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奴与汉朝这两大帝国分别统领草原及中华的时代过去后，东方亚洲成为混乱地带。这个混乱打破了草原及中华一分为二的架构，以联结两个地域的方式持续发生。
偶尔，似乎可以看到些微的新时代曙光。但是，距离其成为统合样态并确定出现，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时代必须要跨越几个阶段并循序渐进。
在中国史里，经过黄巾之乱后，从割据中国本土的各地贵族、军阀间，浮现了曹操、孙权及刘备，曹操的儿子曹丕从东汉献帝手中接下华北地区并建立魏国（220年—265年），孙权在江南称国号为吴（222年—280年），刘备则在四川建立汉（221年—263年），形成三强鼎立，史称三国时代。不久后，最强大的魏国并吞了蜀汉，但其部将司马氏却渐渐侵蚀魏国，并由司马炎篡位改称国号为晋（265年），打败吴国建立了统一王朝。
这就是在中国史中最受到欢迎的三国时代。这些内容并没有错，但只是将视野局限于中国本土的故事。若只看这些，并无法完全掌握当时的历史实情。而且，三国时代终究只是漫长时间间隔中的微小通道口。对后代历史的大局势，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关于这一点，只有约50年的三国时代，也可说是粉饰紧接着长期的变动及混乱开端的一段传说。
以这段时间为界，居住于中华区域的人们的精神及价值观，甚至可说是人类民族融合类型开始慢慢出现大幅改变，这个层面的意义绝对不可忽视。
如果想要以这个时期来观察从“古代”到“中古世代”的变化样貌，有一部分可以用此时间点为基准。再加上，若不将其当作真实历史，而是当作被意识化的历史图像对于后代的影响力，让人热血沸腾的三国志演义这场戏剧，跨越了明清、民国时期，即使到了现代也让许多人情绪沸腾。
下一步的发展是伴随着晋朝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崩解为开端。一步步蚕食魏国王权，接着以表面上看来是相当漂亮的禅让形式但实际上却是以阴谋篡取王位的晋国司马氏，为了防止类似自己的篡位者出现，所以在中央权力之外也部署几位拥有军事力量的司马氏宗族诸侯。但这却出现反效果，几位有实力的宗族诸侯立即针对帝位发起内战。
在八王之乱（290年—306年）中浮出台面的是先前提过的南匈奴后裔。他们在虽说是中国本土，但却在完全近乎畜牧区域的山西一带，建立一个几乎与曾经出现的匈奴帝国结构相同之小型国家。在该处出现的刘渊王子，成为时代发展的推手。
被列为中国正史之一的《晋书》中，除了记录统一王朝的《晋国本纪》外，也有关于在华北各地兴起灭亡的各诸侯政权、国家事迹的叙述，被称为《载记》。这部分的开头就是《刘渊传》（正确名称为《刘元海传》。因为《晋书》是在唐朝被编撰，为了避免冒犯到唐朝第一代皇帝李渊名讳，故将《刘渊传》也改称为《刘元海传》）。《刘渊传》中有针对南匈奴样貌的详细记录。
刘渊是前述冒顿的后裔，属于单于王室血统，但是没有办法确认出明确的直系族谱关系。而他会冠上汉朝风格的刘姓，其背景是因为汉朝第一代皇帝刘邦将皇室公主嫁给冒顿之后，借由与汉朝公主的通婚让汉氏血统也流入单于王室。
包含刘渊在内的南匈奴王族，在匈奴语中大家都是挛鞮氏，汉姓则为刘氏。而且这个具有汉朝王室神圣血脉的刘氏本身，因为在东汉献帝之后，包含蜀汉（蜀也就是在四川的汉室王朝之意）刘备一族在政治上的存在也断绝，正由于其兼具匈奴王室的身份，故也成为具有相对应政治重要存在的刘氏。
在此有一个重点，刘渊身上同时承继了逝去的两个帝国，也就是匈奴及汉朝的血统。在当时草原及中华的框架消失，互相侵入攻击的乱世之中，他也就成为贵族中的贵族，王子中的王子，刘渊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个人英雄。而且，也不是单纯地仅因其所率领的匈奴集团以坚强的武力而浮出时代台面。因为在当时的东亚，可被称为是两个王权混血儿刘渊的存在本身就是超乎寻常的神圣象征。
若将刘渊想象成凶猛蛮族的领导者，对于事态的解读恐怕会有失偏颇。另一边，作为当时王室的晋朝司马氏等，即使说是名门贵族，顶多也不过是数代前突然窜起的现成暴发户。王室的神圣、传统、声望、经验及智慧等，都无法与刘渊家族媲美。人们并不是因为司马氏所以跟随，仅是因为他握有兵权才不得不低头。
说到暴发户这一点，三国时代的曹氏及孙氏也不遑多让。关于曹操的家族，据说其祖父曹腾为宦官出身（也就是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为养子），这也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事。不得不说曹操正是以一己之才能迅速升起的杰出人物。还有孙氏也顶多只是江东的士族豪杰，总之，就是当时乡下武士首领的程度。
刘备的家世也是类似状况，虽然他自称是汉室后裔，但却是从穷困的环境中崛起。而他会主张自己是刘氏血脉的理由，在于当时还残留着汉室王朝400年的幻影。相应地，刘氏这个姓氏（恐怕是挛鞮氏也是相同情况）总残留着王权印象。也就是奠基于统治者的神圣，或是被认定为神圣血脉的领袖魅力。若不非常清楚地认知这一点，就无法了解刘备能浮出台面的原因。
迄今为止，对于这一部分的理解较为浅薄的原因，就在于无论如何都只把中华王朝视为文明，相反地若说到匈奴，立即就会心安理得地将其归类为蛮族。不只如此，汉文史料的华夷思想，真的相当可怕。甚至连细微的文字表现，都有差别观念。但相当可悲地，使用汉文文献的人都受到每个汉文字所包含的华夷思想的束缚，而且无法轻易地摆脱。
在这些困扰之外，于近现代出现的西欧型“文明”观念，意外地有部分与华夷思想相当接近。或许也可说是某种“民族主义者”及“文明主义者”。无论是哪一个，都在历史研究者的意识中形成共鸣，造成混乱的结果就是偏离了现实历史，产生以不可思议的差别观妆点而成的虚幻现象假说。但若真是如此，或许该说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关于刘渊崛起的过程，尽管数据有点不足但也试着叙述。若能借此将当时现实中以跨越华夷之别等形态出现的行动举例说出，就算不多也是相当幸运了。
将场景稍微回溯，东汉中期左右，南匈奴盘据在山西一带。根据《晋书·刘渊传》，由单于直接领导的中央部分以离石的左国城附近作为王庭所在地。由左贤王率领的左翼及右贤王的存在，也都可以被确认。
虽然势力及疆域无法比拟逝去的大帝国时代，但即使在这个小国家，可能也承袭了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的结构。若是如此，当然应该也是维持了以十进制法建构的军事、社会组织。
即使国家规模变得相当小型，但在东汉帝国中，它仍是个虽小却战力仍相当强大的匈奴独立国家。当世局变得混乱，保有自古以来的团结力及奠基于游牧生活的骑兵战力的山西匈奴王国，自然而然地就以屈指可数的军事集团之姿成为注目焦点。
汉献帝中平年间（184年—189年）开始，在东汉也进入尾声的时候，为了镇压黄巾之乱，单于羌渠就命令儿子于扶罗出击。于扶罗率领匈奴军队以协助汉室。因为匈奴王室与汉朝的合作互助关系，在此刻仍旧存在。
单于于扶罗逝世后，其弟继位为单于，同时立于扶罗之子豹为左贤王，也就是将哥哥的儿子立为太子。这位豹的儿子就是刘渊。此外，羌渠和于扶罗这两个名字很明确都是匈奴语。但另一方面，豹和刘渊却恐怕都是汉式风格的名字。在中华本土进行活动时，拥有汉名一定是较为方便。
从黄巾之乱开始到经历由董卓引起的动乱，迅速升起成为华北地区统治者的曹操，将这个虽然危险但强悍的匈奴军团作为最佳战力而并入。而且，更进一步地将匈奴王国分为五个新的部分。
此时，根据记录，豹被任命为左部元帅。但是，他原本就是左贤王，因此这样的分派应该也是理所当然。剩下的四部分别为中、右、南、北各部，但不论是哪一部，皆由刘氏也就是匈奴王族担任统帅。
若说到由曹操进行的匈奴五部切割，听起来似乎在曹操麾下的匈奴集团被重新组成且完全收到统治管理。但总觉得这是从中央政权端看到的形态，亦即应该是在原则及现实折冲后取得的表面组织，在其底部的真实现状应该是既有的王国体制并未收到太大改变且继续存活。新设立的南北二部，只不过是配置在山西这块稍长型土地的南北两处。(www.xing528.com)
于是，进入晋武帝也就是司马炎的统治时代。匈奴的五部体制，也继续维持原样。
豹的妻子为呼延氏。在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三种匈奴贵族姓氏，就是以呼延氏为首。在这一点，果然可见到匈奴帝国的传统仍然存续。
刘渊是由呼延氏所生。在血统上为纯正匈奴王子的刘渊，从小就爱好学问，师事匈奴王国东边邻居、上党郡的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喜欢春秋左传及孙吴兵法，不论是哪一个皆是朗朗上口。此外，《史记》《汉书》等诸子百家，皆是综览无遗。
即使将上述内容稍微打折来看，刘渊对于基础汉文化教育大概也是有所心得。不只会说汉语，应该也是可以读汉文书籍。似乎喜欢历史及兵书这一点，应该是心存敬爱之意吧！总之，刘渊绝对不是个粗俗的匈奴人。
更厉害的是，据说刘渊原本是个文人，但听说同门的朱纪及范隆这两位汉族人对他非文武两全表示相当惋惜，因此发起念头也开始学习武术。若真是如此，就好像刘渊是个完全不懂世事的贵族公子。
然而，当他学会武术后，就拥有超越众人的战技。发挥手臂长的优势而拥有绝佳射箭技术，肌力（指腕力及体力）也超乎常人。再加上，身高有八尺四寸，胡须的长度超过三尺。而且，胡须的正中央有三根红色细毛，据说长达三尺六寸。因为此时的一尺大约是24厘米，故身高超过两米，胡须下垂长达70厘米。真是堂堂挺立的身躯。因为一般汉族包含胡须在内的整体体毛都较少，故刘渊的外观可说是血统纯正的匈奴人。
将匈奴与汉朝王室血统集于一身的刘渊，事实上拥有相符的外貌仪表及教养，也是个武功高强的人。同时会说匈奴语和汉语这一点更是不遑多让。
虽然说各列传通常都会美化主角，但《晋书》中记述的刘渊样貌，让人不禁担心是否被过度理想化。《晋书》的编纂者，是在中国史上以作为名臣代表被并称为“房杜”的房玄龄（另一位为杜如晦），以及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臣幕僚。
热衷于建设唐朝这个新型大帝国以及创造由李世民自己带头做起的明君形象之李世民政府，有着特意树立刘渊正面形象的理由及氛围。就如同后续会说明，唐朝也是以王朝接力赛方式承继数个鲜卑拓跋部血脉之一连串“拓跋国家”的最后一棒，鲜卑族成为中国之主的道路与刘渊兴起开展的客观事实及对其的想象，恐怕就投射在对他的记述中。
魏元帝曹奂咸熙年间，也就是魏国在名实方面皆被司马氏篡夺而灭亡前的最后两年间（264年—265年），刘渊作为“任子”而身在首都洛阳。所谓的任子，就是根据父亲的官位而被任官。总之，就是人质。
当时中央政府的实权者，就是拥有晋王称号的司马昭。继承父亲司马懿及兄弟司马师之位，是司马氏权力集团的第三代。篡夺王朝之日就在眼前，是个仅差正式登基成为皇帝的掌权者。
司马昭真不愧具有这个家族传统，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公元260年，魏国第四代皇帝曹髦被禅让革命这场闹剧所迫，试着进行希望渺茫的抵抗。这就是“前所未闻由天子发动的政权革命”（吉川忠夫，《竹林七贤》，世界思想社，1996年）。
然而，司马昭轻易地就压制住了行动。曹髦虽为天子，但在死后却被视为毫无价值的王族，故被称为高贵乡公。
冷酷无情的司马昭，则是给予匈奴王子刘渊“厚重的对待”。当然并不是害怕少年刘渊本身，而是熟知其背后山西匈奴军团的厉害。为了成就帝王之日，而慎重地给予对待。比起同样身在洛阳也可说是“被束缚的人”、虽是皇帝但不过是囚人的曹髦，刘渊反而相对是更重要的存在。
但在这之后，司马昭在尚未登上念兹在兹的皇位之前就突然病死。司马氏的“大业”就由司马昭的嫡子司马炎代为完成，即位称晋王并立国号为晋。此时为公元265年。
在成为天子后的晋武帝身边，不断地有人针对此时仍旧不得不被限制在洛阳的刘渊进行推荐或警告其要严加戒备。事实上，在重视、评价刘渊这件事情本身上并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深深地赞赏刘渊潜力的人反而转为警戒论者。
简单来说，大家一致认可的就是当刘渊的才干与匈奴五部群众搭配组合在一起时，这个力量将相当可观。问题就在于要用或不用。警戒论者就是担心使用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首先，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开始对吴国发动作战之前。对话内容：“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
也就是说，恐怕将在江南地区出现匈奴政权。武帝不得不沉默地点头认可。
接着，到了咸宁十年，晋朝西北边境持续发生独立运动，把进行讨伐的晋军各个击破的鲜卑族秃发树机能（秃发是部族集团名称，树机能则是名字）转移到凉州（武威）。为了对其进行镇压，之前同一批人物又再度开始倡导警戒论。
对话内容：“元海若能平凉州，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
在此状况也是，推荐论仅就其有用之处而言，警戒论则是担心在成事之后的独立。武帝果然放弃起用刘渊。
刘渊就在洛阳被养而不用。若持续下去，必将在洛阳终老直到死亡，年轻的刘渊开始感叹自身命运的不幸。在送别即将离开洛阳的朋友时，刘渊一边低声啜泣一边高歌，同在一旁的人也不禁跟着哭泣流泪。
然而，最终出现一个契机，开始有人出面倡导若一直将刘渊安置一旁不加以利用，反而会是晋朝之损失的意见。尤其是与刘渊同乡、出身太原王氏且为朝中重臣的王浑更是积极推荐，他与刘渊很早以前就结成莫逆之交。武帝的想法改变了。重要的对外战役仍旧不予起用，但判断若持续养而不用，恐怕会招致匈奴集团的暴动。
而且刚好刘渊的父亲豹去世，武帝就让刘渊返回故乡山西。在匈奴五部中的左部元帅，不仅是父亲旧有职位，同时也是继承的过去左贤王的名号。于是，纵虎归山。——《晋书》的编纂者们应该是想这么说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