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关于蒙古及其时代，都用不怎么好的印象来描述。会先出现的都是暴力、破坏、杀戮、打压及野蛮等坏印象。若说到蒙古，通常会以残酷的印象进行讨论。
就如同已经说明过的，关于游牧民及其国家，虽然整体来说是覆盖着负面评论，但其中却有极度过分者。原因就是在无意识之间先有了“坏人”“蛮族”或“浴血的文明破坏者”等先入为主的观念或偏见。
与其说是在过去历史中实际“受害”的人们大肆地强调这些评论，倒不如说反而是深信这些评价的“受害者”的后代子孙所为。或者是自己的祖先虽然并非直接“受害者”，但为了夸耀由自己建立起的“近代文明社会”，而紧抱着想要更进一步地贬低其他区域的过去与未来之心态所导致的结果。
对这些人来说，从亚洲最深处出现的次等野蛮人是在过去所经历过、教人讨厌的历史黑暗部分，而蒙古正好成为攻击的目标。有趣的是，那种情绪在被称为历史研究者的人们心中也产生默契的“前提”，让历史的解释及说明有了一层深色黑影。
此种情事就是名为“文明主义”的偏见，或者也可以说是骄傲自大。之所以会造成如此现象，原因是因为直到最近才得以利用大略的东西方文献及原始典籍史料来解读蒙古及其时代。
在这之前，就算是被世人极力赞扬为“大学者”“大历史家”或“大历史哲学家”的意见，都不过是感想而已。若换个说法，是自我放大的骄傲之言。仅因为周遭的人都那样说就将根本没有明确证据的事情以更像事实般加油添醋地述说之人，即使是在被称为“研究者”之中应该也有不少。总之，因为无论是过去的“文明人”及近现代被称为思想家、历史家及知识分子的“文化人”，对于超越自己理解的框架这件事，都有着某种共同的过敏症状。他们在潜意识当中，无条件地想要相信自己的“文明”之优越性，并在无意识之间，就站在一个轻视过去事物并进行判罪的立场。
蒙古就成为最恰当的“坏人角色”。“野蛮”游牧民代表者的蒙古曾经将世界引导到新阶段，而说不定自己或许也是超越时代的受益者等这些事，他们应该是连做梦也没有想过。导致偏见的根据，经常存在于那些人的心中。而没有根据的批评因为会倾向情绪，经常容易变得更加激烈。
无须认为历史研究者是会仅就其直接取得原始典籍史料所确认的事实而做出发言及叙述。况且，以那些历史研究者的“成果”为基础而用更像“道理”般叙述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吧！不将事实当作事实看待的意识，相当可怕。原本历史面的真实，就有各式各样，而到底该将哪一个当作真实，也确实有很多难以捕捉之处。但以这个作为理由而将追寻过去事实这件事当作全部都是空谈，则是太过极端的想法。
这种情况就是将历史陷入虚无主义教义中，最后翻脸威胁地说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相，那么干脆只要有趣不就得了，将后现代的荒唐正当化的想法很容易就会让情况变得稀稀落落。
事实上在历史中，还有很多无可否定的事实，但问题反而是能否直接地承认“不知道”。
很遗憾地，关于蒙古及其时代，是评论优先于事实，但情绪却更进一步地优先于评论。再加上，此种“误解的结构”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是幻想，也可说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想象论。但是，幻想是有力量的。当评论或印象一旦被确立，就很难看见事物的原有样貌。关于蒙古及其时代，负面印象仍旧很大。总之，最重要的是将定点调回“零”。
历史之谜，不胜枚举。尤其是关于蒙古时代，更是如此。若要一一列举，恐怕会没完没了，情况可能反而是我们现在已知的部分较少。
研究旭烈兀汗国的现代欧美代表学者摩根（David Morgan）博士说过，关于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的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幼儿时期”。的确正如他所说。
相关文献多达20多种国家语言。在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汉语史料及波斯语文献。这两种资料具有分别代表着东西方亚洲历史及历史记述的传统。但让人意外的是，有助于蒙古时代研究的蒙古语史料并不多。但是，汉语史料及波斯语文会分别具有不同的个性。汉语史料当然是对东方事物较为详细。比起蒙古帝国本身及蒙古内部事物之记载，反而是对其周围的人们，尤其是中国方面的事物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再者，相关的资料也是对每一个细节的记载多过于对大局的描述。(https://www.xing528.com)
波斯语史料当然对西方事物较为详细。但是对于东方部分也有相当的记录。其中最棒的就是关于蒙古帝国本身有详细叙述。
蒙古人相信伊朗系穆斯林，而让他们参与规划范围包含西方旭烈兀汗国、东方大元汗国及其他同族汗国等整体疆域，主要以财务及经济为核心的国家经营。
若想要以大局来看当时的情势，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使用波斯语史料。因此，若打算要用原始典籍史料来重组蒙古时代，就一定要同时通晓这两种史料。
尽管这么说，但光是要了解这两种文献就已经很辛苦了。总之，两种的数量都很庞大。而且，不能只是看文献表面意义。这两种文献都背负着各自的文化传统，因此若是没有包含某些想法的话，其实这种原始典籍文献反而会没有参考价值。第一，要是连该数据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或是作者的真正意图都无法掌握而想当然尔，事实的推论就会变得很危险。
结果，只能每天有耐心地持续在分别具有“深度”的两种文献中，一味地深入其中，紧紧地依着每一篇文章脉络进行研究。除此之外，别无“快捷方式”。
正因为如此，历史不一定可以解谜。不，反而是当解开了一个谜题，眼看就要达到该目的时会出现更多的新谜题。这种情况才是一般常见现象。原本所谓的历史，似乎就是如此。因为实际上过去的事实是永无止境，故当知道了一点，结果会让多个到当时为止尚未见过的某种事物浮现，这是当然的吧！
关于蒙古时代，一个接一个出现的谜题，光是以欧亚大陆规模展开这一点，不仅难以断定每一个的轮廓，而且新谜题的总量也变得很庞大。
即便可能认定是相当微小的事物，也要细心地调查各种东西方文献直到从其中找出可以认为是好歹可以确定的数据为止，要掌握事物的轮廓或实际状况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离讲求效率或经济效益的世界相当远。这是一个超越现实、跨越“时空”的超现实作业。
就一般而言所谓的历史研究，若考虑到为了搜集史料所设入的经费或是消耗的时间、体力，刚好与控制世界的“扩大再生产”之资本主义原则完全相反，必须说是“缩小再生产”。蒙古时代史的研究可说是其最高境界。若没有“志向”或“不求回报的精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进行。而且这个“志向”也是必须要有相当的觉悟。半开玩笑的心态会立即被堆积如山的史料所击溃。
首先，就必须要从世界各地挖掘及搜集堆积如山的史料。光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耗掉大半生命。另外还必须要有解读20多种国家语言文献的能力、精力及持久力。但是，身为寿命有限的人类之悲哀，就是无法保证永远不会失去已经一度具备的能力。当忙着处理其他文献时，经常会在不知不觉间就失去了某种能力。
蒙古时代史的研究，在困难度、应该要追求的事实之庞大以及永无止境等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可说是历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
我丝毫没有打算将这个当作“怨言”或是相反地当作“宣传”之类的进行述说。只是想跟大家说有这么一个奇妙且偏离常识的领域。再者，因为探寻事实并且能够持续追寻，本身就是知易行难；而且以各式各样潜藏着无法看到的庞大部分之中才正是有可能存在历史真相之处，这件事每天都让我有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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