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族大西进：突厥化现象在亚欧扩展

以回鹘的瓦解为契机，从公元9世纪开始到10世纪之间，欧亚大陆东西部被覆盖在大规模波动下。这个波动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突厥族的大西进。其结果是突厥族不仅在中亚地区，就连在中东及西北欧亚大陆、北印度也成为政治及军事的主要角色，尤其是伊斯兰化的突厥族占了最大多数。而且，这个局面不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一直持续到蒙兀儿王朝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止（根据笔者的想法或许是一直到现在）。这是长达千年的“突厥·伊斯兰时代”之开幕。

在离开故乡蒙古高原而迁移到周边区域的旧回鹘国人中，朝甘肃方面移动的人们发现了已形成最大绿洲甘州为中心的新天地。他们立于当地汉族及西藏族之上，并形成同时搭配了利用祁连山山谷进行畜牧及既有绿洲型农业、贸易的小王国。这就成为在历史上被称为“甘州回鹘”的政治势力。

远赴天山东部地方的人建立了横跨博格达山脉北边及南边山麓的独特畜牧农耕及贸易复合型小国家。在国际贸易及国际政治变动中挣扎生存的这个回鹘王国，在三百数十年后当蒙古崛起的风暴刮起时，被称为“蒙古统治的教师”般迅速地靠向蒙古并与其一体化。

往更西方走的人们被天山北边山麓的葛逻禄族合并。这个集团历经以天山北侧巴拉沙衮城（Balasaghun）及南侧喀什噶尔（Kashighar）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Qaraxanilar Sulalisi），较前述两个回鹘王国更早形成稍微大型的畜牧农耕复合型国家。

就这样在公元9世纪后半期，在这个涵盖从甘肃开始到天山、由草原与绿洲交织而成的地区，一举之间出现三个上层保持着游牧型移动生活的突厥系统治者，下层则有由各式各样人种、文化及语言形成的绿洲居民扩散分布的双层结构国家并列其间。

不论哪一个都是畜牧农耕复合型，而且地理环境条件及历史演变这两点当然相同，也共同带有热衷于东西交易的贸易立国的一面。而且，如果观察国家整体，不管哪一个都是具有明显的多人种、多文化及多语言的混合性。在回鹘游牧帝国发芽的草原及绿洲两个系统的融合，促使规模较小但形态更为明确的独特国家及社会之诞生。

统治者们都使用突厥语。另一方面，大多数的居民则是用汉文、波斯语、粟特语及藏语等语言，包含统治者在内，当然有不少人都是通晓其中数种语言的多语言者。这是为了生存而必须要具备的本领，应该与个人才能无关。如今我们很容易就会强调并让语言能力、尤其是会话能力与个人才干及评等产生过度联动的现象，或许是因为居住在日本的岛国人们享受太多单一语言社会的好处之故。

但是不论是在国内或国外，属于统治者们语言的突厥语成了共通语言。这一点相当重要。更进一步地，其中一部分人们也开始运用变化自亚兰系（Aramaic）文字的粟特文字书写突厥语，就是所谓的回鹘文字。这样的结果就是让“突厥化”现象迅速地在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扩展。

这纯粹只是与粟特文字及回鹘文字相关的闲谈，在此想稍微说明关于亚兰文字向东流传后以接力方式应用、变身为粟特文字、回鹘文字，并进一步地成为蒙古文字、满洲文字之事。

被称为亚兰人的人们是约于公元前1000年开始在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东地中海区域活跃、出身为游牧民的商人，以对于信息的掌握与拥有进步的文化而闻名。在公元前8世纪时，他们自身的政治集团被亚述所灭，亚兰语则被当作贸易用语而成为西方人称为“东方”的整个中东地区的共通语言，历经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等直到伊斯兰出现为止。

亚兰文字是由只有子音的22个字母形成，特征是由右往左书写。与往西流传形成拼音字母的邻近同为商人之腓尼基文字并列，成为向东流传的另一个拼音文字体系。若以近代事物为例，在文字方面，说希伯来语的耶稣基督也是使用亚兰文字。

在伊斯兰世界成为共通语言的阿拉伯文字也是属于亚兰文字系统。另一方面，向东流传的亚兰文字成为伊朗系人使用的粟特文字，更进一步地在粟特商人与甘肃及天山地区“回鹘人”的交流、接触下演变为回鹘文字。即使相对于印度、欧洲语系的伊朗语，突厥语是被划归于阿尔泰语，但这个差异却未产生任何影响，亚兰文字同时成为两者之书写文字。

虽然到某一时期为止，回鹘文字曾经出现从右到左、从上列到下列的横书方式，但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变成直书方式。而在直书方式时就变成从左行往右行书写。是仅以九十度逆转的形态。在转变成直书形式后，就成为蒙古文字。

回鹘文字被应用成为蒙古文字是在“天山回鹘王国”举国并入由成吉思汗率领的新兴蒙古游牧联盟后，成为其“智囊团”的结果。尤其是因为在内外双方面同时支持蒙古的惊人大规模扩张发展的回鹘，在初期也兼任负责记录者、书记。

回鹘文字式蒙古文出现约四个世纪之后，由努尔哈赤率领的“满洲王朝”开始导入蒙古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稍微改良后创造出满洲文字。在“满洲王朝”变身成为清朝政权中枢的过程中，自第二代的太宗皇太极之后，成吉思汗之弟拙赤合撒儿后裔的科尔沁部族以“同盟者”身份存在，而随着清朝的发展，内外蒙古的蒙古利亚也加入成为“藩部”。在肩负着蒙古帝国以来的因缘以及比较过目前的政权结构后，决定实行蒙古文字与满洲文字并用方式。(www.xing528.com)

综观从亚兰文字转变为满洲文字的过程，在文字的产生及传播过程中，不管是亚兰人也好，或是腓尼基人、粟特人及回鹘人等也罢，都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拥有丰富信息及见解、需要文字的商人创造出文字，并且随着其多样、广泛的活动而将文字往外推展。商人将自己视为文明人是理所当然之事，他们同时也是文明传播者。

这些人类集团不仅只是在经济、文化方面，在政治、行政方面也有相当贡献。因为政治、行政也需以文字为媒介的纪录，引入握有文字及信息的商业民是个快捷方式。文字不仅是以文字方式传递，也随着掌握文字的人而被传播。亚兰文字之旅是个可以显示传递人类历史之实况及传达者之功用的范例。

在另一方面，到了8世纪时，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少在表面上已经成为伊斯兰世界。过去的粟特商人突然之间从史料中消失身影，取而代之出现的是伊朗系的穆斯林商人。说不定是其变身这一点，从历史状况来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错误。

进入公元9世纪时，出现以阿姆河南北地域作为疆域、将首都设在布哈拉并获得阿拔斯王朝承认的萨曼王朝（Samanids）。这是在“伊斯兰的征服”之后，第一个出现的伊朗系王朝。

在历史上就大范围来看，萨曼王朝基于三点而成为重要角色。第一点是让波斯语以及伊朗风格文化等，总之就是被称为“伊朗”的这个词汇，不管是伊朗传统观念方面或是作为伊朗中东世界，都在东部边境复活；第二点是让粟特人居住地之中亚河中地区伊斯兰化；第三点是随着“伊朗·伊斯兰文化”的确立，将伊斯兰推广到锡尔河以东或以北地区的突厥人（尤其是游牧民族），以结果来说是促进了突厥族往伊斯兰中东世界扩张势力。

在这里尤其最重要的是第三点。在回鹘族西迁的浪潮中诞生的喀喇汗王朝，借由与西边邻居萨曼王朝的交涉与接触而改变信仰成为伊斯兰集团。不只如此，喀喇汗王朝在公元999年消灭了萨曼王朝而掌握了帕米尔高原东西两侧，并让波斯语中代表“突厥之地”的“土耳其斯坦”在此处出现。

喀喇汗王朝本身历经多次内部分裂及聚散离合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各自沦为零碎的势力，而撒马尔罕的王族则继续存活至蒙古出现为止。总之，在喀喇汗王朝统治下，伊斯兰化波潮涵盖到了天山附近，也影响到附近的游牧民。历时千年的“突厥·伊斯兰时代”，就在此展开。

回过头来说，萨曼王朝的君主们已经将突厥的年轻奴隶教育成为优秀战士，并组成至死效忠的护卫队。被送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处的突厥奴隶中，也出现了高官或将领者。因为突厥奴隶发迹者积极地召唤自己的同族，所以不论是个人或集团的突厥族都往伊斯兰中东世界迁移就成了大潮流。

萨曼王朝的政治及军事权力渐渐地转移到突厥族手上，在公元977年时成为兴都库什山南侧伽兹尼将领的艾勒布特勤宣布独立，不久后就成为掌握从阿富汗开始到西北印度及西印度的政权。在历史上将这称为伽色尼王朝。以此为契机，由突厥系人推动伊斯兰东方世界军事及政治的时代正式开始。在伊斯兰世界中，包含突厥等所谓的白人奴隶虽然被称为“马木路克（Mamlūk）”，但在这之后，即使是在北印度及埃及等各地都相继诞生马木路克政权。

于是，对锡尔河以东或以北的突厥族来说，前往中东及印度的道路也被打开，接着就是塞尔柱帝国的大西进。塞尔柱帝国的母体是被称为乌古思人（Oğuz）或是土库曼（Turcoman）的集团。公元1055年，进入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塞尔柱帝国，虽然只有短暂的统治时期，但控制了整个西亚，虽然之后分成几个政治单位并形成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及安那托里亚等国家，但其中一部分持续存活至蒙古时代为止。

在这里有个重点是，在草原与绿洲世界成长的游牧国家系统随着突厥系军事权力，被一同带入伊斯兰中东世界。尤其是在中东的东半部地区，此后借由突厥·蒙古的军事权力持续进行国家合并，也就是游牧国家独有的国家体制及组织被导入伊朗、伊斯兰地区。

首先在伊朗及其周边地区，此后从名为塞尔柱的各个国家，后续尤其是旭烈兀汗国的蒙古帝国，续接其后的札剌亦儿王朝、黑羊王朝（Karakoyunlu）及白羊王朝（Akkoyunlu），进一步地到萨非王朝为止，不论哪一个政治权力者都是出身于游牧民。权力所在地点并非是被称为首都的“点”，而是在涵盖首都的夏季营地及冬季营地、被称为“游牧移动范围”的“面”中生活的帐篷聚落。再加上以部族为基本单位，让人们聚集形成的权力本身之多重性，或者作为联盟的明显个性，还有政权及王朝可随着每一代君主激烈变化的可变动性及框架的流动性等，可发现游牧国家之显著体质也普遍地存在于这些国家。

政权核心始终还是在承袭游牧国家传统的军事权力上及伊朗、伊斯兰社会在文化与经济上的累积这两点，成为历史发展的两大支柱。而且，这种形态不仅止于几乎与波斯语圈重叠的“东方伊斯兰世界”，在蒙古时代成立于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以及于蒙古时代后半期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一个角落出现，且在之后有大发展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可发现具有共通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