这两种贵金属是在哪个时间点变成共通的交易工具，也就是扮演货币的角色。根据不同时代及不同区域而有相当大的差异。

但是在历史上，以大角度来看有两个主要分流。目前已知从罗马帝国开始到所谓拜占庭帝国的脉络，是实行金本位制度。另一方面，以古代波斯为开端的伊朗文明圈则是全面性地以银为主。之后，承袭两者体质的伊斯兰中东世界在持续以银为主要交易手段的同时，也使用金。

印度世界拥有同时使用金、银之传统。但是在中华区域，很长一段时间里金银都较常被当作装饰用途使用，显然缺乏被当作货币之经验。中华持续好长一段时间是处于以铜币但并不局限于方孔圆形“铜钱”之一元化状态（此外，铜钱使用范围几乎与汉字文化圈重叠这件事，是个相当有趣的事实）。至于银的使用，则可说几乎是完全局限于对外结算或对外馈赠的程度。

另一方面，在已经是由突厥系居民占大多数状态的中央欧亚大陆这广大空间中，几乎是全面处于以银的使用为主体、金铜则为附加之状态。就这层意义而言，可说大致上都已经串联成为一个伊斯兰·中东。

在蒙古出现以前，俯瞰广阔的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先摒除东方中华及西边欧洲部分，几乎都是以银为首要交易手段，或者是成为交易时的价值计算基准。蒙古则是以更强的力量推进了这种情势。

蒙古会直接沿用中央欧亚大陆传统使用银，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不论是共生关系之国际商业势力回鹘或是伊朗系的穆斯林，都是使用银。除此之外，对于已经成为范围超级广阔之庞大帝国的蒙古来说，确实有必要规范全部领域都共通使用的价值基准。

结果，银就成为跨越蒙古东西方的公定“贸易基准”。因为银原本就是以称重方式衡量价值的“称重货币”（换个方式来说，不是像今日之纸币虽然本身只是张被裁切过的纸，但却在政府的信用下成为共通使用的“票面价值”，银这个贵金属原料本身就具有“绝对价值”），所以无须特意推行由政府统一铸造、发行银货币。

仅设置了唯一一个统一基准。也就是区分为约4克、约40克、约2千克的三阶重量计算单位。其比率分配为1、10、500。虽然个别的单位名称会依据地区及语言而有所不同，但这个三阶单位不仅成为征税及纳税基准，也被广泛地使用于所有的交易、买卖及价值换算。

掌握忽必烈政权“经济战略”的斡脱，携带着银、用银交易。他们可说是将银的使用推广开来之“使者”。结果，虽然还有疏密之分，但总之整个欧亚大陆及北非都被“银的使用”这个共通价值串联起来。跨越区域、跨越国境、跨越“文明”圈的框架，成为人类史上首度出现的“银世界”。

实际上，这件事情象征着相当大的意义。借由蒙古及忽必烈这两个重大因素，在公元13世纪末期，银成为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共通使用的“国际货币”。这个一度被“银”这个看不见的手串联起来的“世界”，不受到政治变动的影响，慢慢地转往一体化方向迈进。

那就是在公元16世纪以后，从南北美洲大陆运来了大量的银，造成“世界”价格革命及商业革命，在一夕之间以全球规模迈向资本主义经济之路，也就打开了迈往近现代之路。而成为其基础之土壤、也就是银之使用这个奠基，早在蒙古时代就已经被准备好了。

例如在中华区域，若没有蒙古这个要素，在明代中后期的16世纪以后，当被称为“西班牙银”的南北美洲银来到时，是否能那般平稳地转换到银经济呢？在明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状态，虽然除了意味着被卷入以银为媒介的“世界经济”以外，别无其他，但这有可能在突然之间达成吗？

几乎完全相同的状况，也出现在日本列岛。蒙古时代相当于日本从镰仓中期开始到南北朝时代，此时在日本也已经开始使用银。另一方面，在公元1543年时（但根据最新的葡萄牙史料显示，被认为是1542年），葡萄牙及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进入海洋及以银为主轴的“世界经济”这两股新的波潮之到来时，银的使用也产生了作用。的确，为何战国时代的日本可以那么简单直接地就接受银之使用？

历史是奇妙的。有关于直接的因果关系或是可以简单地得到佐证之事件、现象，都容易被注意及被传述。(www.xing528.com)

但是，当空间及时间规模突然之间变大时，就不容易产生相关联想。由蒙古开始推进的“世界之世界化”这个大现象，不只有可以让所有人用眼看见、留下深刻印象的政治上之庞大疆域，也不可忽视就算是无法用肉眼看见之经济方面的事物，其显著事例之一就是银。

蒙古使用的三阶银重量单位之名称，依据地域或语言而有所不同。在汉语中称为钱、两、锭。回鹘语（而且，恐怕在所有突厥系语言也相同）称为两（Satir或Sitir）、钱（Baqır，重量单位）及锭（亚斯土可， Yastuq）〔译注：Yastuq为锭；Čao为钞；Satir为重量单位（亦为粟特语）；Altun Yastuq为金币；Kü Muss Yastuq为银币〕。从两种语言皆有三阶的称呼，就可以知道整体状况。

但是，关于统治者语言的蒙古语，至今为止也只知道最高的重量单位称呼为“Satir”，其他的都不清楚。相同地，关于当时的国际语言波斯语，也只知道最高重量单位称呼为“Bâlesh”，其他也是无从知悉。

在三阶单位之中，约4克及约40克的这两个单位，已经可以从相当时日之前波斯帝国萨珊王朝之著名银币（也就是所谓的萨珊银币）得到确认。总之，这两个单位可说是早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经在中央欧亚大陆及伊朗方面通用且持续绵延生存到当时的“国际统一单位”。

总之，蒙古的独特性就彰显在剩下的最高重量单位约2千克。但是，这个也可以找到先例。也就是在蒙古刚开始扩张时就被消灭的女真金帝国所使用的50两＝1锭这个重量单位，或许蒙古就是如此承袭使用。

金帝国这个独特的国家，虽然一方面采用中华帝国的做法，但在另一方面也充分地吸纳了被自己消灭的契丹辽帝国这个中央欧亚大陆型国家的要素。

契丹辽帝国时代，在涵盖首都上京临潢府及位于现在北京地区的南京析津府之疆域内各地区，以在蒙古时代大显身手的“天山回鹘王国”之祖先们为首，来自中亚方面的商队频繁地到来。相较于南方“中华本土”的经济大国北宋帝国，尤其就经济文化之“国际化”这一点而言，契丹辽帝国是显而易见地较为进步。

另一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未加入“金银世界”的“中华世界”，也透过涵盖辽金两朝及两宋时代（两宋是指北宋及南宋）、时间长达300年的南北共存时代（也有人将此称为第二次南北朝），渐渐地开始受到中央欧亚大陆使用银的潮流之影响。除了发迹地的满洲之外，同时也掌控了整个华北地区的金朝，是在濒临灭亡之前，开始采用被称为一铤（“铤”是指板状金属原料）的用50两银做成的长板型铸块。“铤”及“锭”的发音皆为“定”。

于是，代表50两，也就是约2千克的银之重量单位“锭”在此出现。从“铤”变成“锭”的理由，其中有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在蒙古时代约2千克的银块不仅仅局限于长条状。

总之，蒙古将既有的两个单位链接组合而建立“蒙古式”的三阶新价格计算单位体系，并且适用于整个疆域。在这一点，虽然不是发明者而是综合者，但果然还是像蒙古。

在蒙古所谓的一锭这个银块，被铸造成独特形状。被总称为“银锭”的蒙古式铸块，主要是用来馈赠予同族汗国、王族及贵族，或者是在支付金额庞大的军事费用等时候使用。例如若是5000两的话，就相当于100个银锭。尽管如此，一个2千克的“货币”，还真是雄壮、简单明快。

回鹘语的“亚斯土可”及波斯语的“Bâlesh”，都是“枕头”的意思。另一方面，蒙古语Palta Balta（Svh）则是“斧头”的意思。应该是因为这个一锭的铸块有时会被做成枕头形状，有时会被做成斧头形状。

在蒙古语及波斯语中，仅能找到最高重量单位的名称这一点，说不定是因为这个蒙古式的2千克银块正是蒙古及东西方欧亚大陆的独特姿态之凝结物，故才能蜿蜒地流传至今。结果，若说到“蒙古的银”，或许就会立即联想到“斧头”或是“枕头”。

此外，流传于佛罗伦萨关于蒙古时代商业买卖及金融的说明书之柏哥罗蒂（Fransesco Balducci Pegolotti）的《商旅手册》（Pratica della Mercatura）之中，也有提及东方贸易，表示在蒙古统治下的东方世界是非常安全且繁华，甚至只要带着“Bâlesh”就可以了。毫无疑问地，这就是国际语言波斯语之“Bâlesh”也扩及意大利半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