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高原的地势与结构多样性

虽然差异并非那样明显，但在此姑且将西伯利亚南方分为“东”“西”两部分来说明。东半部有几座高地，邻接的南方是类似桌台隆起的蒙古高原，范围相当广大，不仅包括现今的蒙古国（旧称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更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河北及新疆的一部分、还有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Republic of Buryatia）、图瓦共和国（The Tyva Republic）、哈卡斯共和国（Republic of Khakassia）、阿尔泰共和国（Altai Republic）等，从自然环境或历史面向，这些地方都可被视为一个整体。

蒙古高原是由东边的兴安岭及青海湖的阿尔泰山两大山脉圈围出来的土地，四周的“斜面”是壮观得让人屏息的外缘。北边涵盖因古老神话而闻名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大片腹地，湖水为森林所环抱，往北下倾。

兴安岭东边山麓、朝东北平原低斜的平坦“大斜面”，曾是牧民的所在地，随着实行“封禁政策”的清朝衰落，农民开始北上。从牧区转为农牧，再渐变成农耕地，短短一个半世纪左右就已沧海桑田，而今，在此重现中国北部实行粗放农耕后大多数土地沙化的恶果，因此如何防止越来越多的土地化为沙漠，已成燃眉之急的课题。

位于另一端的阿尔泰山，从西边山麓到天山的北边山麓之间，形成了大规模“楔形”的三角地带。现在则被分为中国新疆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Republic of Kazakhstan）两大政治区块。延伸在新疆塔城的边界，自清代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那之前，该地可是属于游牧民的天地，旅行者也可以自由地往来其间。后面将提到的中央欧亚大陆之东西两侧，其重点位置也是这块三角地带。

蒙古高原的南边，在地势上相当模糊，明确可知的大约是东西隅与华北平原接壤而已。高原向南方微微低倾，略降至800米之后与500米的“大同盆地”相连，再接续海拔50米的华北平原，三段地形仿佛高低起伏的陵线攀爬在地表的山岳。到北京八达岭一带观光的话，可见到筑在高低陵在线的“万里长城”，这是明代中后期的建造物，沿着山峦地势，还在大同盆地周边建了内、外两道长城线。

山西西部到陕西、甘肃一带，放眼望去几乎都是看不到边界的沙漠。从蒙古高原到黄土高原则是整片直接涵盖西藏高原东北部的大地。

大略地说，从北京到大同（古称“燕、云之地”，北京旧称“燕京”，即因此而得名）绵延数百公里，西藏高原与中国内陆相连的地方，直至淮水、秦岭线为止，几乎全部都是干燥之地。

华北是与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相连的“干燥农耕”地区，是孵育中华文化之地。就算之后华夏文明越过长江流域，进一步向海外扩展，其文明、文化原型仍源于干燥的华北，这层意义不容忽视。

总之，蒙古高原的双重结构，一是位于戈壁沙漠北侧、兴安岭及阿尔泰山之间，二是约较前者大二倍左右的外圈地区。从历史上大致的情况来看，高原上的统一政治势力，会依各自的强弱程度，在这分为大圈和小圈的双重结构间伸缩。这片高原是世上最大又最佳的大草原，曾在历史上出现的匈奴、东胡、鲜卑、柔然（或为蠕蠕）、高车、突厥、回鹘（编注：盛唐以前称回纥，为现今维吾尔族的宗源）、契丹、蒙古及准噶尔等游牧国家，大多发迹于此。若无法控制这块地形，就很难成为大型的游牧国家，因此蒙古高原可说是游牧民的“摇篮之地”。

北边还有大片的森林，高原的北半部是森林与草原混杂的景观。以此为居地的游牧民大多同时过着游牧及狩猎两种生活，或许也可称他们为游牧狩猎民，曾建立世界最大帝国的“蒙古”，就是这种类型。

此地的土壤相当肥沃，在世界帝国的“蒙古时代”，杭爱山脉与阿尔泰山之间有河流环绕，还留有稻作的记录。当然良田或瘠土会有差异，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今有农业学者主张，适当地在蒙古国发展农业，将草原全转变为耕地的话，就能解决亚洲的粮食问题。范围涵盖内外蒙古的戈壁，若将它想象为单纯的沙漠，则与现实有差异，其实戈壁干燥的程度只是比较类似缺水的荒野，只要有足够水源的话，戈壁就能恢复原貌，但以现在的状态是草木无存的。

万里长城并非亘古之前就伫立于地表，但在史书中存有建造记录的确实并不多。

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的长城，是在中国第一个统一政权的秦朝下所建造的。当时将燕、赵及秦国北方边境的既有长城连接起来，并在其中设立44个“县城”以筑成防护要塞网。

汉代、北齐、隋代等各朝亦有修筑记录，但相关物证匮乏；在北方，有许多土壁残骸似乎可成为考证，但这些遗址到底在哪个时代筑成，又难以明确定论。(www.xing528.com)

就算说是长城，原本可能也仅是由防守的一方先挖出约一个人高度的壕沟，再在自己的地盘堆栈类似土墙的建物，只要能防守马匹入侵就够了，之后才在重要的点设烽火台。

有人认为若真是用“版筑”筑长城，就更不可思议了。所谓的“版筑”，是一种在两块直立模板之间灌入泥土后压实固定，并重复相同程度以筑成土墙的建筑工法，此法充分利用了黄土容易挖掘也容易固定的特质。

“城”，“土”字边加“成”字，有土壁的意思。中文的汉字“城”与日文汉字的“城”意思不尽相同，并不都是城堡、堡垒。总之，在这里“长城”就是“长土墙”之意。

由于是这种程度的建造物，故不持久，只要下雨就会流失；冬天的强烈北风，偶尔会吹残土壁。只要没有不间断地修补，不用几年就会变成柔软的土丘，即使文献中有记载“修长城”，但是否能与现存的哪一部分“遗迹片段”连结呢？抑或原本真的有修筑吗？无法明确判断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眼前的明代长城，壮观得超乎寻常，也是普遍对长城的印象。然而，就算是明代的长城，也仅在北京附近的八达岭等区域或关隘才是用砖块砌成的坚固建筑。

作者在十几年前见过两个景观，至今仍旧印象深刻。一是相连在“大同盆地”北侧、仿如锯齿状山脉顶上的土壁。步骑兵都不可能通行的险峻山陵线之间，没有必要设置土壁，这种地方建筑土壁，应该只是象征性的意涵，而且该段的墙壁且薄又低，是相当脆弱的建筑。

另一个风景是在明代长城西端，位于甘肃西郊著名的嘉峪关，绵延万里的长城，在此走到尽头。若从嘉峪关城墙上方往南望，可看到朝祁连山主体的方向，有条细长的线蜿蜒其间。虽然几乎是小小的隆起土丘，但确实是土壁的痕迹。

无论如何，明朝都想把属于“中国”的每一分土地，毫无间隙地包围起来。东起渤海湾岸边的山海关到西边耸立于嘉峪关南侧的祁连山，以完整的墙壁（在此并非指完美的）画出一条线，不得不说明代多么想展现强烈的疆域意识，并且异于平常的执着。

当然，最直接的动机是明代朝廷政府受到蒙古骑兵持续威胁所产生的恐惧感。明朝皇帝是中国史上超级独裁专制君主，在世界史上也是屈指可数，其专制权力及恐惧感，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想到当初为了建设长城而使民众所受的劳役之苦及投入的劳力、资本、物资等，就不禁感到心痛。

然而，还有一点想强调的是，蒙古高原及华北高原大致上可视为一块整体，若维持没有人为疆界的原状，则难以让“中国”的幅员明确又固定地呈现在眼前。因此，从秦汉以来，为了将“中国”的疆域范围确实刻画在大地上，就经常不得不采取以人工做出国界线之方法。

所谓的“万里长城”，不只单纯防卫之用，可说是意识的墙，也是中华文明的产物。其实在历史中，长城几乎没有发挥过实际功效，就算多少还有点抵御或屏障的效果，但北方来的攻势几乎常无碍地到达中国领土，耗费了庞大群众生命和资源换来的结果，也只是权力者的“一时安心”。

长城线随着改朝换代而有南北变动，视当时政权的性格及国力展现为度。以下几例可见长城北端的作用：北宋时，因北方契丹侵压，无法设定长城线；辽最后在今天的北京被占领之下走向灭亡；打败北宋及契丹的主要族群——女真的金朝，因害怕“漠北”（意指戈壁北部）游牧民，不得不在戈壁南边设置“界壕”。13、14世纪时蒙古帝国吞并中国、占领大部分欧亚大陆，这时就没有必要修长城了。

将巍巍的明代长城作为遗迹继承的清朝，并不需要长城的防御功能。清朝的皇帝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向南代表中国的皇帝，向西及北则代表继承蒙古帝国的草原可汗。长城代表了统治的象征意义，也是意识上便于区分两个地区的分隔线，反而没有拆除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