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上也属特殊案例的这个共存关系，若更加深究，可说是匈奴王室与汉王室两者的共存、通婚关系。说得更深刻一点，就是挛鞮氏与刘氏的互相扶持。
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借由两个王家的互相关系及联结而得到保障、证据及代表，此点即使是在近代欧洲也可见到。当然在近代之前，不论在哪里都可以见到。
尤其是在近代初期，即使称为国家，也无法将其想象为如同近现代的西欧型国家（总之就是现代一般的国家）般，是个作为公权力而被完全地整合、统治状态之机构。尽管原本就会因为时代及地域而有程度上的差异，但不论是公权或私权，一般来说社会中的各种团体、组织原本就各自具有相对应的力量。而且在实际状况中，大致上是如此，但更重要的是，在多数的情况中，作为最高私权机构的王朝都会成为带有公权性质的权力核心。总之，无可否认地国家与王朝是处于近似相等的状态。
也就是说，在近代前期，无可否认地大多数事物都具象征性地集中于由王朝支配之面向。这是一个无法用近代知识做出结论，超越常理的世界。
所谓王权本身的重点，就在于此。王权具有宗教性、神秘性、权威性，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这是一条让私权看上去像公权之快捷方式。
借由匈奴与汉两个帝国的长期共存状态趋于稳固，在亚洲东方的王权，就集中于挛鞮氏与刘氏。继承王权的两个血脉，渐渐地被视为神圣，且成为下个时代的记忆。
在说明游牧民集团的军事活动及游牧国家的扩张时，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因为游牧生活是一个不足以自给自足的生产形态，故除了向其他人进行掠夺外别无方法，此说法对“定居世界”及“文明地区”后裔的人们来说，因为有某种情感要求，反而更具有“说服力”。
然而，真是如此吗？对事实的掌握只有这样就可以吗？坦白说，这只是简单直接的结论。或许某种程度来说都还是事实。但是，超过的部分就不是了。若过度解释的话，就会变成谎言。
在此要说的是，就算是看来有些谬论，但为了反证之目的举个特别极端例子，若是以单一家族或由约两三个家族组成的非常小规模集团，事实上要靠游牧生活达到自给自足维持生计，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蔬菜等就拿取路边之物即可。事实上在历史中，若认真探寻的话，确实可以找到数个此种案例。就算简单地说游牧，其实也有各种样态。在前述的“因为不足够所以掠夺”这句话，原本就忽略了一个重点。
就像前面说明过的（第一章），游牧民以交易买卖方式购入生活必需品、器具及耗材等各式各样“不足够的东西”。这是相当普遍之事。“因为不足够所以掠夺”这件事，在平常是几乎不可能。
以上的说明方式，也就是所谓的“掠夺理论”，遗忘了非常理所当然的“交易理论”而坦然自若，真是太厉害了。不管是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或是点头赞成的人，恐怕都仅是将游牧民当作“抢匪”或“小偷”般对待。
那么若将焦点环绕在“交易理论”，并仅从游牧民的生活面上，是否能解释在历史上让人瞠目结舌、范围广泛的军事行动呢？这种从生活面上解释所有事物者，可以说就是“生业理论”。根据人类学家们所做的游牧民研究可以发现，大多数都倾向于此。关于在历史上显眼的游牧国家，也是引用此种见解对所有事物进行说明。这个有其理所当然之处。但是，问题是“生业理论”真的是万能的吗？
焦点在于集团的规模。在游牧民集团大到某一种程度规模之前，“生业理论”当然是有效，甚至可说非得靠此才能维生。
但是，当规模变大后，情况就产生变化而无法维持这种状态。在对外方面，游牧民集团本身是具有政治力的存在。至于内部方面，集团规模越大，就越发需要为了维持串联整个集团的经济力或统治状态而需要的各种固定设施等各式各样“政治装置”。可说这就是超越了“生业理论”的“集团理论”。
若根据由林俊雄从关于中央欧亚各地的游牧民文化历史文献，以及考古数据等两方面进行多样分析的研究，匈奴在原本的游牧区域中，以点状散布方式拥有数个这种固定设施。其中大多数都具有城墙，而且在城墙内外也挖掘出各式各样的手工艺产品。很明确地，这是纯游牧生活以外生产物的据点。而且，甚至也有农业生产地。
游牧民与都市原本就不是背道而驰的存在。更有甚者，不如说游牧民需要都市。当然，根据集团规模及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实力，其存在形态也有差异。若是小规模集团，游牧民反而会紧挨着都市，有时还会寄居都市篱下生活，甚至可说是靠其维生。阿拉伯的贝都因人（Bedouin）就是其典型代表。现代非洲的游牧民也是这种类型。(www.xing528.com)
然而随着集团规模变大，其政治面的存在意义当然也变大，此时游牧民与都市的力量关系就会呈现逆转。在历史上，于广大游牧草原分布其间的中央欧亚大陆，当某个游牧民集团达到可发挥相对政治力量的规模时，大致上的情况都会由该集团自行在其牧地范围内的重要据点建立聚落或都市。这种状况接近于必然之结果。
在6到8世纪的突厥及8到9世纪的回鹘游牧帝国之后，尤其是契丹辽帝国等，游牧地区内的都市建设相当普遍地都是由构成统治阶级的牧民集团及其首领（称为头目或头项），分别建立各自的草原都市。根据当时的汉文文献数据显示，这些都市被称为“头下的军州”，也就是头目管辖下的城郭都市之意。
事物的呈现方式，原本就该是如此，反而是将其视为特殊者才奇怪。而特意地使用“游牧都市”或“牧地都市”等称呼，让其散发出宛如特异有趣事物之奇妙组合般气氛，似乎就有点太过做作。将理所当然之物以特殊方式对待，反而可能会招致其他误解。
关于匈奴，很遗憾地至今仅有相当少数之确实案例报告，再加上全部都是质及量均相当不足的苏联时代的考古调查数据（虽然一般都相信只要今后进行更多调查，包含整个蒙古高原地域，一定可以找出更多实际案例报告）。
然而这一点也如同前面说明过，已经找到了数个城墙聚落遗址。这些遗迹都位于河川及湖泊沼泽畔。更进一步地从周遭环境、地势及自然条件分析发现，其中有几个遗迹可以被判定是用来跨越冬季的营地或是被发展为该用途之地。
回过头来说，轻易地将游牧国家理解为“对于不足物之征服欲”的倾向，应该就是印象联想的伎俩吧！
这就是在脑中将单纯的游牧民过度想象之结果。然而在这种想象的深层底部，却是隐藏着对于游牧民的莫名蔑视。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游牧民。
生活方式也相当多样化。若就语言的真实意涵来说，所谓纯粹无杂质的游牧生活，原本到底是多少比例呢？
例如，持续进行游牧但在其以年度移动范围内进行农耕及栽种蔬菜者，此种事例相当多。此外，原本游牧与商队，自古以来就有想切也切不断的关系。不论哪一方，都处于可被称为“兼职牧民”状态。更进一步地，若用道理来说明的话，也有事例是因为夏天时不论是人类及家畜全部都出去放牧，而在应是空无一物的冬季营地，则会有一部分牧民因担任留守任务而留在该地，故在该处进行农业及交易。也有一些情况是当这些被固定化后，就会形成店铺及商业据点。当然随着集团越来越大、时代越加变迁后，不用说在这种集团内部的“分工化”就会更加显著。
在此提出一个问题，反过来请试着想象纯农耕民的存在方式。回溯历史，事实上，自盘古开天以来仅有少数人类是单纯靠着农耕维生。不得不说单纯地仅靠农业生活的人类，是随着时代变迁在强烈人为操作下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原本自然形成的状态。而将这个比拟为纯游牧民，到底有多少合于现实呢？
若将游牧民定义为仅因“不足够”这项理由而从他人掠夺或出击征服其他区域，那么应该是“足够”的农耕民、都市民及其国家就应该不会进行对外远征及征服行动吧？中华帝国、伊斯兰国家甚至是西欧各国的对外远征、侵略及扩张，应该与游牧国家的行动有所差异吧！
乍看之下应该是以“生业理论”说明最为相符。不管看起来是否为了添加现代风格的理由等，但都较易为人所接受。但是，这也是依时期及状况而异。首先，在历史上，反而是较少见到仅依靠单一生业就产生联结的集团及社会。
若想要光靠“生业理论”就解释所有事物，一定会在某处产生无法说明的状况。事实上，当集团达到一定规模后，就会以“政治理论”及“统治理论”优先。这才是较为一般的情况。
再回到原点，让人目瞪口呆的游牧国家扩张，与其他国家相比，除了拥有出众的军事力量外，因为原本就是具有丰富融通性的复合体，故更容易成为历史上显著焦点。而其国家结构、构成及特质面，也是容易扩张的形态。再加上中央欧亚大陆的自然环境，也有助于其成长。这些要素早已远远超越“生业理论”。恐怕必须要说是“国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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