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与匈奴的长期战争及其影响

汉朝到了第七代本名为刘彻（但由于是身为皇帝，所以不可直呼名讳）的武帝时代，才开始对匈奴帝国进行反击。这也是放弃了长年的臣属关系（当然就汉朝的立场来说，先前的和亲和馈赠只是和睦政策或是和平政策）。

从王朝建立后经过70多年，汉朝终于以相对应的安定及政治统合体的样貌开始成为具有雏形的“中华”，在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27年之间，汉朝以举国之力投入全面战争。这可说是国家方针的大逆转。

战争是在以少年皇帝之姿即位的汉武帝于具备帝王自信并开始亲政的20岁后开始，直到他死时都持续进行。简而言之，汉武帝在以自己的意志执政期间，全都是持续向匈奴挑战的岁月。

持续将近50年、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战争，就是“匈奴—汉战争”。战争是在汉朝持续挑衅下展开。这是事件的一个重点。汉武帝政府接连不断地进行各种对匈奴作战。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热衷于对外战争的时代。

汉朝的作战中，对匈奴帝国来说打击最重的结果，就是汉朝将手伸进很久以前就是匈奴蕃属的塔里木盆地绿洲都市国家群。从汉朝立场来说的话，这就是所谓的“西域经营”。

在此之前，由冒顿率领的草创期匈奴于白登山让汉朝屈服后，就驱马往西边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前进。这个纪录中有26国的小规模绿洲都市群〔在当时的汉文文献中会将这些绿州都市称为“国”的理由相当清楚。众所周知般，国（國）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由囗＝城墙、口＝人口、一＝土地、戈＝武力组成。总之“国（國）”这个字原本就意指都市国家〕，当时如旭日东升般新兴势力的匈奴轻易地就完成征服。作为服从及和平的代价，这些国家都被赋予各种进贡的义务。

若从现今固有的以汉朝立场来看，亦即大概可称为是“亲中国”或是农耕文明至上主义的感觉来看，只会轻率地将这个事件解释为是被匈奴这个强大粗暴势力强压征服这一点，也是相当地自然。但在中央欧亚史上的政治、经济基本结构，换个说法就是以成为在历史大洪流中构成及展开基础之形态，反而是将其视为自然而然生成较好。

也就是说，游牧国家与绿洲都市群是必然会有的联结。当然对于如同浮在大海之岛般存在于干燥地区的绿洲都市来说，以中小绿洲为单位分开的“国家”，与其各自拥有微弱的武力且互相攻击，不如依附在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广大权力之下获得共同安全保障，在政治及经济两方面的优点都多。

串联点与点的绿洲之间者，除了由各个绿洲组成的商队外，也不可忽视以面生存的游牧民。这些游牧民被统合在单一政权之下这件事，对绿洲都市来说就代表着安全商圈的出现。在此，游牧民军力与绿洲民经济力的互补共生关系就成立。

简单来说，与以经济供给约定的汉朝“中华”不同，匈奴以与其有着相当紧密相互关系基础之姿，进入到绿洲地域的国家之中。在疆域之中，涵盖接近游牧地区的农、工、商地域这一点，与曾经存在的斯基泰国家具有共通性。

如此，即便是游牧国家，也不仅是游牧生活，整并农业、工业、商业等多样经济基础才是自然的形态。事实上，不论是任何国家，一旦成为国家或政权，不管名称为何，若不组成相对应的权力组织，就必须要具备相对的财源及经济力。而这更是自然的演变过程。

汉帝国停止对匈奴进贡、开始挑起全面对决时，对于匈奴帝国来说拥有塔里木盆地绿洲都市的意义反而变得更加重大。但是，当初汉朝判断对于匈奴本土的直接攻击无法取得太大的战果，于是改变作战计划而从祁连山方向开始朝塔里木盆地进攻的结果，导致匈奴在绿洲都市的支配体制松动崩解。

汉朝的目的达到了。然而，这不代表汉朝确立了在塔里木盆地以点状存在的绿洲都市的永久支配体制。但光是汉与匈奴之间形成拉锯拔河状态这件事，在战略上就具有十足效果。

匈奴丧失了财源及各种物资的安定供给来源，忽然之间陷入苦境。在这之前，汉朝试着与天山方面的乌孙，甚至进一步地与迁移到西方的月氏合作这件事，也是要对身为盟主的匈奴从侧面袭击之行为。这两个想法有其相似处。

必须说汉朝相当熟知匈奴帝国的架构及弱点。于是形势就产生了逆转。联合体之箍松动了的匈奴，加上军事面的汉朝攻击、经济面的困境，以及其必然引起的结果——内乱之相乘效果下，呈现急速衰弱状态。

但是战争却异常地长期化。岂止是中国历史，就算是在全部的欧亚史中，类似的长期战争状态也是非常罕见。

这不是在历史上经常可见的日常化、慢性化的内战形态战争。此外，这也不是如同英法百年战争般以偶发性战争为主的轻松战役。南北对抗的两个完全异族大帝国，正面激烈对击的正式大战争持续了将近50年的时间。可说这件事本身就毫无道理。

两个帝国以全力进行的长期战争，结果不仅造成匈奴疲累，汉朝也呈现疲惫状态。被攻击的匈奴联合王权形态本身大幅地松动，并产生许多缝隙。

另一边，主动进攻的汉朝，在国家、社会内侧开始出现混乱。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庞大的军事支出导致国家财源濒临破产。

汉武帝时期，除了极度的重税之外，并实行货币改铸、盐铁酒专卖、均输及平准等物价调节政策，用各种方式尝试解除危机。甚至，在汉武帝时代展开的一连串专卖制度，被日后的中华王朝所继承，最终成为占了将近一半的税收。

在这之间，严格执行法律及刑罚的法家官僚们，在汉武帝王朝内外成为相当醒目的焦点。被称为“酷吏”的这些人，当然并非全部都是苛刻残酷、暴虐无道的人物。然而，无可否认地大多是毫无道理的镇压。

而这一切终究都是为了支撑一团混乱的长期战争。武帝时代的汉帝国，渐渐地朝向严峻的土地所有权集中以及随着此制度产生的农民流亡化，此外加上筹措战争经费导致的当然结果——经济倾斜，于是社会不安更加地扩大。而实际上，时代状况接近于黑暗时期。

但是时至今日，史家笔下的武帝时期是汉代国威的全盛期。若将所有事物都以具有“发扬国权”之全体主义、国家主义、扩张主义的意义进行思考的话，或许可以这么评价。但是若就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就如同经常会使用“丝路”的开拓等不切实际之印象语言来美化般，这绝对不是一个快乐时代。(www.xing528.com)

几乎所有的战争责任，都在汉武帝这个人身上。这件事在他死后，成为其继承者的昭帝（武帝的嫡长子也是皇太子的戾太子，在巫蛊之祸引发的冤狱事件受到牵连，于武帝去世前四年就遭到肃清）的治世时（虽然这么说但实权还是在著名的霍光身上。霍光就是对匈奴战争的军事英雄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这就成为他发迹之根源。此事也可让人知道对于汉帝国来说，匈奴战争是如何地倾其所有之国家大事），立即派人与匈奴进行和解就是明证。由汉朝破坏协议而引起战端的“匈汉战争”，又在汉朝提出协议的情况下朝向战争终结。这一点，应该要被深刻铭记。因为不留下记录这一方，无法提出借口或是将自己正当化。

能够实现“匈汉战争”这个非比寻常长期战争之最大要素，就在于汉武帝这个人。汉武帝将打倒匈奴作为毕生所愿，并为达成此目的而不惜做出所有牺牲。

与其这么说，不如说他不在意任何的流血、负担及不幸。而他本人却一直留在首都长安，没有任何想要到前线体会战争艰苦的意思。他是一个纯粹下命令的人。

身处后方的民众声音，都未曾到达汉武帝的耳中，甚至不如说汉武帝根本也没有想过要看或是要听。不仅如此，对于他身边的将军或是大臣幕僚等亲近者也都是毫不犹豫且毫不在乎地用过即弃。

真是可怕的帝王！李陵及其妻子、家族，还有司马迁自身的不幸，也全都在此。但是，关于他们遭遇的惨祸（虽然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李陵投降匈奴这件事本身，抑或是在李陵投降被误会将汉朝情报流出，但不管是哪个原因，都不会改变李陵整个家族都被处刑之事实），并非汉武帝的责任，而较倾向于是汉朝的这个法治国家体制所导致法制面上的当然结果等。

但是，让国家方针维持在异常长期的举国全力作战状态，并将其牺牲强加于全部臣民身上者，就是汉武帝。悲剧的源头，就是汉武帝。这也是所有重点之所在。

若将这一切以“法治”这个乍看之下具有现代风格之自作聪明主张，做出最符合的辩护又会如何呢？汉武帝这个帝王本身，还有汉朝这个帝国本身的不慈悲、残酷无道及苛刻暴虐，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谬论都无法掩饰吧？

人不是为了“法治”而存在。“法治”是为了人而存在。更何况在这个时代，成为“法治”之“法源”者，不是别人就是汉武帝本身。因为完全遵循以推进战争者为“法源”之国家法律，将灭族也作为体制上之当然结果的主张，真是愚蠢至极的论述方式。

的确，要将近代西欧风格的法治概念套用在原本就是由绝对专制者统治支配的古老中国之事物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相当奇怪。在绝对专制者统治支配下的“法”，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与以罗马法为起源的西欧“法的精神”，到底又有何种程度的联动关系呢？关于这一点应该要进行认真探讨。

只要武帝将目光稍稍转移到由自己强行推动的战争惨状上，稍微反省并且进行国家法律的改革，这些以李陵事件为代表的许多不幸就可以避免。但是，在武帝身上完全看不到反省心。虽然是啰唆的重复说明——异常执着地推动长期战争、带给人们莫大不幸者，就是汉武帝本身。但是，帝王不会被罚。

在这种情况下，他持续施加在大臣庶民及万民身上的傲慢、恶毒狠辣，已经超越人性。而打算将这种行为以“法治”这个名词进行正当化，只能说是误解“法”这个东西的虚空言论。

问题终究在汉武帝这个人。在汉武帝心中，对于我们这类生存在市民社会者，有超越想象的部分。在武帝的心里面，所讨厌的恐怕不光是臣属于匈奴帝国这个状态。对匈奴国家本身，还是有匈奴王单于的存在这件事，应该也是厌恶至极吧！

汉武帝对于在这个土地上，除了自己之外还有可相抗衡的权力者存在这件事，应该是无法忍受。在他一个人身上展现出人类本身具备、或者说是可能具备之最大限度的支配欲、征服欲、权力欲。在这个层面上之意义，可说是相当少见的人。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高知名度的汉武帝，不论是好是坏，不得不说他异于常人。公元前141年，16岁登上皇位的汉武帝，直到公元前87年去世为止，他在位时间长达54年，光从在位期间相当长这一点来看，就已经有别于常态。

透过之后的历史来看，被称为“中华”也被称为“汉土”的这片广大区域，由秦完成统一大业后，不论是在政治面上或是其他方面，总之在意识上变成一个整体后，直到汉武帝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帝王的在位时期与汉武帝一样长。

即使称为始皇帝，但秦始皇作为中国帝王的岁月，就如已经说明过般，事实上仅有11年。另一面，跨越半世纪的汉武帝，只能说是天生的帝王。不仅如此，在悠远的中国历史上，若论治世之长久，能与汉武帝相比的大概就只有清朝康熙、乾隆等少数几位帝王。

实际上，就汉武帝在其长期统治中所发挥的权力之大及其总量来看，可说是凌驾秦始皇的绝对权力者。换个说法的话，在善恶相伴之间，总之，就是一位权力相当大的专制君主。但是，毕竟还是黑暗面的印象较深，不论好坏，都很难将他归类为如同少数人所说的是具有“明君”稳健形象之人。

原本在“中国”这个政治传统上，看起来似乎有与政体变化无关且跨越时代、动辄就会创造出唯一至上的绝对权力者。说不定将此说成是某种“文明体质”会更为恰当。这种形象的根源，通常会被追溯到秦始皇。但是就现实面来说，应该可说是由汉武帝开始才确立该形态。

此外，司马迁于公元前97年（在此两年前发生李陵之祸）终止写作《史记》。总之，《史记》是于汉武帝仍在位时就已经停止记述，也是在匈奴战争的最盛期。当然，在《史记》中并未写出整场大战的最终结果。

司马迁去世的年份并没有明确记录。但是可以推测应该是在《史记》停笔后不久之事。就如同《史记》最后一部分内容所显示，恐怕司马迁并不知道两国最后的和平结果。他大概并没有看到为自己命运带来激烈变化的大战争之最终始末，而是在现实越趋深不见底之黑暗状态中死去。

若是司马迁能亲眼见到汉武帝之死及和平的到来，且能重新修改《史记》的话，他到底会如何记述这段历史呢？至少《史记》的主题，也就是从汉朝开国始祖刘邦以来的匈奴专权时代以及欲推翻匈奴而强迫推行“匈汉战争”之汉武帝时代这一段现代史，应该会被以更简洁明了的方式写成。虽然，这不过是作者的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