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态的两大源流：斯基泰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

关于斯基泰，接着还有几点要进行说明。首先，由斯基泰所构成的历史记述表面看来，就算仅有一点点，但至少是关于首度登场的西北欧亚区域及在该地发生的大时代形势。

若探寻斯基泰的起源，较“斯基泰—波斯战役”更早之前，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间，就已经从东方来到伏尔加河流域。大概是从中亚方面过来的吧！

在中亚地域，住着被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统称为“塞克人（Saka）”的伊朗系人。虽然并非是严谨的讨论，但据说在汉文文献中可看到的“塞”就是指这些人。

“斯基泰”这个来自希腊语的称呼，必须要与“塞克人”做连贯的思考。这两个词汇的基本要素是共通的。在中亚地带让骑乘技术发扬光大的伊朗系游牧民，其中一部分从里海开始往黑海北岸地区移动的群体，就是被称为“斯基泰”。

他们将原本居住于此的西美利亚人（Cimmerians）（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内容目前已无法得知。终究只能仰赖希罗多德记述的“斯基泰开国传说”）驱离，并且形成“斯基泰国家”。大流士的远征，反而只是让其强大的斯基泰得到一举“名满天下”的机会而已。

之后，在经过前述“南北对峙”（是否能够将这个称为“冷战”，因为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故无从判断）的200多年后，亚历山大出现在马其顿（Macedonia）。在被称为“历史构造的转换期”之一的公元前4世纪左右，曾经强盛一时的“斯基泰联合体”似乎也渐趋衰退。南边敌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衰退是更加明显。

斯基泰虽然击退了亚历山大大王的北征军，却在来自东方进攻的萨美利安人（Sarmatrians）集团的压迫下，一步一步地往西方移动。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期左右，这个庞大势力似乎已经完全瓦解。

关于斯基泰解体及其经过的详细内容，很可惜不是相当清楚，在此不得不采用暧昧的说法。欠缺文献资料这件事，果然是相当痛苦。斯基泰被大幅地记载在文献中的大概就只有大流士的治世及亚历山大相关事迹等，或许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着不会进行自我表述的游牧民的悲哀宿命。

正因此，不可说因为没有记录、无人知晓，所以事实就不存在。单就此事，不论是关于过去或是现在，在这个书写者“只顾自己”的世界中，不用说绝对有必要再度思考我们存在着的这件事。

取代了斯基泰人的萨美利安人长期支配了包含黑海北岸一带的南俄罗斯草原，有时也会进攻罗马帝国疆域。其强盛势力，明确地成为周边地域的威胁。说不定萨美利安也是“斯基泰型”的国家。在遗迹及遗物方面，萨美利安也是被归类到来自斯基泰“文化传统”的系统之中。

然而，在公元4世纪时，这个萨美利安也遭受到来自东方中亚方面的势力袭击。因为匈奴现身了。“萨美利安联合体”遭到瓦解，并被吸收到匈奴霸权之中。

由匈奴引起的“世界史转换”，关于以合并萨美利安、掌握南俄罗斯草原阶段作为其开端这一点，有必要进行再次思考。被称作“日耳曼系多族群”大移动（在此刻意地不用“日耳曼民族”。所谓的“日耳曼民族大移动”——正确来说，在德语中仅用“Voelkerwanderung”亦即“民族移动”表述——因为这个历史大命题与在19世纪前半段时，期待“德意志民族”之统合及“统一德意志国家”之出现的趋势，不可说毫无关系）的“连环追撞现象”，就是其后之事。

若将这些经过概括而言的话，在西北欧亚大陆，以游牧军事集团为核心的政治联合体相继组成的形态正持续中。在此时，由东方来的新加入者所带动的核心集团交替及联合团组成等，也成为西北欧亚大陆的“政治传统”。

更进一步地，若说到那些核心集团的主要根据地，绝对不是虽然会下雨但土地贫瘠的森林地带，也就是所谓的俄罗斯地区（以现今莫斯科市为中心之区域）等，而是虽然同样少雨但土壤肥沃之草原地带，尤其是从伏尔加河下游地域到顿河下游地域以及北高加索山脉一带，也是被注意之处。

在欧亚历史中，无论如何都会留意到从15世纪开始的西风“压倒”东风的现象，更何况总体而言由西而东的流动现象很容易被特别强调（“希腊化文化”及“丝路”就是其中一环），但至少关于草原通道在近代以前，由东而西的影响波潮确实相当显著。

在13、14世纪时蒙古来到西北欧亚，其长期支配成为影响该地的最后波潮。在术赤汗国（译注：另称钦察汗国）全盛期绵延300年的和缓政治系统中诞生的俄罗斯，后来翻转了这股传统波潮，由西方往东方前进，并让北方之雄俄罗斯向北延伸的“欧亚帝国”在近代前半段最末期出现（尽管如此，俄罗斯对于“东方领土”的实际有效支配是在西伯利亚铁道通车后才达成之看法，应该是更为妥当）。

接着是与斯基泰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力相关的内容。根据至今的考古学调查，斯基泰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具有独特动物图腾特征的青铜器文化。在这种“斯基泰风”的文化圈，向西延伸至现今匈牙利及德国境内。至于东边，固然现在是不得不使用所谓“影响圈”如此暧昧不明的说法，但的确通过西伯利亚，影响范围从蒙古高原一直延伸至云南省。

经常会将这个向东延伸的广大范围称为“斯基泰·西伯利亚型”文化。当然，在严谨的学术研究领域，可以预期今后会更加活跃的西伯利亚—蒙古—中国考古学发掘成果及讨论部分，还需要更深入探究，但在这里要先强调的事实重点是，以游牧骑马生活为前提的社会、文化形态（或者也可将其称为文化类型）已远远地超越“斯基泰国家”直接管辖领域，而几乎涵盖了中亚草原地带及其北侧延伸的广阔森林、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地带。

那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有可能是某种程度长期的时间间隔所导致的结果，总之可以推论，至少在斯基泰以后，这个广阔地域已被转换成以游牧民及其文化为共通点的“世界”。而这个历史上最初的证据，原本就是将这个区域设定为“中央欧亚”之大区划的理由之一。(www.xing528.com)

此外还有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最为重大事物相关的要点。那就是在斯基泰国家成为所谓游牧国家之根源的另一方面，与斯基泰并立的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也是将具有多样性的地域社会合并成“庞大国家”，并形成另外一种国家形态（而且是疆域广大之国家）的源起。

事实上，形成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个大帝国核心的“波斯人”集团，本身就是个由十个小族形成的亚利安人（Aryan）游牧民集团。在公元前700年左右，以札格罗山脉中“法尔斯”（如先前已经说明过般，“Persia”这个以希腊语为根源、由别人以西洋语言给予的称呼，就是来自Fars）为根据地后，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左右开始，走上消灭占据伊朗高原大半版图的米底帝国（Media）并步上霸权之路。

要说是转换可成为根据地的土地也好，或是为了形成之后的“国家”也行，事实上在这个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几乎已经与斯基泰国家没有两样。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在欧亚西半部相继地诞生了南北两个庞大的疆域国家。而且，不论是哪一个都是由游牧民军事集团构成国家的关键（阿契美尼德王朝在成为庞大帝国后，尽管步兵部队占了大多数，但组成关键部队的还是“波斯人”骑兵）。

只是，南北地域的地理条件（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较多样且大规模的几种“农耕文明”）以及在帝国建立前的历史背景等两点上有所差异。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前有米底王国，而米底王国前则有亚述王国（Assyria）。亚述王国拥有以战车马军为核心的强大军事权力，并借此形成在历史上第一个跨越了“地域国家”而拥有广大疆域的“帝国”。

在亚述—米底—阿契美尼德这样的顺序中，虽然有战车及骑马的差异，但都是以机动性高的骑兵战力为基础之一连串“帝国”系谱。埃及、腓尼基（Phoenicia）、吕底亚（Lydia）及巴比伦（Babylonia）等古代“文明国家”群体，都相继地被列入这样的系谱当中。

众所周知，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数个首都。国王拥有数个“王权所在地”，并让成为支配团体的“波斯人”军团全军在其间移动。即使只是暂时性，但当停留驻扎在某地时，该地方就成为所谓的“首都”。

如同旧米底王国的埃克巴塔那（Ecbartana）、旧巴比伦王国的巴比伦（Babylon）及旧埃兰王国（Elam）的苏萨（Soesa）等，该“王权所在地”都分别是各个王国的“旧都”。在另一边，“法尔斯本土”虽然曾经有过帕萨尔加德（Pasargadae）及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等，但王权在此停留的时间反而相当短。

根据留存至今的奢华遗址及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被纵火燃烧的这两点来看，在大流士登基后重新塑造的波斯波利斯，一般都强烈地认为该地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首都”。然而实际上，该地是具有纪念象征的神殿建筑集合体，并非“居住城市”。对于发展成大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来说，该地反而是带有浓厚的纪念神圣伟大王权的精神象征色彩，应该是个“展示用城市”。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会将自己视为“王中之王”，应该也是立足于这些局面上。的确是因为这个城市是由本身已经各自拥有其谋生方式及历史的许多国家、地区团体所联合组成的集合体之故。

在广大疆域之内的各个地方，阿契美尼德王朝将原本各个王国的既有首都再次当作自己的“王都”，因此而拥有数个“王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如同其文字表述般是个“多核心”联合帝国。王权就在这种成为帝国支配据点的复数核心之间持续巡回游历，并保持其庞大版图。反过来说，不仅无法只停留在一个地方，甚至也不该那么做（此外，当作现实的政治机能来说，位于接近帝国整个疆域中央位置、中央政府机关设施集中的苏萨，反而更接近于现今认知的“首都”）。

大流士一世不仅将这样的多核心国家再次统一，并且对外进行扩张，对内正式整备建制国家机构。可说大流士才是作为“世界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实质建设者。

大流士在其庞大的构想根基下，以惊人的广泛及多样化，持续扩大进行国家、社会建设事业。例如著名的将全国划分为20个州并且设置总督（Satrap）进行统治的分割委任方式，但人事任命则由中央管理（总之是同时具备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作为种族主义淡薄的和缓联盟的政治、行政组织；不推崇特定宗教的宽容文化、社会政策；对于作为政权支撑的核心集团“纯波斯人”及作为“准波斯人”的米底人的礼遇（总之就是对于属国之在地主义的尊重及对于中央核心“波斯主义”的坚持）；更进一步地在帝国全境推行的和缓统一税制及统一度量衡；另一方面，被称为“王之道”的主要道路及驿站传送系统的整备；经济方面则有金银货币的铸造及货币经济的正式导入；由政府主导的贸易、交易活络化，及以其为基础的充实国家财政（总之就是跨越地域及属国架构的“社会基础建设”整备及由中央权力进行的各项统合政策），等等措施。

同时兼顾中央及属国两个面向为基础组成的大流士各项政策，几乎完全网罗了在整体意义上的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各个要点。在这之后人类史中所谓“国家”的原点，尤其是可被称为“帝国支配的原始样貌”之大半形态，几乎都曾出现在大流士的国家建设事业中。

将目光移转到约300年后的东方，在后继会说明的由秦始皇进行的统一化政策，可说几乎是这个的翻版（或者可说连其一半都没有达到）。几乎在一代之间就被完成的这个国家建设之庞大也难与大流士比肩，就其根本性而言，在世界史上能与大流士相提并论的，或许大概就只有后面会阐述的忽必烈吧！两者的共同点相当多，例如同样都不是国家的创立者而是复兴者；都是在爆发政变后夺得权力；各自都将当时所知的“世界”进行整体的组织化建设；在重视军事、政治的同时也极为注意经济。对于海洋的关注及海军的建设，也都是如此。但是在军事方面波斯人远较蒙古人弱，以及大流士较忽必烈更为倾向经济，甚至可被称为“商人”等，两者之间还是有其差异点。

极端来说，在大流士之后古今中外东西方的所有国家、政权，事实上也包含现在，甚至可说都是受到大流士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如亚历山大大帝等，也可说都只是大流士的追随者或是憧憬他的一种“迷（Fan）”而已。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许多有时看起来仅仅专注地高举希腊城市文明意义的主张及学说，当然也有相符之理由，但也不可否认有其稍微偏颇且自以为是的一面（若更严谨地看待，西洋中心主义的“宣教行为”甚至可算是其中一类）。

在“欧亚世界史”开头，共同出现的斯基泰与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两种“国家形态”，给予我们几点讨论。最重要的是，不论是游牧国家也好，或是农耕帝国也罢，当大型国家形成时，其开端是意外地相近。终究不论哪一个的权力核心都是具备丰富移动性、集团性、机动性及战斗性的军事集团，若缺少这样的威力就无法建立帝国。再加上，为了让权力及疆域更加扩大，无论如何都必须具备“联合体”这一面向，更进一步地作为其结果的广大国家中，理所当然地会强调超越种族主义及地方主义的混合性格，这些与在近代被编织出、所谓“民族”等狭隘艰涩的架构完全不相符等等，这些每一个都是不可忽视的重点，就在此范例中同时展现。这些事情就是研究“欧亚世界史”的关键所在。只是单纯地以一种颜色涂画的“国家”及“民族”，不管在哪里都未曾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