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然：曾经出现的东胡后代的趣味性

这是草原世界之事。在戈壁以南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在拓跋政权之芽的代国稍微浮沉之后，以北魏（当然他们自称为大魏）之称趁势兴起的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在鲜卑族南下而出现权力真空的蒙古高原，出现了称为柔然的游牧集团。柔然也是曾经出现的东胡的遥远后代。

柔然也可写为蠕蠕，还可见到茹茹及芮芮的看法。原本是以某种原始语言，在此当然应该是指“柔然语”——音译而成的汉字名称。因此，事实上仅有汉字的发音才具有意义。但是称为汉字的这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文字，不仅是文字本身具有意义，就连看起来的美观程度及带来的氛围等也有其独特含意。柔然（很柔弱的样子）这组汉字，不知为何总觉得有种优雅的感受，应该是个还可以的名字。但是蠕蠕（虫软软黏黏粗鲁地蠕动般。再加上“蠕”这个字也让人联想到“懦”，因此与柔懦相通）这个叠字组合，就有点过分了。

另一方面，茹茹（茹字原意为烫过的青菜。由此转用为指一般青菜，并进一步指贪婪地吃、柔软易腐烂，还更进一步指腐臭等，产生许多字义）这个名字，则很明确地有着强烈的污辱蔑视感。相反地，芮芮（青草茂盛样）这个名字，虽然具有不正不反的中性语感，但两个字都在深层具有草原印象这一点，的确有其可取之面。

关于“芮芮”以外的名字，原本就是基于华夷思想被选出的语汇。虽然有程度的差异，但无可否认地具有轻蔑的情感。尽管如此，总觉得各个名称都有点文字游戏的感觉。尤其是“茹茹”这个名字，其怪异感及辛辣感，可以感觉到选字者的半开玩笑之戏谑及坏心眼，应该可说是个杰作吧！

根据《魏书·蠕蠕传》记载，柔然这个名字是他们的“自称”。但据说之后的北魏太武帝认为柔然是个无知集团，并将其状态比拟为虫，故改称为蠕蠕。

但这是个有点微妙的传说。首先，柔然不可能自己选择“柔然”这个汉字组合。故说为“自称”是有点奇怪。“柔然”应该只是单纯的音译字组合。

可是被柔然带来相当大困扰的太武帝，无法忍受虽然多少具有污辱轻蔑含意但仍属平稳的“柔然”这个文字组合，将其改为包含了更强烈的藐视之意、与“柔然”文字发音相似但极端低卑的汉字“蠕蠕”之组合。真不愧是在憎厌及恶意之下的选字。若不这样解释的话，就无法知道《蠕蠕传》要表达的意思。

污辱蔑视程度更强的另一个“茹茹”是在《北齐书》及《隋书》中出现的选字用语。由北齐代替北魏立场完成的《魏书》以及在唐朝由朝廷编纂《北齐书》《隋书》中的选字，全部都是表现出强烈敌意情感的文字。因为对于在发展中的初期北魏政权来说，激烈对立的敌人柔然是如此痛恨憎恶的存在。

这也再度成为从北魏、北齐开始到北周、隋、唐为止，拓跋国家的架构组织存在的一个证据。甚至在柔然消失已久的唐朝，对其仍抱有如此强烈情感这件事，反而是让人更为吃惊。对于柔然的憎恨厌恶情感，应该已成为拓跋国家的传统之一。

但没有必要将此认为是中华王朝与游牧国家一定会有的情感对立。不论是北魏王朝的拓跋氏或是建立柔然游牧联盟的柔然氏，两者原本就都是东胡的后裔。尤其各别的创业期都是在戈壁南边的内蒙古草原完成，因此是属于相当邻近的地缘关系。然而，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招致更多的憎恨情感。

其证据就是最为中立的“芮芮”这个词汇，是在所谓南朝的《宋书》及《南齐书》中出现的用字。对于以江南为主要根据地的南朝各个政权来说，位于被华北隔开相当北边的柔然，是个超越直接利害关系的存在。或许倒不如说是对从北边威胁其正面敌人北魏的柔然，南朝反而是以具有好意的方式呈现。让人联想到青草茂盛景象的“芮芮”这个词汇，甚至可以感受到对于远方草原之雄的些微好感。

仅仅是两个字的选择之间所包含的憎恶、讽刺、冷笑嘲讽及好意。与其说是中华思想等等，不如将其看作是对于个别政治立场的表明。反而是对于太过直接表明该王朝情感的这一点，不禁让人担心就中华王朝来讲是否有点太过粗野。

柔然在一开始不过是蒙古高原南部的弱小集团。同样也还不是很强势的拓跋部与代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互相激烈争战。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初始，身为族长之一的社仑往北越过戈壁将势力扩张至外蒙古高原。

在《魏书·蠕蠕传》中用以下内容记述此事，“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

虽然说柔然往遥远的戈壁北方逃跑，但却又说其凶势越加扩张这种自相矛盾的叙述，实在是很奇怪。将敌人的扩张势力以“远遁”表现的这种意识，和将撤退以转进一词蒙混过去的做法也没有太大差别。这样的表面修饰，应该也可以成为衡量北魏对于柔然恐惧程度的指标。

社仑继鲜卑的檀石槐以后，大约相隔三个世纪后再度成功地统一草原。《魏书·蠕蠕传》就其疆域有以下描述，其西则焉耆之地（也就是所谓的哈喇沙尔），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总之就是远及贝加尔湖），南则临大碛（达到甘肃北方的沙砾沙漠）。因为是宿敌的记载，故应该不会是夸大的表现。

社仑将麾下的部属用匈奴国家以后已成为传统的十进制法体系之军事、行政、社会组织进行重新编组，并且自封称为丘豆伐可汗。但也有人表示应该要念为Kütelburi-qaghan。先不论念法到底恰不恰当，在《魏书·蠕蠕传》中表示，“丘豆伐”即“驾驭开张也”，意思就是熟练地骑着马匹，尽情地统驭人们并扩展势力。“丘豆伐”就是这个意思的柔然语。

总之，这是可汗或是汗这个称号的首次出现。在《蠕蠕传》中表示，“可汗犹魏言皇帝也”。亦即可汗就如同北魏的皇帝般，直接、理所当然的说明让人很容易就可以理解。

在这之后，可汗以及被认为是由其变音、转义而成的汗这个称号，在以突厥·蒙古人为首的欧亚中间，甚至还有东方伊斯兰世界中，也都成为展现君主、王侯、首长、领导的称谓。若提到跨越时空，共通、万能的称号这一点，真可说是贯穿历史的“国际语言”。

以下是一段闲谈，在日本，除了カガン（可汗，英文Qaghan，日语拼音Kagan）、カン（汗，英文Khan，日语拼音Kan）之外，ハン（Han）、ハ—ン（Ha-n）、ハガン（Hagan）这种标记更以显眼的方式并行使用。相信应该有不少人会感到困惑吧！因为这个现象出乎意料地有不小的影响，故想要在此稍加说明。

会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在原始史料中的拼字错误（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将“ka”音及“ha”音以不同文字分开写的阿拉伯文字。在使用阿拉伯文字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历史时代的突厥语等中，在正确的拼写方式被确立的公元13、14世纪蒙古时代以前，其标示拼法有松散及差异空间），但事实上最主要还是因为日文片假名标示拼法的局限及用其作为基准所产生的差异、误解都很大。

不论是日文的“カ（ka）”或“ハ（ha）”，都无法完整地表现原始的突厥·蒙古语的发音。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历史文献学及语言学中都有明确证据显示，至晚到了公元13、14世纪蒙古时代，发音都较为接近日文的“ka”（在这里会强调蒙古时代，并非是因为笔者特别专攻此领域，而是因为在蒙古时代，不论是实际的历史或是记录当时状况的文献质量，都有相当大幅度的改变。事实上，在蒙古时代前后，几乎是涵盖整个亚洲大陆的所有史料都完全不同。关于这一点，就算是研究者等级之人士，也很难说有完整的认知）。

但在二次大战前后却出现双重的偶然，其一是在战前开始日本人突然增加许多接触的近现代蒙古语（尤其是内蒙古、满洲的蒙古语）之发音变成较为接近“ha”；其二是在战后日本急速发展以伊斯兰原始典籍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其中阿拉伯文字除了q之外，还有kh这个摩擦音，在日文片假名中很容易就会将其以“ha”标示。作为双重影响之结果，例如在历史教科书及一般书中，有很明显的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就将不论是哪个时代、地域的人名都统一使用ハン（Han）及ハ—ン（Ha-n）。

另一方面，还有カガン（可汗）、ハン（汗）也是以适当的根据及理由被使用。尤其是在蒙古世界帝国时期，第二任窝阔台及第四任的蒙哥以后的蒙古皇帝为了显示自己与其他称为“汗（Kan、カン）”的诸多大小君侯不同，是唯一至上的权威者，因而恢复往昔的“可汗（Kagan，カガン）”而称“大可汗（Kaan，カアン）”。无论如何，旭烈兀汗国、察合台汗国及术赤汗国的君王都只不过是“汗”而已。在波斯语史书中，“カアン”写作“qā'ān”，将“カン”写作“khān”。但在日本却完全无视这一点，全部都写成了“ハ—ン（Ha-n）”，回鹘式蒙古语的拼法为“qā'ān”与“カガン（Kagan）”及“カアン（khan）”对应，故也成为出现蒙古帝国分裂成“四大汗国”等无稽之谈的诱因。但是至少关于到蒙古时代为止，使用ハン（Han）及ハ—ン（Ha-n）是明显奇怪。虽说如此，但原本就很容易将所有事物单纯地一致化归结这一点，或许就是住在日本列岛人们的特性。

关于“可汗”及“汗”这些称号，还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对柔然燃烧着强烈敌意的前述北魏太武帝刻文在近几年突然变得有名、位于兴安岭北部的嘎仙洞洞壁上的祭文，其中使用了“可寒”这个词汇。

社仑及太武帝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若是如此，“可汗”及“汗”这些称号，或许就不是仅局于柔然游牧国家独有的君主称号。此外，有关嘎仙洞及其刻文，是于1980年透过米文平等人的调查而一举为世人所知，但其刻文姑且不论，嘎仙洞这个史迹则是在战前文献中就有明确记载。

关于柔然，迄今为止较多人赞同将其当作蒙古系的这个说法。但当时的研究水平较今日更为松散。若以现在的见解来看，能够毫无疑问地断定其为蒙古系的历史资料是否已齐备？反而是简单地停留在突厥·蒙古系这种暧昧的表现方式，不仅不会出问题，或许也更符合实际状况。理由就如先前已经说明过般，因为无法保证在较13世纪更早的时期是否已经清楚定义出蒙古语的存在。

统一草原世界后的柔然，早就已经成为整合了高车等多种势力的联盟国家。因此，关于柔然国家整体到底是突厥系或是蒙古系的提问，根本是行不通的问题。此外，即使仅以成为政权主要核心的“柔然族”为对象进行提问，终究也是如前述没有意义。

柔然国家也是和匈奴国家一样，收服了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各都市。拥有绿洲经济对草原国家的意义，还是没有改变。还有，因为柔然与北魏是宿敌关系，除了直接进攻战斗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经由青海地区，可以成为与所谓南朝取得联系的管道。他们是如此地想要打倒北魏。若是如此，在南朝的“芮芮”这个标识，或许也可以成为柔然与南朝各政权友好的写照。

柔然国家与称为北魏的拓跋国家之关系，若以日本史作为比喻，或许就如同新田与足利两氏般。

原本在血缘相似之外，也是邻居。导致争吵的原因，在此时早已萌芽。在这之后，个别采取了独自的发展方向。结果在大范围政局中成为对立的两极，并且重复地进行并吞或是被并吞的炽热激烈战斗。(www.xing528.com)

一方面，也有类似近亲互相憎恶的部分。另一方面当然也有因为各自选择了不同世界及政治发展方向而引起的对立。

在这种情况，可以比拟为足利氏的就是从北魏开始到唐朝的拓跋国家。存活的时间明显地较对手长了许多，并且重复地进行军事权力体的分裂与重组。接着比起意气蓬勃的政治力量本身，“拓跋”却沦为象征权威的薄弱的存在。而且，在这之后虽然仅存微弱的血脉继续流传，但却也顽强且坚韧地长期持续生存。

事实上，在统治阶级的结构方面，足利政权与拓跋国家也不是没有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无论哪一个都不是由单一遥遥领先的王室所主导的单核心结构，而是由实力相差不远的复数家族以共同分担“王权”方式并存的复核心结构。

不用多加解释，在日本的足利政权不是仅限于足利嫡系血统家族掌控之单一阶层统治。关东公方家原本就是除了斯波、皛山、细川、今川、吉良、仁木、涩川、一色等分支广阔的同族、家族之外，还有是姻亲的上杉，以实务执政为世袭职业的高，虽然是其他家族但从政权创业时代开始就拥有地位并同化为准足利的山名、佐佐木、赤松、土岐等，可见“足利政权”是一个由大大小小各自形成的“小足利权力”聚集而成的联盟。

话说回来，支撑北魏的是以拓跋部为主体的鲜卑系各部族联盟。他们也就是当初的三十六部。

借着从代国以来的关系，身为拓跋部族长家族的拓跋氏是北魏的王族。但相较于其他各种因亲疏血缘、新旧融合等种种背景及情事而靠拢聚集的族长家族，拓跋氏并非是空前绝后的存在，顶多也只是在稍微强势的情况下出头。这种状态是达不到与过去匈奴帝国中挛鞮氏及汉帝国的刘氏等比拟的程度的。但是随着北魏疆域及臣民持续扩张，前述的拓跋氏及虽然仍属微小规模但已齐备的政府官僚，感觉“大家都是主人”这种状况并不合适，也是相当自然的转变。北魏导入汉姓的这个政府决策，就是为了将拓跋氏与这些三十六部的旧族长们做出清楚等级区分，企图依据排名排序化的手段之一。

原本发源于拓跋部族长家族历经拓跋联盟盟主，在称为北魏的中华王朝形式中则为皇帝的拓跋氏，就以元作为其汉姓。而将北魏也称为元魏，就是根源于此。可以了解拓跋王家要将自己称为“元（源）”的想法。顺带一提，后代的蒙古从忽必烈开始便采用“大元”这个国号。蒙古帝国的大元国号与拓跋王家的元氏这两件事，在想法方面到底有多少程度的关联，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有一点与这些事有所关联，在日本身为王室的天皇家族成员当要降为大臣而成为赐姓王族时，大多数通常都会得到源这个姓氏，而这就应该是受到北魏王室使用元这个汉姓的影响。在中文里，“元”及“源”这两个字，不管在发音及意义上都没有太大差异。想要改姓“源”的想法，应该有其相似处。

事实上，这可不单纯只是谐音而已。实际上，在北魏时期就有“源”这个姓氏。而且，居然是与北魏王室拓跋氏＝元氏在原本的远祖时代为同族之秃发氏。

虽然秃发这两个字的组合会让人产生有趣的联想，但也只不过是与拓跋相同发音的音译汉字。也就是说，秃发与拓跋原本是相同家族。

秃发氏在匈奴帝国体制大崩解之后，出现了檀石槐的鲜卑帝国，而且在几乎是一瞬之间崩坏的公元2世纪的草原、中华大变动时期，以屈指可数的强大独立政治势力之姿，走向与近族拓跋氏不同的道路。以祁连山南方、青海地区为主要根据地，建立以中华方式命名为南凉之政权，到了公元414年，当秃发氏的河西王国灭亡时，成为最后皇帝、著名的秃发檀的幺子破羌脱逃出首都乐都，奔向北魏英主太武帝之处。在《魏书》中记载，热烈欢迎其到来的太武帝如此说：“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

你虽然与我的来源相同，但因为物事推移而成了别的姓氏。现在就以“源”为姓氏可好？

于是曾为河西王国王子的秃发破羌就改名为源贺。“贺”这个名字也是在这个时候由太武帝所赐，应该也是包含了祝贺其到来之意。

在这之后，改为源氏的秃发氏就以北魏王室分支家族的地位，变身成为拓跋朝廷具有权势的家族。源贺的孙子源彪在北齐时代成为秦州刺史，其子源师民在隋朝时成为刑部侍郎。此外，其孙源干曜更是高升成为唐朝宰相。从北魏开始到唐朝为止，源氏的荣华富贵一直延续。源氏正是在拓跋国家处以“赐姓王族”之姿，成为可媲美元氏的贵族名流中的贵族名流而持续生存。

太武帝在赐姓予秃发破羌时，其想法到底是因为与自己同源所以赐姓“源氏”，还是因为“元氏”这个姓氏事实上在此时已经存在，只是被后世认为是在稍后的孝文帝时代才有，所以太武帝判断若是使用与“元”同音同义但不同字的“源”，就可以将其当作准王族并给予优惠待遇，是个可以兼具两者之良策美意。或许这两个原因都有。但不论是哪一个，都是一个充分意识到“源”而给予的赐姓。

回过头来说，在日本赐姓王族的“源”姓氏又是如何呢？有几个姓氏是被称为皇族赐姓或是皇亲赐姓，最早被赐予的是公氏及真人氏，到了公元8世纪时则有橘氏、平氏、在原氏以及源氏等的朝臣姓氏。在这之中，虽然橘、平、源为单字姓氏，但因为橘氏是由橘宿氏而来，与在原氏同为纯粹来自日语的姓氏。剩下的平氏及源氏，看起来就很像汉风格的单字姓氏。平氏这个姓氏只赐予桓武、仁明、文德、光孝等平安初期的天皇子孙。

但是在公元814年时，因为嵯峨天皇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理由，将自己大量的皇子及皇女赐姓为源氏并全部降为朝臣阶级，迅速地都只集中于源氏，到了清和天皇以后更全部统一为源氏。故有淳和、仁明、文德、清和、阳成、宇多、醍醐、村上、花山等源氏。

平安中期以后，中央宫廷及政府分为以藤原氏族及村上氏为主要核心的两派源氏赐姓王族。在地方则除了以平氏及藤原氏为姓氏的政府官员及地方豪族之外，还有作为武士家族栋梁的清和源氏开始兴起。

为何嵯峨天皇会采用“源”这个新的姓氏呢？身为笔者的我没有定论。因为同时和父亲的桓武系平氏与亦兄亦敌的平城系在原氏进行对抗，故选择不常见的新姓氏之动机，应该就在于此。

但是有两点是确定的，其一让单字姓氏的“源”发音为“みなもと”（Minamoto）；其二是“源”氏压倒平氏、橘氏、在原氏，成为如文字般的赐姓王族代名词。

嵯峨天皇固然是最早将源氏赐姓给自己孩子的天皇，但实行同样作法的天皇，大家都非常通晓中华文化。包含宫廷及政府，这是一个中国式教养颇具势力的时代。

当然，就算嵯峨天皇等是以包含天皇家族为“源”的意涵，而独自发想出源氏，也不会太过奇怪。尽管如此，仍很难想象会不知道唐朝时有“源”这个姓氏的存在。况且，遣唐使的派遣还在持续进行中。

尤其是实行首例之嵯峨源氏的情况，著名人物有源信、源融、源拳、源顺等，不只是单字姓氏，甚至全都是单字名。作为日本式的雅名，只能说非常地异于寻常。就算说是汉式的名字也没有什么问题吧！为了与唐朝、新罗及渤海等对应、接应，即使只是单字姓氏也就相当足够，若更进一步地连名字也都彻底地使用单字名时，毫无疑问地是“国际人”吧！

相反地，若以唐朝人士及完全地转为中华式命名的新罗、渤海之贵族显要立场来看的话，没有固定姓氏的日本天皇家族真是个奇怪的存在吧！新罗王室的姓氏为金氏，渤海王室则为大氏。全部都是简洁易了、灿烂辉煌的单字姓氏。

为了不落后这些国家且可以与超级大国的唐朝李氏媲美，其姓氏一定要有些典故根源。若是采用过去拓跋王室之元氏，就会变成如同李氏的家族血统，既令人畏惧，感觉也像是挖苦。因此，若采用其分支家族的“源”氏，的确是贵族名门风格，也有点谦虚的印象。

相较于金氏及大氏，“源”姓不仅与唐朝李氏有渊源，也具有更多的中华形式，因此就决定采用“源”。而将其当作日语直接发音为“みなもと”这一点也相当不错。

当然，这是外行人对于日本史的想象。但若考虑到当时的国际情势及唐朝的来历，的确采用“源”这个单字姓氏较合乎道理。

这个判断的恰当与否，就留给日本史专家去探讨。但日本平安时代以后的赐姓王族最大姓氏“源”氏与拓跋国家的“元”氏、“源”氏之间的关连，的确是相当有趣。

不过，拓跋国家的情况却是因为统治阶级为复数核心结构，在意图下实施汉姓，才会出现“元”氏及进一步的“源”氏。另一方面，在平安初期的日本，是个统治阶层实际上集中于天皇家族及藤原家族这两极的双核心结构，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新的“赐姓”导入，以及由其衍生的“源”氏之采用。——这种根本性差异点请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