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初期的唐朝，也许是再度强盛起来的东突厥之附属国。即使突厥的颉利可汗从六盘山出发逼近到非常接近长安之处，并且架设一整排帐篷建立大型营区，唐朝政府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只能送给大量物资请他们回去。
但是这样的关系也立刻出现逆转。在东突厥统治下的铁勒、薛延陀等突厥系各部族开始进行独立运动。刚成为第二代唐朝皇帝的太宗李世民于公元630年，利用这个机会一口气抓到颉利可汗，不论是东突厥旧有领地居民或是立志独立的各部族，在军事力量及经济力量下一致地向唐朝要求怀柔，并且称唐朝皇帝为可汗而臣服。
接着让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屈服并且进一步地与在松赞干布（弃宗弄赞）领导下迅速形成国家的吐蕃和亲之唐朝的势力范围，一鼓作气地扩张到涵盖了东亚整体。太宗李世民被亚洲内陆君长们奉为“天可汗”之称号，就是在这个时候。“天可汗”也就是突厥·蒙古语的“Tengri Qaghan”。
中央欧亚大陆游牧民拥有普遍的上天信仰，尤其是突厥·蒙古系的人对于“Tengri”称呼的天及天神之敬意和崇拜，是超越时空、非比寻常的。过去，匈奴单于称号的开头也曾被冠上“天”。
以族谱来说是鲜卑拓跋部出身，不论是父系或母系也许最远都可以回溯到匈奴的唐太宗（拓跋部原本在过去匈奴帝国时代是位于统治集团的末端。李世民的祖母是出身于匈奴帝国时具有权势的谷蠡王嫡裔独孤氏。是以让北周静帝、隋文帝及唐高祖之父等三人分别都娶了自己女儿而闻名之独孤信的女儿之一），若从游牧民的立场来看，的确是个适合被称为“天可汗”的突厥·蒙古王者。我们是否可以单纯地以理所当然的态度来理解拥有“天可汗”这个称呼就代表中华皇帝立于游牧帝王可汗上呢？
在唐朝初期对草原世界的大规模发展中，不可忽视“拓跋国家”这个特征发挥了作用。简单地说，就是大概成其根基处留有游牧民味道的军事组织及骑马战力，以及可从鲜卑开始追溯到匈奴的牧民传统及血统意识（事实上，不只是北魏王室及唐朝王室所属的拓跋部而已，拓跋联盟中具有权势集团之一、成为北周王室的宇文氏也是匈奴帝国的贵族显要成员之一）。不论是对统治者的唐朝或是被统治的君长、居民们来说，这些都是让唐朝的间接统治得以意外顺利地实现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隋炀帝明显迈向“世界帝国”志向很容易就会被贬低为鲁莽的野心，但事实上根源应该是出自于相同之处。
总之，这是因为拓跋国家才有可能实现的事。当将权力基础根植于“中华”的政权要往内陆世界大规模发展时，到底是要从根本处就与突厥·蒙古系的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或是要将其一部分的人拉拢进政权核心呢？无论如何这是仅限于和突厥·蒙古系有关系的非汉族王朝。
在交通、通信方式尚未发达的近代前期，当范围广阔的陆上帝国形成时，不可能仅靠单纯的“力量理论”。倘若统治者及被统治者双方没有共通的“基本意识”，根本就不可能成事。
除了这种状况之外，在唐朝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中，也不可以忽视后续将要叙述说明的国际情势方面的好运。
另外一个突厥帝国，也就是所谓的西突厥，在突厥语中被称为“On Ogur”，也就是“十箭”之意。就如同其名，分权势力的分开倾向，在东突厥方面当然也很明显。西突厥与拜占庭帝国结为同盟共同攻击萨珊王朝等，虽然一时之间曾经很强盛，但不久就产生分成两派的内乱。
顺带一提，进行印度次大陆取经之旅的玄奘，是在玄武门之变正混乱之时，违反从唐朝初期就立下的“国禁”，离境出发。时间是在公元626年到629年之间的某一年（玄奘出发旅行的年份，根据历史资料而有不同说法故没有定论。但当时的背景有唐朝最大的丑闻——太宗的政权交替“玄武门之变”，很容易引起联想）。
他的旅程最为辛苦之处，是到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为止。因为他在天山山中的军营见到了西突厥叶护可汗并得到庇护的约定，故毫不费力地轻松通过西突厥势力范围，在途中也持续进行闭关修行，穿越兴都库什山。
因为正处于全盛时期的西突厥势力范围完全涵盖这些地域，所以甚至说玄奘是在西突厥的保护下，才可以到达印度次大陆也不为过。玄奘很幸运。在玄奘自己写的《大唐西域记》及由其弟子之一慧立所著但后来被彦悰修改过的玄奘一代纪录《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因顾及唐朝政府而未写出这一段事实。
英明君王太宗去世后，由第三代高宗继承的唐朝在公元657年，派出由许多种族构成的西征军前往进攻混乱中的西突厥，成功地瓦解了西突厥后，还特意地分立两位可汗以利控管。此与过去统一时期的突厥帝国乐见拓跋国家呈现分裂状态并以和战两面手段进行煽动是相同作法。总之，突厥帝国的东西两部分都灭亡了。
此外，唐朝仍持续着好运。在这之前的公元642年，波斯萨珊王朝在奈哈万德之役（Battle of Nahavand）败给新兴势力伊斯兰·阿拉伯军队，帝国统治迈向崩解。皇帝伊嗣俟三世（Yazdegerd III）虽然逃往东方，但在公元651年遭到暗杀，萨珊王朝就灭亡了。在伊斯兰势力往伊朗高原东方发展时，萨珊王朝的残存势力也遭到驱赶而往东方撤退并在中亚地区各地建立亡命政权。结果，萨珊王朝的遗民转而寻求唐朝的庇护，有相当多的人迁居到唐朝本国。
这个结果让唐朝势力扩张到帕米尔高原西边为止。此外，以唐朝的两个首都长安及洛阳为中心，伊朗系人及其文化在中国本部中也变得显眼。在日本正仓院也可以感受到的波斯文化气息，就是起因于此。(www.xing528.com)
会将唐朝称为“世界帝国”，就是指这种状态。首先是于公元657年压制西突厥，于668年与新罗合作共同消灭高句丽，并以674年萨珊王朝的流亡王子卑路斯（Peroz）来到唐朝时为全盛时期。在某种层面上，这也是拜突厥及萨珊王朝崩解所赐。
但是在公元682年时，旧东突厥帝国居氏从唐朝独立，并以蒙古高原为中心再度建立第二个东突厥国家，即使在旧西突厥的中亚地区，也有突骑施等创建了各自的国家。
唐朝的“世界帝国”状态持续约25年，约相当于长达35年的高宗治世（公元649年—683年）之中、后期。这是继承持续30年“世界帝国”的突厥之后的短暂辉煌（唐朝的“世界帝国”是因为有突厥的“世界帝国”才能出现，这一点是相当明确）。因此，唐朝300年历史，并非全部都是“世界帝国”状态。经常可见的“隋唐世界帝国”等表达方式，不用说，就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说法。
突厥“世界帝国”之内容实质也明显是可疑的。唐朝的“世界帝国”也有点怪。
在蒙古高原、满洲、中亚、越南等间接统治地区，除了首要官员都护以外，配置了全部由当地具权势者组成名为“都护府”的独特政府机关。但这到底是什么程度的“政府机关”呢？老实说，只有称号是如同唐朝官僚机关、附属官员般命名，但在权力及资源方面却是被牵着走。会将这样的做法称为“羁縻政策”（羁縻就是牵着走的意思）也是相当易于了解。
终究只是暂时的统治，是个如蜉蝣般危险又微弱的庞大版图。只要当地人们丢弃了称号，庞大版图就会立刻消灭，唐朝就会回归到非常普通的中华本土规模。
不管是突厥也好唐朝也罢，无论如何，他们所成就的世界帝国起讫时间都可说是转眼一瞬间，但将未曾有过之庞大领域控制在视野内则具有很大意义。历史演变至此已经到促使具有这种决心之政权出现的时代。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拓跋国家交棒到唐朝这个最后跑者时，从东地中海到西亚为止，也就是在中东地区出现伊斯兰，并一鼓作气地变成庞大势力。这是一个可说是人类文明发祥地，具有古老风俗的地区。伊斯兰除了是一个具有非常古老传统及文化蓄积的社会外，也非常突然地崛起。在此有一个重点要提醒读者，伊斯兰是个融合世界。
无法仅用伊斯兰的要素来叙述伊斯兰。继古代埃及、巴比伦及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等“文化世界”的悠远历史之后出现这一点，具有相当重大意义。
尤其是将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的阿萨息斯（Arsaces）王朝以及萨珊王朝这些以伊朗高原为根据地的帝国传统以总结方式承袭这一点，对于以伊斯兰之名被涵盖在内的群体的走向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简单来说，虽然伊斯兰对内代表宗教，但对外则同时带有浓厚的、明显的世俗性、政治性、渐渐扩大外围部分的发展性以及世界性的社会。
伊斯兰在转眼之间就推进到中亚地区并且在一段时间后继续朝着欧亚大陆各地扩大，同时得以使用陆地及海上两者之交通、贸易网络等事情，也全部都是建立在既有系统及状态之上而得以成立。近年来，被广为流传的“伊斯兰网络”，虽然真的难以理解“网络”这个词汇，但想表现的并非是伊斯兰的新创事物，而是先聚集了所有既存事物之后，再加上伊斯兰来者不拒的开放性格才更加发展。
当然，伊斯兰是个前所未有的独特存在。伊斯兰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宗教”，成为囊括了人类全部生活的“存活方式”。总之，虽然原本意义是宗教，但也是个牵动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文明形态”。再者，在伊斯兰初期近似于爆炸性扩张之中，阿拉伯游牧民的存在具有重大意义。当初只是阿拉伯帝国，成为伊斯兰帝国是在稍后之事。事实上，原本“Arab（阿拉伯）”是指游牧民。不管是从不同学说的语源起点到伊斯兰时代也都维持一贯相同的意思。在伊斯兰中具有浓厚的游牧民影子。
总之，在公元7世纪开端，西方的伊斯兰与东方的唐朝同时以具备“世界性”扩张之姿出现。若从公元6世纪开始观察此事，首先是突厥往北移，接着在东方出现唐朝，西方出现伊斯兰，贯穿欧亚大陆各自形成庞大疆域版图（若更进一步地说，以结果论，从公元7世纪末开始的欧亚大陆世界形势是由东方深具中华帝国风的唐朝、在中央处重复着集散离合状态的同时摸索新形式之突厥，西方则是变装为伊斯兰寻求再出发的中东，最后是位于西陲边境的微弱拜占庭帝国及法兰克帝国等串联组成）。无论任何一个，都是超越当时为止的“文化世界”框架之存在。
简单来说，虽然还不足以达到真正的“世界帝国”，但也是以接近的形态持续着，或许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世界帝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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