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忽必烈及其智囊团所形成的新国家方针之最大特征，正是全面掌控经济这一点。而且，从以大元汗国为主要核心的整个蒙古疆域开始，甚至包括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也都被卷入的这个范围超级广阔的物流及国际贸易，是由国家主导、有意识性地创造出来。
成为其硬件方面基础的就是以大都及该处为中心，跨越陆地、河流及海洋的庞大“欧亚大陆循环交通、运输网络”之整建及扩充。于军事及政治面无边界的状况，在经济及贸易面则是以较其更加明显且大上一倍的规模进行。
若将这样的现象比喻为人类的身体，以蒙古统治“骨架”为背景的这个系统，可说就相当于“循环器官”。至于大都，不用说当然就是“心脏”。
另一方面，随着蒙古扩张而扩大的商圈，现在以忽必烈政权的出现及其国家政策基础之下，陆海两方面整并程度显著持续加深的穆斯林商业势力就成为在整个系统中流动的“血液”角色。在其下，则可见到包含回鹘商人在内、由多人种组成如裙摆般扩散的下属团体。
回过头来说，伊朗系的穆斯林与突厥系的回鹘这两个国际商业组织，早在蒙古出现之前，就已经成为串联中央欧亚大陆物流及贸易的那双手。
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这两个群体之商人团，在蒙古出现不久后就立即与其建立深刻关系，从信息搜集到资金及物资调度等各方面，在背后支撑着蒙古惊人的军事扩张。而且，在蒙古军进驻的统治管理，协助蒙古进行征税及财务等，有时甚至会成为部分行政之代理者。
在这种情况时，他们就会以所谓的“承包”方式承接这些业务。若换成现代用语表示，应该可说是从经营顾问业到行政生产业。简单来说，是同时兼具蒙古统治之下属机构及承包机关之功能。
透过蒙古的扩张及之后的统治，军事政治组织之蒙古及商业经济组织之穆斯林、回鹘，显著地共同化或一体化。两者是处于共存共荣关系，或者甚至可说是蒙古统治的“表面”及“里面”。
当时，这些商业势力除了自己之外还会选择其他“伙伴”一起行动。而且，将其更加发展集资成为大规模资本，并以其为基础一起或是以团体进行各种经济行为。这样的伙伴关系本身，用突厥语将以此为基础结合而成的组织或团体称为“斡脱”。原本的意思为“伙伴”，将其转换后成为“工会”之意。在波斯语中的“Urtaq”、汉语的“斡脱”，就是其音译字。
以回鹘出土文献相关的历史语言研究为基础，将“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也就是以蒙古出现作为前后之分界，在蒙古出现之前）做出非常活跃考究的森安孝夫曾经发表过应该要注意有关“斡脱”起源之见解。
亦即，应该是起源于突厥语的“斡脱”这个词汇也被另外一个国际语言的波斯语采用，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于中央欧亚大陆的共通词汇。森安孝夫认为“斡脱”这个词汇本身是来自于突厥语这件事，应该是因为这个概念及团体本身原本是起源于突厥族，尤其是由从很早期开始就精通熟练并活跃于国际贸易的回鹘所创立。
这一点，正是核心所在。“斡脱”一词不论就史料方面来看或是历史史实而言，都是集中在蒙古时代才得以在欧亚大陆被显著地使用。首先使用于身为“蒙古统治教师”回鹘之间的“斡脱”这个称呼，因为被直接采用成为执政者蒙古的语言，所以在瞬间成为广泛地被流传于整个庞大统治疆域的“国际语言”，这样的故事架构应该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在历史方面的实际情况中，必须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蒙古出现的这个时间点，相较于回鹘的贸易组织，伊朗系穆斯林商业势力在资金规模及活动范围这两方面早已达到更庞大及更广阔规模，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纳入回鹘组织、以自己为顶点的组织网络。
在其理由及背景中，有一点是因为回鹘商人团体的据点仅限于天山南北，但是伊朗系穆斯林商人团体的原本地盘是相当于旧花剌子模时期最大疆域的河中地区、伊朗及阿富汗斯坦。两者在活动范围及资本累积方面就有所差异，理所当然地也会导致事业规模（尤其是在资本大小差异方面，是因为穆斯林商人团体承揽了蒙古的承包代理业务）有别之结果。
还有一点是当时的伊斯兰已经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及北非大陆各地域的“面”及“点”，并且企图更进一步地扩张（关于在东方部分，很明确地正是蒙古让伊斯兰得以更进一步扩张），伊斯兰社会原本就对外来者抱持相当开放态度。相较于大多数为佛教徒的回鹘，同为“穆斯林共同体”的成员、活动力较强的伊朗系穆斯林商人团体较有利于形成范围更加广阔的商圈，这一点也不可忽视。
特征为共同出资及多样性国际经济活动的“斡脱”这个营利组织体的群落，随着蒙古的扩张而急速成长，到忽必烈出场的时候，个别团体之间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集团化。成长至此的“斡脱”个体，可说就是现代的“社会”，甚或是“企业”。在史料方面，也能很明确地确认数个集团化的企业团体。
在忽必烈政权下，成为企划、提案及执行各种国家规模大型项目的核心者，就是穆斯林经济官僚或是具备相当资格的不同族群。他们要不是曾经在“斡脱”待过，不然就是具有相关背景的人。忽必烈是有意识地故意挑选出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帮手。
总之，忽必烈是以更强势方式将自古以来与蒙古形成表里一体关系的“斡脱”纳入政权内部。借由让其中具有权势者担任政府高官以及经济实务部门最高领导者，将斡脱这个组织团体及各种营利活动直接整个放入国家管理之中。可说斡脱的存在本身已经成为半官方。
这个对于当时的斡脱来说，是个更加有利的状态。包含征服南宋作战等军事行动在内、由忽必烈政权推动的各种国家事业，对他们来说是个绝佳机会。斡脱彼此竞争着承揽事业，而在现实中的执行时，大多数情况他们都会成为事业的核心力量，持续地执行忽必烈的新国家建设。
斡脱将忽必烈王室或蒙古众多王族的命令书作为一种“特许状”的“命令”使用（蒙古的命令书可分为两种，也就是将唯一的大可汗“命令”用蒙古语称为“Jarliq”，其他的后妃、众王、宰相及将领的“话”称为“üge”。这两者之间有截然不同差异。尽管如此，两者都同样地用回鹘文字及蒙古文字书写，并经常会翻译为当地语言版本后再行发送），而得以优先利用蒙古政府以公费支持的各种公共交通运输机构。
在当时，虽然也有相当于现代饭店或旅馆的设施，但仅限于相当规模的重要都市或是港口渡轮等交通要冲之地，其他的就是由佛寺或道观经营收费的住宿业。这种兼具本业及副业的住宿设施，也是由拥有“特许状”的斡脱以一种准公务员身份才能使用。(https://www.xing528.com)
在蒙古语中，代表印章的词汇是“Tamgha”。蒙古时代是印章时代。印章被非常广泛地使用在各方面。例如，如果拥有权威的印章或是持有以该印章加盖的文件，就可以威风地大步走在街上。
“Tamgha”是泛指所有“印章”之意，因此例如家畜的烙铁印等其实也都是Tamgha。象征着隶属于某人物或某集团之物的Tamgha，会被烙印在牲畜群体，有时该印记也会被使用于插在军用盔甲背后甲胄上之小旗子的图样。在吐鲁番方面发现的蒙古语及回鹘语文件中，出现了类似成吉思汗王室次子察合台家族Tamgha的印记。
但是，最终大部分的Tamgha都还是所谓的“印章”。也就是说，上从蒙古大可汗开始到王室众王侯、后妃、太子、公主、贵族、将领、宰相再到文武百官，与公权力相关的所有人物，都持有与其地位及职务相对应的官方印章，并且一定会加盖在相关文件数据上。若没有盖章，就不具效力。
在蒙古时代，印章与著名的“牌子”都是代表该人物身份的证明及象征物。
最高贵的印章自然是至高无上者蒙古皇帝的玉玺，目前所知几个是用汉字、蒙古语回鹘字刻印而成。至今还留存着似乎是直接用印有玉玺的国家文书或盖有内容为汉字“皇帝之宝”（在此的“宝”是指“宝玺”“宝印”之意，总之是指印章）玉玺戳印的敕书等刻印而成的石碑。
另一方面，包含同族汗国当家之主在内，王室众王侯、后妃、太子及公主持有的印章，全部都是金印。在蒙古语中称之为“Altan Tamgha”。玉玺与金印之间的差异，是仅有一人之帝王及并非帝王之差异。但是，与用于称呼成吉思汗同族的“黄金家族”（Altan Urugh）名称有关，或许来自该家族成员持有的印章全部都是金印。
在王室以外，除了被授封王号而成为准王室的族长家，均未被授予金印。在将领、宰相以下，高位者为银印，随着中级、下级之排名下降而成为铜印、铁印。前几年在九州岛发现、被报道是否与“元寇”相关之物的印章，内容是用八思巴文字音译汉字“管军总把之印”，这是掌管50人左右军队指挥官之印章，理所当然是用铁制而成之物。此外，在这个阶级之下的下级指挥官、官僚之印章，不论是在海内外都有许多留存。
自然，也会出现盗用印章的事。在蒙古时代的记录中，也记载着例如盗用高阶人士之印章并做尽想做之事的窃贼故事；或是伪造著名蒙古众王侯的印章并盖在任命自己为其代理人的伪造文件上，于该位王侯之领地享受贵族氛围的愉快事件等内容。有趣的是，不论是在东方的汉语史料或是在西方的波斯语文献，都可见到相似的故事。不知该说是不论到哪里人类所想的都相同，还是该说在蒙古时代不论东西方的发展状况都相同。总而言之，不变的就是用印章来代表身份这件事情本身的滑稽性。
当然，在进行各种商业买卖与金融，或是“承包”业务的征税及物资调度等时，一旦遇到某些危险、威胁或当地的抵抗，甚至要请当地蒙古政府军队出动都并非绝对不可能。在现实中，也曾出现经常依赖军队威势而以半强迫方式达成营利目的的蛮横做法。
举这种例子，或许也有种要定位蒙古及斡脱正是做出无理的非法行为之倾向。
但甚至是现今的世界，也并非全部都是警力相当健全、充足的时代。更何况在当时，为了商业行为及旅程的安全，也有不得已必须要寻求些许武力保障的紧急状况。而且，因为能在广阔范围内获得“安全保障”，也正是蒙古权力的正当性之一。
总之，以蒙古军事力量及公权力为背景，斡脱朝欧亚大陆各地出发，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结果，先前似乎被“文明”所抛弃的边陲地区及山谷深处或者是海边的贫穷村落，也都开始与“外界”联结。
但是，到了蒙古时代，居住在山岳或边陲地区的大大小小“人类集团”的名字，以不同的程度于一举之间被大量记录而登场。至于其名称，虽然也有蒙古取的名字，但也有很多是被记录者他们称呼自己的名称，也就是自称。当然，名称涵盖了多种语言，也有不少“集团”名称是无法被清楚地界定到底是哪种语言，或者是什么意义。
在此背景中，有一点是蒙古军队驻扎网络之细密程度，远比我们一般人可以考虑到的更为惊人（就其结果而言，驻扎在“边境”的部队子孙，就直接留在当地生活，时至今日被当作是“少数民族”的，也绝对不只是两三个案例。因为有时是以“蒙古”为名之斯基泰部队，有时则是汉族部队，所以变得更加复杂）。然而，首先应该举出的还是借由斡脱达到的范围广阔之经济扩张。当然，也变成是事先没有预想到的产物。
然而，到了近现代，这些人的子孙，却因距离“中央政府”相当遥远，而被人们在思虑不周及图一时方便下，任意地给冠上“他称”或是被万分失礼地分类为“少数民族”。
但是，在700年前的蒙古时代，几乎没有想要借由提出特别分类名称或是包含企图的他称以达到区别化及差异化之考虑，仅单纯地依其原有或自称的存在样态来记录、认知。这样的情况到底是否可以只用“时代差异”而一语带过呢？
过去的蒙古不可能会说出这样的理想或意识形态，就这一点而言，还真是冷淡又不讨人喜欢。但是在政权本身的本质方面，是具有质朴味道的。
另一方面，近现代国家及政权，对内对外都爱设定些明显的或模糊的理想或志向，具有喜欢把自己美化的共通癖好。所谓的“文明国家”，应该不需要以贬低他人来得到恭维。但是，即使是在现代世界，还是有不只一两个对于卖弄“多数民族”的傲慢或庞大政府力量的“权力理论”而感到高兴的野蛮、肤浅的政府。
回过头来说，在忽必烈政权有意识的振兴政策之下，在现实面来看，斡脱们的企业享有近乎特权的地位。忽必烈王朝操控着这些由自己保护、培养的会社及企业体之群体，并将范围远远超过直接管辖之“大元汗国”框架的“世界”握在手中。可以说斡脱是由忽必烈及其智囊团编织而成新“世界战略”的先遣部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