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起的东突厥在阿史那默啜及毗伽可汗的带领下，虽然仍未达到昔日风光但也恢复了相当声势及威望，并与版图缩小后的唐朝呈现南北对抗局面。这是继匈奴与汉朝以来，再度出现身居蒙古高原的游牧民与控制中华本土的中华王朝这种局面。
而且，再兴后的突厥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并不坏。例如，毗伽可汗之弟、声誉卓著的阙特勤去世时，当时的唐朝皇帝玄宗（李隆基）还亲笔写了吊唁文〔就是同时以突厥语和中文雕刻的石碑、著名的阙特勤碑文。六面之中的汉文面是由玄宗亲自制作及撰写，当中强调匈奴及汉朝以来的南北两大帝国历史传统这一点，是相当有趣的内容。剩下的五面就是以突厥文字记载，内容与中文面完全不同，高声地述说着突厥国家及阙特勤的功勋伟业。这是兼具历史及语言两方面的珍贵史料。包含这个碑的突厥碑文在公元19世纪末时以带来冲击的方式被介绍到欧美及日本，不知经过多少学者的挑战，结果由丹麦的语言学家威廉·汤姆逊（Vilhelm Ludwig Peter Thomsen，1842年—1927年）成功地完成大略的解读。但是有关文字的音拍及标示、详细内容的解释等，还留有未被解决的部分〕。
不仅如此，玄宗还一并派遣为了建造祭祀阙特勤庙宇所需材料及技术者随同吊唁使节团出发。此时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在玄宗的吊唁文中，以“父子”之国来说明这一点，不至于言过其实。
不论是唐朝或是东突厥，彼此都很清楚地知道互相争斗是件愚蠢的事。在初期的大规模发展热情，到了现在双方都已经完全地冷却下来，此时已经进入可以冷静判断相较于生死存亡的决斗战争，还是安定共存关系对彼此都较有利的时代。反过来说，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不论哪一方的国力都有了阴影笼罩。
东突厥于公元744年，被以回鹘族为中心的九姓铁勒联盟打倒。九姓铁勒也是出身突厥系。实际情况是由具有200年传统的旧统治者阿史那氏开始，朝向以回鹘王族药罗葛氏为顶点的体制，也可说只是突厥族联盟的重组而已。
在回鹘游牧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主要根据地现身后10年，公元755年时唐朝出现大动乱，也就是所谓的“安史之乱”。
身兼相当于现今北京地区的范阳、平卢（热河地区）、河东（山西）这三个地区节度使的安禄山，与玄宗爱妃杨贵妃的同族兄长杨国忠对立，并率领宣称20万但实际上只有15万、由汉族及非汉族组成的混合军举兵而起，攻陷了唐的两个首都长安及洛阳。来年756年，于洛阳登上皇位并称国号为“大燕”（燕就是北京地方的雅称）。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后，叛军继续以安禄山的盟友史思明为中心，给唐朝的统治带来危机。
在此避免就这场动乱本身进行讨论，但在安史之乱中，可见到从公元7世纪开始的突厥、唐朝、萨珊王朝的浮沉及兴亡历史所产生的面向。不论是安禄山或是史思明，都是出身于营州（现今辽宁省朝阳市）都督府的杂胡，也就是伊朗系（尤其是粟特人）及突厥遗民突厥族的混血儿。
安禄山原本的姓氏为康，本名为轧荦山，因出身于知名突厥贵族阿史德氏〔前述在复兴东突厥时相当活跃、著名的暾欲谷（Ton-yu-quq），汉名为阿史德元珍〕，母亲再嫁，才改名为安禄山。至于史思明方面，本名为萃千，因两人都精通六国语言，所以都从负责贸易事务的互市牙郎开始发迹。
汉文姓氏的康与撒马尔罕有关，安是与布哈拉或是阿萨息斯王朝的帕提亚（安息为其音译字）相关，史则来自于史国（Kesh）。或许轧及安也是相同。至今为止，虽然这种解释方式据说是以汉文文献为根据，但就如同森安孝夫所说般，事实上即使是在出土于中亚地区的非汉文文献中也可确认粟特系人以“an”及“kang”等姓氏命名。“an”就是安及轧，“kang”就是康。原本没有姓氏的粟特系人，也在中华使用汉姓命名这件事，可以从汉文文献及非汉文文献两方面都得到证明。这就是在这种意思下的“姓氏”。若反过来说，不论是安禄山或史思明，父亲的血缘来自于中亚地区或是出身于更西方地区等情况，都可以借由其姓氏得知。
另一方面，名字的禄山或是荦山，很明确的就是粟特语中代表“光、光明”的“Rokhshan (rwxšn)”。这是由亨宁（W.B.Henning）首先提出的解说。而作者过去曾经说过也可以用近代波斯语的“roxšn”解释（《耶律楚及其时代》，白帝社，1996年，107—108页）。
不论是粟特语或是近代波斯语的来源都相同，因此虽然“rwxšn”及“roxšn”是相同根源的语言，但应该还是要跟随以粟特语解释的亨宁说法。故谨在此订正。此外，先前提过的亚历山大大帝妻子、著名的“罗克珊娜（Roxana of Bactrian）”不是大夏人（Bactria）就是粟特人，但她的名字也被认为正是来自于与“rwxšn”同根、代表“明亮的”意义的粟特语。“禄山＝rwxšn”的说法，是根据日本唯一的粟特语语言学吉田丰的见解。简单来说，安禄山的正确念法是“An Rokhshan(an rwxšn)”。另一方面，思明的部分则是“思念光明”的意思，正是“光明”的含意。若真是如此，就会变成全部都是与祆教的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ā）相关的名字。暂且不管这是否为直接的结果，但其为随着萨珊王朝崩解而迁移至东方的移民子孙之味道，真的很浓。
而且若是如此，两人的母亲都同为突厥人这一点，也就更加有趣。也先不管这是直接或间接关系，突厥帝国的解体与尤其是复兴后的东突厥于安史之乱发生前11年瓦解，恐怕也有其关联性。
这两个人都因为是可以讲六国语言的精通多国语言者，而从事贸易业务并成为发迹的契机这一点，又是有趣之处。至少都会讲父系的波斯语及粟特语，母系的突厥语以及当地的汉文等四种语言。另外两种语言到底是什么呢？若从地点风土来看，另外一个或许是契丹语。
再加上，还有区域性的问题。不管说是营州也好、幽州也罢，安禄山及史思明出生成长的地方，都是中华本土与非汉族世界的交会处。在该处有混杂了从西边来的伊朗系及北方来的突厥系之居住地，另外还有汉族、之后建立帝国的契丹、女真及高句丽遗民等，形成一个“国际社会”。
虽然北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但如同隋炀帝及唐太宗相继将其当作远征高句丽的前线基地，原本是位于中华本土东北偏僻位置的“边境”。但因为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交接地带，交错着哈萨克斯坦大草原路线及绿洲路线，更成为前往满洲及朝鲜半岛起点的重要地方。自古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个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混合多种风土民情的地方。尽管从中华本土来看是个“边境”，但若将视野放大到东亚整体的话，北京已经开始走向具有高度国际性的“中心”之路。
在这个地方，安禄山与史思明从贸易业务迈向武人之路的故事，非常简单明了。两个人的出身、来历、家族及语言能力，不论是在贸易及军事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事实上，在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举兵而起时，成为主要核心的就是由突厥与契丹组成的8000多名精锐铁骑。他们都成为安禄山的养子，因此也被称为“父子军”。以假父子关系强化彼此交情的这一点，经常可以在游牧民族间看到。对突厥及契丹游牧骑兵来说，安禄山是个像“父亲”般可仰仗的指导者。在安史之乱被镇压之后，伊朗系的安氏也以此地区军阀之姿继续存活。多种族共存的“国际社会”也照旧延续并移入契丹辽帝国，更延续到女真金帝国及蒙古帝国。契丹帝国的陪都“南京”、金帝国的“中都”以及蒙古帝国首都“大都”，全部都设置于燕地区。北京地区就如同其文字意义般成为“中心”。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安禄山。
安史之乱是跨越地区及文明框架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新时代的先驱。
回过头来说，安禄山及史思明不仅仅只是具有血统而已。就算是从以武人发迹的经过来看，也都不是一般人，他们从一开始就背负着特殊的家世背景。实在非常难以想象这是由一个杂胡完成的作为。他们两个人会被自己的士兵尊称为“二圣”，也是很能理解的事情。
迈向崩解的唐朝统治体制，在新兴回鹘游牧国家援军的协助下得到解救。若就回鹘的立场来说，不仅是单纯地响应来自唐朝的救援要求而已，更是无法坐视不管自己曾经推翻的东突厥变身成为安氏王朝并且打算以中华帝国之样貌复活这件事。不只是外交上的利益，事实上也是为了自身考虑。
总之，将河北及河东当作地盘、以非汉族及汉族混合军团打倒唐朝政府军的安禄山、史思明，也无法对抗来自根据地背后更加强势的骑兵军团。由伊朗系及突厥系混血儿建立的“新王朝”之嫩芽，持续九年左右后崩溃，在中国史上以“叛乱者”之名留下纪录。
以此为契机，东亚的主角进行着交替。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公元751年时，已经在天山北边山麓怛罗斯河畔（Talas River）败给向东进击的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 Caliphate）的穆斯林军（因将造纸法西传而闻名），终于也失去了想方设法在中亚地区保留的地盘。(www.xing528.com)
唐朝的威信，此时于内外两面都出现衰微。之后的唐朝急速地衰弱、无力。在动乱的最盛时期屯驻在中华本土各地的武将们，在动乱结束后直接留在原处导致军事分权化。
唐朝中国成为在中华本土各地进行割据的各式各样“藩镇”（用节度使等头衔来称呼这些握有半独立军事及行政权）的集合体，唐朝王室及中央政府成为漂浮在这些“地方政权”群体之上的政治符号而继续生存。
尤其是在混血儿成为主要领袖的河北一带，事实上已成为独立状态。可说安史之乱就直接在当地固定化。若依据将王朝分开的断代史风格来说，维持长达290年的唐王朝，实际上是个衰弱的时间比盛世更长的政权。
以下又是一段闲聊，关于在中国史研究中著名之“唐宋变革”想法，是认为在唐朝“漫长的后半期”及五代十国持续约半世纪之纷争期相加合计共约200年后，到了宋代中国时社会整体出现大幅变化。但是，将集中在唐朝前半期的全盛时期，及在后半时期其独特性越发显著的宋代中国之情况，当作唐朝及宋朝这两个“长命王朝”的典型样貌，无可否认地是有其稍微单纯地太过强调不同之面向。在其深处是将唐朝以唐朝之姿统括290年，另一边的宋朝则是将实际上几乎是不同国家的北宋及南宋合算共计达到300年以上，果然还是有将事物捆在一起当作相同物品思考的癖好。这就是“断代史观念”。但是若将唐朝的“漫长的后半期”及宋朝的“漫长的前半期”合并计算的话，正因为总计超过三个世纪，会有变化也是理所当然。
与国势走下坡的唐朝相反，回鹘游牧国家趁机将手伸进了唐朝及阿拔斯王朝最终缩手的中亚地区。让同属突厥系游牧集团葛逻禄（哈剌鲁）等归附臣服的回鹘联盟，一鼓作气地以东方世界最强国之姿君临天下。
当作是提供军事力量及借其而得到安全保障的回礼，回鹘接受实际上是在其庇护下的唐朝以银为主的巨额经济支持并与其缔结和亲关系。但这却将唐朝政府财政逼向极限。不久，唐朝就不得不从已成为拓跋国家传统以租庸调为主的征税体制切换为由两税法（以居住地主义为基础的资产评估及在夏秋两季的课税为两大主要支柱）形成的税收系统。在中国历史王朝中，盐的专卖会成为占中央财政的稳定的重要来源，也是从此开始。
只要西藏高原的吐蕃进攻唐朝中国的话，回鹘骑兵军团就会出动。此外，就算是唐朝国内，虽说藩镇跋扈，但在衰弱化的唐朝，还可以持续维持相对的平衡与安宁的这个不可思议现象背后，绝对不可忽视在藩镇之上、从北方压迫的回鹘庞大身影。终究，政局处在超越空间的框架中联动着，而回鹘可说已经成为东亚的“国际警察势力”。
回鹘的主导并不限于政治及军事。结合了自突厥以来与突厥国家缘分深厚的粟特商业势力的回鹘，利用粟特人商队展开将马运送到庇护国的唐朝中国后，再带回丝绸的“绢马贸易”。据说在长安经常有超过千人的粟特商人团驻留。当然，国际商品的丝绸随着粟特商人的贸易网，也被转卖到中央亚洲及其以西之地。
回鹘就借由来自唐朝中国的经济提供及与粟特商人一体化进行的国际贸易，而成为兼具前所未有军事力量及资金能力的游牧国家。即使将这个称为“帝国”，也应该是完全没有挂碍。
回鹘游牧帝国的独特性不仅如此。回鹘中央权力可以直接到达游牧移动圈区域的正中央，虽然不是很大，但光是这样就代表他们自己推动设置了相对应规模及机制的都市。
也就是说，回鹘照着匈奴帝国以来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游牧国家的传统方式，将“王庭（斡尔朵，Ordu-Baliq）”设置在鄂尔浑河和图勒河两条河上游的草原区域。在此建筑了突厥·蒙古语中被称为“斡尔朵”（意指主营之城）的城墙都市。
主要是由粟特商人等“定居民”入住在城内，统治者回鹘王族以下的人们则是非有必要不得入城，而在附近草原地带搭帐篷生活。在作为政治及经济设备的这个面向，可说是个明显的“人造都市”。
相同的做法，在将近500年之后蒙古帝国刚刚崛起时，就将首都哈剌和林（Karakorum，Qara-Qorum）设置于非常接近于斡尔朵之处，实际上两者应该是没有太大差异吧！因为两者都是“草原的首都”，但却是个并非以让统治者居住为目的，而是将官僚、商人及工匠集中居住以维持政权，并储备各种物资、粮食及兵器的都市。
此外，回鹘帝国斡尔朵的遗迹，即使在蒙古时代也几乎保有往昔风貌矗立这一点，可以在当时数目众多的波斯文、汉文及拉丁文记录中看到。再者，在近现代中，尚用蒙古语称之为“Khar Balgasyn Tuur, Kharbalgas”（黑色城市，进一步地意指成为废墟之城），虽然现在城墙已经化为平稳的隆起，但居然在20世纪初的报告书中，似乎还留有高高的围墙。
就如同已经叙述过的，游牧国家很少会建置小规模聚落或是固定设施。在直属政权中枢的帐篷营地中因为政权需要而建置正式都市，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综观在中央欧亚大陆兴亡的游牧国家历史，可说是由回鹘开启了新的时代。
回过头来说，公元744年突厥与回鹘的交替，750年阿拔斯王朝的“革命”，751年的怛罗斯河畔战役及从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8世纪中期的欧亚大陆接连着出现数个动荡及重组，相当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若以更广泛的眼光来看历史时，相较于接着要出现的大规模变动，这也不过是微小的重组。
契机就是回鹘与中央欧亚大陆。从先前一段时间开始，蒙古高原天灾频传并因此引起牧民动摇及内乱，就在这种情况下回鹘帝国陷入混乱不安的状态。就在联盟的团结出现强烈松动之际，西北蒙古利亚的吉尔吉斯联盟突然迅速地袭击鄂尔浑—图勒的主要核心地域。
中枢崩溃的回鹘游牧帝国，让人不敢置信般简单地就崩解。甚至可被称为“回鹘时代”的荣华富贵，结果也未满100年就消失了。
创造出多重结构联盟的各部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在回鹘这个名称下开始出走。如旧王族的药罗葛及新王族的阿跌氏等身为游牧联盟主轴的回鹘人就离开混乱疲惫的蒙古高原，形成数个聚落迁居到中华本土北方边境、河西走廊及天山地区。这就为了大变动扣下了扳机。
在回鹘这个军事庇护者解体且其溃败残余部队之一部分为了寻求援助而来到北边边境时，唐朝观察了情势演变之后，决定和吉尔吉斯（时称黠戛斯）合作进行追击。但是吉尔吉斯没办法整合草原世界，无法成为回鹘的替代者。在回鹘联盟外围部分的多个部族也选择独立化道路的结果，让东亚整个都陷入政治混乱状态。而且直到之后的蒙古帝国出现为止，大约三个半世纪的时间，欧亚大陆的东方草原都未再出现统一势力。
此外，在中华本土方面也是不久后就出现黑市盐商黄巢的大叛乱，原本就相当虚弱的唐朝，就在这最后一击之下灭亡（公元907年）。以此为开端，在唐朝帝国的刺激与受其国家系统影响而形成的新罗、渤海及南诏等也在10世纪初同时进行政权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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