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帝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惊人完整性

匈奴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呢？关于这点，在司马迁的《匈奴列传》中也与冒顿建国初期之事被共同写出，虽然简洁但却是具有相当重点的记述。在此记录了一个与西方斯基泰不同的另一种游牧国家形态。

接下来的叙述无论如何都会变得较为繁杂，在此先请各位见谅，再次以近乎直接引用司马迁原文的方式说明。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将内容切割为几个部分。

①匈奴国家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

②匈奴以“屠耆”代表“贤”，并且习惯上将太子列为左屠耆王。

③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为止，大者有万骑，小者则为数千名骑兵，凡二十四长分称为“万骑”。

④各种大臣皆为世袭制。呼衍氏、兰氏，之后还有须卜氏，这三个姓氏为匈奴的贵族。

⑤大致上左方的王及将都位于东方。较上谷郡（从现今北京市越过八达岭的西北附近广阔地域）更东边缘处、东边与秽貉及朝鲜相接。右方的王及将则是位于西方。较上郡（位于现今西安市的远北方向、在陕西省北半部的广阔地域）以西一带，与月氏、氐、羌相接。单于的王庭则是位于代、云中（现今大同市一带）。

⑥虽然各自拥有封地并逐水草而迁徙，左右贤王及左右谷蠡王地位最高，左右骨都侯则是政治辅佐者。

⑦大致上二十四长也是拥有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部属。

综观①到⑦的说明可以知道，完成草原统一大业的匈奴国家建立了惊人且完整的军事、政治、社会组织。

首先以纵切面来看整体，匈奴国家是以十、百、千、万的十进制法体系贯通的金字塔结构组织。其中成为最大单位的“万”，也就是万人队，实际上是可提供从数千名到一万名骑兵的团体。当然其背后是各个骑兵们的家族。

这个最大单位集团的指导者（就现代风格而言，或许也可称为领袖或首长）被称为“万骑”。这些人合计有24位。也就是在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匈奴“二十四长”。

接着以横切面来看匈奴国家，被二十四名“万骑”率领的二十四个万人队伍，被分为左、中、右三大部分（回过头来说，就如同前述说明般，在太子时代的冒顿从月氏处脱逃生还后，从其父头曼手中接过“万骑”。若从这件事来看，万人队的编制及担任其指挥官的“万骑”之地位，应该是从草原统一时代之前就存在了）。

站在蒙古高原朝南看的话，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总之，左、中、右就是东、中、西。也就是说匈奴国家在东方、中央、西方进行大幅展开（若用后代的表现方式说明的话，也就是左翼、中翼、右翼）。

司马迁在此将已成为汉朝宿命强敌的匈奴帝国当时所有大致状况做了精湛说明。例如，将匈奴帝国根据地蒙古高原的自然形势以近乎完美般依据东方、中央、西方三个横向结构形成国家的说明：以及用宛如鹤鸟张开翅膀般，描述这个由三大部分组成的整体从北方欺压包围南方中华地域所造成的庞大威胁及压力。

另一方面，汉朝则是将包含首都长安在内的关中地区作为“内地”，而其以外的中华各地域作为以及被翻译成中文“分地”的游牧领域，并分散成一排居住其间。

此外，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消灭了位于朝鲜半岛北边的卫氏朝鲜，并设置乐浪以下的四个郡。《汉书·地理志》记载此时分裂为100多个国家的“倭人”中也有派遣使者到乐浪郡者之事例，这不仅是朝鲜半岛历史，也与日本列岛相关，因而成为广为人知的事实。

然而若根据在此的记述重新思考的话，此时汉朝的“朝鲜经营”应该也是在匈奴已经先对东方大幅伸手历史背景之下吧！公元前108年是匈奴—汉朝战争开始后经过大约20年的时候。初期的激烈会战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直接战斗状态开始进入稍微休止情况。但若就将近50年的长期战争整体而言，此时还只能说是中期左右。

汉朝总之就是打算要推翻匈奴体制。关于朝鲜方面也是，在匈奴帝国影响下的这个时期，恐怕是先有匈奴帝国入主，并依随其体制，而在这个前提背景下，汉朝才有出兵朝鲜的可能性，这一点被明显地暗示（根据研究朝鲜古代史专家田中俊明的论述，即使是在公元5世纪的百济，也是使用左贤王、右贤王的称号。匈奴帝国对于古代朝鲜的影响，令人意外地根深蒂固）。

总而言之，若将空间及时间界线模糊化、以更广更远的宏观角度注视的话，不仅是所谓的汉朝“西域经营”，连“东方政策”应该也都是作为对匈奴战争（或称对匈奴政策）的一环而进行，或许其结果就以设置乐浪郡以下四个郡的方式呈现（若与所谓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的设置相比，相同地都是四个郡。有点不禁让人联想到此做法应该是具有在东西两侧平行设置的意识）。

相对于这样的“左方”，“右方”也就是右屠耆王（右贤王）指挥的西方部分，从距离汉朝首都长安不远的上郡边界开始，向西广泛地延伸。据称涵盖了被匈奴赶出祁连山原居地而跨越天山逃亡的月氏，以及属于西藏系畜牧民身氐族及羌族疆域。

若真是如此，所谓鄂尔多斯地区是匈奴族最根本的领地，疆域范围从现今陕西及甘肃两省界线，自古以来就成为天然广阔游牧基地的六盘山开始，经过祁连大山脉（根据司马迁的记述，连这个发音独特的词汇，是原为匈奴语的音译字，其意为“天”）的南北两个地区，恐怕连青海地区，甚至是西藏方面都被涵盖，并达到塔里木盆地、天山方面。这是个比东方部分更大的广阔范围。

右贤王之下的右谷蠡王、右大将、右大都尉、右大户等“右方”“万骑”，在这个地域中建立营地。当然也分别保有部族居民以及游牧领域。

进一步地，关于串起匈奴国家东西两部分的联系物——中央部分的说明。据司马迁记述，单于王庭——也就是本营所在地，以中华来说是现今山西省北部、当时相当于代及云中的位置。

这个以“左方”及“右方”说明的做法，就相当于汉朝内使用“上谷郡”及“上郡”地名般，只能说这是向东西延伸扩张的匈奴国家，为了要显示拥有位于其南方中华地域的做法。总之就是将被指定的地名，直接将其往北侧平行移动就好。

在这里若将代及云中直接往“北方”移动的话（特别地在此画蛇添足说明一下。虽然说是“北方”，至若严谨地以现代科学测量为基础制成的地图来看的话，事实上是位于西北方。在历史上在蒙古高原的方向感，都有些微偏颇意识。这一点可以从历代各种文献中得到确认。再加上于此应该是从中华地域看到并被意识到的“北方”。例如，“朔风”也就是让人们辛苦难忍的冬季季风，尽管现实上是西北风，但一般来说还是会认为是“北风”：再加上从中华地域前往蒙古高原时，从山西北部越过阴山后穿过戈壁沙漠的这条西北通道，在漫长的历史时代中也成为往“北方”的主要干道：这些不可忽视的要素也成为其背景因素。

反而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就较少会明确地指出方向，只要说“大致上是北方”“大约是东方”就足够。这个现象，不论是在现今或是过去应该都没有太大差异。这种生活感的方向和纯客观的方向多少会有差异，因此是否需要吹毛求疵地进行讨论呢？总之，若能将此处所谓的“北方”想成是当时一般通用的“北方”即可，就会到达鄂尔浑河（Orkhon River）、图勒河（Tuul River）、克鲁伦河（Kherlen River）等三条河的上游地域，也就是蒙古高原的中央地区。

蒙古高原与一般印象不同，绝对不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除了南半部的戈壁地区之外，尤其是在北半部，从北开始就有山脉逼近且有许多连续的高低起伏小区域。但仅限于三条河的上游流域地区是大范围的肥沃草原地域。此地属于蒙古高原东西、南北的交通要冲，理所当然地具备了匈奴王将大本营设置于此之地理条件〔单于的王庭似乎位于图勒河上游的狼居胥山以及姑衍山。之后的蒙古帝国时将此视为圣山，相当于成吉思汗设置主营的不儿罕山（Burkhan Khaldun）。在这之后，突厥、游牧回鹘、蒙古帝国全都将主营设置于此〕。

必须要稍加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此仅就单于王庭进行相关叙述。但关于由单于直接管辖的中央部分之整体范围，也就是从哪里到哪里之相关事务并未被提及。至于匈奴国家的中央部分到底是什么状况呢？当然是指摒除“左方”及“右方”之后的中间地区。总之就是蒙古高原的大半部分都是由匈奴单于直接管辖。

匈奴国家是将蒙古高原作为中央部分，加上直达朝鲜半岛的东方部分及涵盖到天山的西方部分如扇状般展开而成的广阔结构。链接整体且左右对称的结构、配置，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从①到⑦的记述，也并非全然都可以理解。例如关于著名的“二十四长”各别被放在东、西、中三大区域的哪一区以及各自拥有多少部属、封地等，其实都无法明确知道。至今日本、中国及欧美的许多研究者对于“二十四长问题”都相当有兴趣，且出现各种见解。

虽然在此要避免就此问题进行太过深入的讨论，但有些人相当重视左右贤王及左右蠡王亦称“王”，并与其下位的左右大将、大都尉、大当户有明显不同。另外也有些人在此之外，将直属单于、作为辅佐匈奴国政之左右骨都侯也视为同等资格并列入“万骑”之中。

在这种情形下，若将东方的左贤王与左谷蠡王、中央的直属单于之左右骨都侯以及西方的右贤王及右谷蠡王——以上六位视为特殊地位，在这六位“王”及“侯”之下，应该各自都还拥有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三人一套之配置。总之，全部加起来是六组、各为四人的“万骑”，合计共24人。

乍看之下，真是巧妙万分的思考。但司马迁在③的记述中明白表示从左右贤王到当户（或许可将其当作大当户）为止都是“万骑”。骨都侯并未被列入其中。若要将骨都侯也一并列入“万骑”，实在有其困难度。

关于单于直接管辖的中央部分，司马迁原本就未对其构成进行说明。此外，被配置在左右的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的人数等，其实也没有相关记述。若不知道人数，要怎么解释都可以。

总之，根据解释者的“想法”，有其自由推测各种组成结构及配置图的暧昧空间。

“二十四长”这个数目，可以用二、三、四、六、八等数字除尽。容易出现各种推测的幅度及空间，也就在此。在这个意义上，虽然这也是个会引诱人们进行“解读”挑战、富有明显魅力的数目，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如此，越是精巧地思考越容易出现凭空想象之事。关于“二十四长”的内容，过度的臆测具有其危险性。

接下来要将以上的叙述进行总整理，可说匈奴国家的特征有以下三点。

（一）以十进制法连结及贯通的军事·政治·社会组织。

（二）以面朝南边的方向将帝国区分为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也可将此称为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左右两翼体制。

（三）由持有领地居民及分地的24名“万骑”组成的联合权力体。再加上补充说明的“异姓”裨小王及由他们领导的多族集团，匈奴国家是个多元、多种族的混合型国家。

在此最重要的是，这三点被认为是与之后于欧亚中间大陆兴起灭亡的许多游牧国家共通之处。

由十进制法体系构成的牧民组织化，在突厥·蒙古系的游牧民国家·社会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普遍现象。事实上，甚至古代西藏王国也是这种体系。

不仅如此，当以游牧民为核心的权力体进入中国及以农耕·定居生活者占多数的如西亚等地域，并于该地建立政权或国家后，甚至经常对当地居民进行类似十进制法的组织化行动。

左、中、右三大分割体制，也在历史上广泛地受到确认。尤其是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或是至少以该处为起源地的游牧国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采用中央及左右两翼的体制。(www.xing528.com)

例如在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匈奴帝国体制出现根本性松动，接着到达崩坏状况后，取而代之并将匈奴旧疆域都纳入支配的就是在匈奴帝国草创时期曾被打倒并吸收的东胡后裔——鲜卑王檀石槐。在他被各色传说妆点出符合英雄般的动乱生涯末期，采用了将该疆域分为东、中、西三部分，自己立于其上发号施令的结构。

然而在历史上，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帝国。13世纪初期，开创者成吉思汗将建立于蒙古高原的新生国家，无条件地分为中央及左、右翼，此外，后代的准噶尔游牧汗国之名称，就是以左翼为基础转变成准噶尔。因为这是在由瓦剌等集团组成的松动联盟中的“左翼”。在蒙古帝国扩大发展成世界帝国后，这也成为所有的模型。

统率广阔庞大帝国的宗主国元朝当然也在位于西北欧亚的钦察汗国、西亚的伊利汗国及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等各自确立稳固的政治权力体后，使用左、中、右三极结构将其完全地链接。

理所当然地，继承蒙古帝国传统及记忆的后蒙古时代欧亚各地政权，也深深地受到其影响。

回过头来说，关于（一）十进制法组织、（二）三极结构，在较匈奴国家更早的斯基泰王国又是如何呢？很遗憾地并没有留下相关记录。若是如此，现在不得不认为关于（一）及（二）应该是匈奴的独创并成为原型，而被后期出现的游牧型各国家承袭沿用。

然而，关于剩下的（三）联盟、混合型国家这一点，理所当然地是斯基泰王国以来的传统。不仅如此，在生活形态、游牧文化、战斗技术等方面，都可以从匈奴国家中看到斯基泰的影响广泛且深刻地存在。

在此会变成重复先前的叙述而深感惶恐，但所谓的匈奴，无论再怎么说都是国家的名称，绝对不是民族或人种的称呼〔拙著《大蒙古的世界——陆与海的庞大帝国》（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陆と海の巨大帝国），角川学芸出版，1992年，40—41页〕。关于这点，因为怕会再度产生误解，故特意重复说明。

游牧国家中的联盟组织及多人种混合这两个面向，实际上可说是几乎必然存在之事。只能说假设“纯游牧民族国家”等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背离现实、背离历史。词汇及思考方式都是毫无道理。

在秦帝国崩解后，在冒顿一代就一举完成的这个国家之样貌，成为之后约400年匈奴国家的原型，而且就如同已经说明过般，其影响不仅如此，也在之后长达2000年期间成为游牧国家的源流。

人们常说之后2000年的中国帝国之骨架，是由秦朝确立。这虽然不是错误的想法，但却不充分。

至少也该想到由匈奴帝国建立的游牧国家基本形态，也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被确立。更进一步地，在其后的历史展开中，也可看到在这两种国家形态相互交错出现中，中华及草原共同创造出新的形态，这一点当然也该被提及。

这两种国家形态在之后的欧亚世界中，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大潮流。且该说不论哪一个，几乎相同地成为不可忽视且跨越时代的“历史现象”。

即使如此，更有趣的是不论哪一个都以秦帝国的出现及瓦解的变动作为契机，且跨越草原及中华之框架在同时期出现，互相纠结而发展。历史就是在自然演变及必然的相互交错中发生，最后借由定格在某处的事态中而成为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回过头来说，关于成为庞大历史展开切点的公元前210年开始到前200年这约10年期间，将空间及时间以中国本土及垓下之战（亦即公元前202年楚汉攻防的英雄项羽战死，决定两者胜负的知名战役）切开，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算是有人将看似继承秦朝而出现的汉朝，视作是立即就成立了一个明确、巩固的大帝国而将以讴歌，或者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这是局限了视野的结论。绝对无法说是以坦率且均衡、宽阔的心胸及眼光将当时的现实做出整体观察而得到之说法。

特意来说，或许这是仅将“中华”作为文明之固定观念所形成的圈套。“中华主义”不仅是在文献中出现，也在该领域的历史研究者意识中不知不觉地发芽茁壮。

但是想想看，不论在任何时代，历史并非是在被局限的空间或时间中变动。被局限的是历史学家。历史上的假象，虽然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但即使说那是一种在热情与单纯之深信中的心头产物，与过去配合政权及体制需要而做出历史叙述的许多事例相比，在事物的核心及负面影响的层面上，也没有太大差异吧！

虽然会变得有点啰唆，但围绕着在本章中引用①到⑦之《匈奴列传》记述，在此要特别就几个注意焦点及疑问点进行讨论。

首先，关于皇太子及与其相关事物。在匈奴国家，就如同②之内容，单于太子，换言之就是下一任君主候选人为左贤王。在匈奴国家的三大部分中，单于与该名儿子拥有东方及中央两个部分。若仅就这点来看，单于这个王权可说是相当强势。

但是，可以单就这点，简单地下定论说在匈奴国家中左边较右边为尊贵吗？这个就会与剩下的西方代表右贤王所具有之立场及力量相关。

根据《史记》《汉书》及《后汉书》所记述，右贤王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且反而较身为太子的左贤王更有力量。不仅如此，有时看起来甚至比单于更为强势。

右贤王当然应该与单于有血缘关系，但不是如同左贤王般的直接父子关系。总之，在与王权没有直接关系的领袖群中，右贤王是具有最高地位及实力者。

对于单于来说，根据情况不同有时右贤王甚至会成为竞争对手。若根据实际状况来说，右贤王麾下握有西方部分，与单于及其子左贤王率领的中央部分及东方部分相抗衡。在此情况下，或许可说在匈奴国家反而就是因为右边较高，才会配置实际上为第二高权力者的右贤王。

让人想起“皇太子”是承担东方部分统治者的是后代蒙古世界帝国中，以伊朗方面为中心的旭烈兀汗国之例。同样由左、中、右构成的三极结构中，以伊朗西北方阿塞拜疆高原为根据地的中央部分有一段称为“伊利汗”的旭烈兀亲王在此，左翼也就是东方呼罗珊（Khorasan）地区则依照惯例由波斯语称为“继承者”或“代理统治者”的“皇太子”以总管理者之姿在此驻留。

或者可能另有在基本处与此相通之事物存在。在蒙古帝国，一般来说是以右方较为尊贵，右翼较左翼、右丞相较左丞相地位高（总之就是与中国相反）。尽管如此，旭烈兀汗国却将后代的继承候选人配置于左翼。左、右到底哪边比较尊贵？就匈奴国家而言也不能舍弃尊右之可能性。

接着是关于匈奴国家的权力支配阶层司马迁在第④点中说明两点，一是大臣为世袭制；二是呼衍、兰及须卜这三个姓氏皆为贵族。

然而在涵盖了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并几乎全文引用，另外再加上一些独自记录的班固《汉书·匈奴传》（当然是在东汉时代完成）中，则留有“单于的姓氏为挛鞮氏”之叙述。

不管是挛鞮或是别处记录的虚连题，全都是将匈奴语名称音译后的中文词汇。故有这样名称的集团，就是堪称匈奴中的匈奴的王族阶层。在这个阶层之下，就是司马迁记录的三个姓氏贵族们。

对于司马迁来说，也许匈奴王族的姓是太过理所当然的事，或者认为匈奴这个国家名称就是王族集团名称。不管是哪一个，司马迁大概判断不用在此特别说明。但这些匈奴国家的王族及贵族阶层们，在匈奴解体后也改变姿态继续存留，并在其后的历史展开中也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请参照第四章、第五章）。

进一步地，透过①到⑦还是有些无法解决的疑问。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最后一点⑦的记述中，该如何看待“裨小王”以下的文字内容。问题的重点尤其集中于⑦中假设读为“封都尉”之“封”字上。

原本至今为止，将⑦的全文直接看作是一段完整的文章的话，可以读作“二十四长也是各自拥有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部属。”若是这种解读方法，则几乎不会有任何疑惑（在本章中⑦的解释，是以至今为止的通用解读方式展现）。

然而，将到“千长、百长、什长”为止当作是二十四长可以自行任命的十进制法体系纵切面组织部属们，还可以简单地理解，但“裨小王”以下很明显地是属于别种体系名称，直接解读时不论怎么看都有很明显的不自然之处。

若照着既存方式全部接续阅读的话，就会变成24位“万骑”各自除了有直属的千长、百长、什长之外，还拥有“裨小王”“相”“都尉”等各阶层部属。但是真实状况是如何呢？

简单来说，关键在于“裨小王”。所谓的“裨小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虽然在《史记》及《汉书》中这个名称并非很多，但也经常出现。而在此虽然不可能将这些记述内容都一一列举，但将这些做个综合思考时，会发现就算“裨小王”是属于匈奴国家，但似乎自己也拥有相当势力。

总之，“裨小王”是在左右贤王及左右谷蠡王外拥有“王”之称呼者，而且也许是应该要从二十四长的“万骑”框架中被剔除者。一言以蔽之，这是个不属于匈奴王族挛鞮氏的“异性之王”集团。若是如此，可以判断至少在内文中到“什长”为止的前段记述以及从“裨小王”开始的后段记述，要么是完全无关的内容，要么就是其间有某种的缓冲。

在此就“裨小王”以下的各个阶层再度进行检视，可以想象这是归属于裨小王这个“王”阶层的一系列人员组织或是垂直领导结构。亦即首先是以“相”为第一层官员（因为“相”与左右大将对应，故说不定是“将”的误植），关于其下的“封都尉”及“当户”很明确地是与左右“大都尉”及“大当户”相对应。

相对于匈奴国家的主要支柱、占据“万骑”一角的左右的都尉及大当户，相对于“外族”的裨小王组织下的封都尉及当户仅是个“臣对之臣”而已。因此，故在其名称上不加“大”来称呼（也许“大”是表示敬意或尊称。而且，单于的“世臣”“宿老”“谱代”等，或许都具有某种特别立场）。

原本裨小王这个称呼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归属称臣的低阶王”的暗示。

在此要注意的是至今被读为“封都尉”的“封”字。事实上这个“封”字，在此部分的文章记述几乎与《史记》完全相同的《汉书·匈奴传》中并未见到。班固的《汉书》中没有“封”字这一点，应该不是偶然的遗漏，毫无疑问地应该是特意删除。所谓的“封都尉”到底是什么？实在无法得知。

班固认为有“封”字是不适合的，故明确地将其剔除。但是这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解释方法。但若要直接阅读《史记》文章且将“封”字留下时，有一种可以自然而然地解读“封都尉”之方法。那就是将“封”字当作动词就好。亦即在此处，将成为问题的“裨小王”以下的文章变成“裨小王·相拥有都尉、当户、且渠等部属”。这就成为与“万骑”各自拥有“千长、百长、什长”文章完全不相关之内容。

当然，这也仅是一种解套方法。然而，若勉强地根据既有的“封都尉”阅读时，就无法依据其意义及内容进行完整且明确的说明。此外，就如同班固般，认为直接依据《史记》内容则无法解读，干脆就将“封”字删除，也是一种轻松做法。

在此可以想到的是，就如同前述般，由冒顿完成大一统的匈奴国家，包含了大量不分集团规模大小各不相同的如东胡、楼烦、白羊、坚昆、丁零等各种“异族”们。在日本，因为中岛敦的名作而一跃成为知名人物的汉朝降将——李陵，也是在投降匈奴后被封为王，广义来说也是“异姓之王”之一。

想到这类各种“王”们的存在，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裨小王”以下的文章，可作为是关系到匈奴国家整体结构的关键记述，这也是个具有相当讨论价值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