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地域的联结

这片辽阔地带的历史，几乎不曾被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原因之一在它的范围过于广大，很难将它看成单一历史研究对象。一般而言，它与“丝路”的宣传印象相当接近，内陆地区自古以来多被视为“文明的十字路口”来思考。

所谓“文明的十字路口”，即是把它当作东西文化的交会：中国代表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则包括伊朗文化圈、中东或地中海地区等，依学者主张不同而有差异，但对东西方交流的定义则毋庸置疑。在此范围中的“文明小世界”绿洲区域也很重要，它们以点对点方式连接彼此成为“文明通道”，同时也是条贯串“不毛之地”的线。

无论是人、物，或事象，世间的关注总是往外部“文明区域”的观点倾斜，也就是“异邦人”的观点。内陆并不是“文明”地域，这种思考的根底，即是某种文明主义。被视作“文明”的，仅限于近现代世界中以如此观点所认识的地域中。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被当作“最后的世界分割”对象的内陆地域，在人们意识中，反而成了边境。

时间回溯到19世纪末期，德国地质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1905年）在中国旅游，为了向德国政府提供情报，他勘查中国的土地、物产等。

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之最盛期，在列强中属较晚期的德国，极度希望知道该吞食中国的哪个部分，于是李希霍芬男爵接受委托展开相关调查。

李希霍芬男爵的动机的确不单纯，但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两样。各种国籍、出身及隶属单位的人，几乎清一色是军人、间谍或相关人士，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李希霍芬男爵虽有任务在身，调查内容却相当详实，他将探查结果集结成一部名为《中国：我的旅行与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iündeter Studien，原题英译为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的巨著。男爵是相当有名望的学者，此书不论在规模、重量抑或是内容等方面都超乎平常，若以轻忽的态度捧取，不仅会被其重量吓到，恐怕手也会受伤，是一本气势磅礡、令人惊艳的书籍，也是部绝伦的作品。

男爵还在这本巨著中写下“Seidenstraβe”，也就是“丝绸之路”，背后隐含的深义就是遥远时代西方罗马贵族穿戴在身上的中国特产丝绸。如它所象征的：从古早以前，东西方文明就被看不见的丝线系住。该书的英译本将它译为“丝路”（Silk Road或Silk Route，后者较多见），或许念起来顺口，该词广受欢迎，之后开始有人探索这条路径是否真实存在，现在更为旅游及出版业创造了庞大利润。或许男爵在写作时根本没有想太多，但其弟子却已注意此关键，在老师去世后，将此书发扬光大，并成就《楼兰》等书。

“丝路”从诞生开始即融合传说和易于朗朗上口两点特色，历久不衰。“文明”置于陆块东西两侧，中间广阔的土地成为点和线链接的通道，这点亦未曾改变，然“丝路”一词作为叙述用语，或许相当方便，但19世纪的思考模式背后隐含的误解，却不能忽视。

不过，近年来对丝路的幻想渐渐暗淡，一方面过去被视为具相当难度，以用当地语言撰写的书籍及出土资料为基础的研究随时间有了阶段性进展（和先前相比则是极度进步）。日本为这研究领域贡献不少。作为其结果，也有人尝试将内陆地带视为一个整体，由于之前多是个别分散的区域阐述，而今可连贯这些具有共通要素及历史等渊源的学说，因此新研究甚至可说替中央欧亚的学科复权。

概观近年来尝试将欧亚大陆视为整体的国内外研究论点，可发现有个几乎一致的见解：简单明了地将其区分为“草原”及“绿洲”的二分法。

“草原”及“绿洲”，亦有多种二分法：首先是“面”与“点”，或许可说是会动和不会动的东西；“游牧”及“农耕”，两种相对的生活方式；还有“游牧民”和“城市民”之分，也象征军事和经济力量，或代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以上是几种基本的分类范畴。

借由两种概念组合，暗示了彼此对立及抗衡，两种体系亦有共存共生之处。若说两者最深处的共通点，毫无疑问就是“干燥”。

虽然使用“草原”这个称呼，但并不局限于被草皮完全覆盖之草地（蒙古高原的大草原就是个例外，甚至可说几乎没有像草原之处）。从远处观之，该地附近似乎绿意盎然；靠近来看，眼见所及几乎都是土壤或岩石之裸土——虽称为草原——也只是到处有块小绿地的荒地，但即使如此还是被称为草原。

既然草原、荒野、半沙漠都是缺水地域，无怪乎汉字中用“沙”或“漠”表现，不过“沙漠”和“砂漠”的意义又不同。(www.xing528.com)

在前近代亚洲，与汉语同样历史悠久的波斯语中，水的发音为“a—b”，“bi—a—ba—n”是指没有水的地方，相反地，“a—ba—d”是指有水之处。草原、荒野及沙漠就是“bi—a—ba—n”，农耕地、绿地及聚落就是“a—ba—d”。例如Islamabad（伊斯兰堡）就是由“Islam”及“a—ba—d”组成，亦即“伊斯兰之城”之意，是个适合穆斯林建国的巴基斯坦（此为意指“干净之地”的波斯语，就是指穆斯林之地）首都之名。

所有的土地都以有没有水源区分，这是干燥地区特有的二分法，汉字的“沙”及“漠”也有某些共通处。欧亚或包括北非地域的“欧亚非”，都有广大的“沙”“漠”及“bi—a—ba—n”，在中央欧亚，更是以其为主要中心，沙砾的砂漠比较少见。

虽说是草原、荒野及沙漠，却无法在字面上表达缺水程度或草皮苔原植被密度的细微差异，稍微有点绿意就称为草原，稀疏的就是荒野或沙漠，其中差异程度并非像字面显示（尤其因常用汉字的表义思考惯性使然，光以字面臆测，可能导致不切实际联想）。

想要强调的是，在这样的地区，即使广义的绿洲，也不过是从山麓的地下水、泉源地、山间的溪谷或河川陡流到平地的涓涓滴水，土地中的盐分都还没被完全稀释，人类在这样干燥的环境安居乐业相当困难，不仅农耕不易，连定居型的畜牧都相当艰辛。

然而却有人在此无垠辽阔的地带生活、畜牧移动——就是所谓的游牧民——借逐水草而居的方式在既广且燥的“荒凉不毛地”生存繁衍而不辞劳苦，实在意义非凡。

游牧民的移动，串联起点状的大小绿洲，不仅如此，一般当作“文明圈”指标的北耕地带，也因此而免于互相孤立。或可大胆地说，欧亚中间的大陆块是借游牧民所串联的点连成线、扩及面而成为一个整体“世界”。

在以西欧国家观点为中心的现在，不施农耕、不住在城市还居无定所的游牧民，其地位极被忽视，因此游牧民及他们创建的国家在历史上也很容易被边缘化、矮小化。

但若没有游牧民，人类的世界及历史发展应该和现在完全不同吧？

在涵盖欧亚及北非的“陆地世界”里，要是没有以游牧民为中心的中央欧亚，就没有内部联结。于是，要描述“欧亚世界史”的全貌，不能避谈欧亚中间的“联结点”，不仅如此，对全球性的“世界史”来说，它应该也是极重要的部分吧？这归因于“世界史”的设定应该蕴藏超越地区，而以整体来解释的宏观视角，才符合深入研究根本问题的敏锐度。

农耕对于人类史的意义相当重大，但就算被称为农耕，不论是点或面，都有其必须条件，原因在于并非所有土地都适合作物生长，还必须考虑所谓的干地农耕，就是旱魃、惔焚、灼烈等伺伏的自然灾害超过预期。

这种现象在孕育中华文明的华北、印度文明的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及古代埃及文明的尼罗河流域，都有同样的情况。原本就一般而言，被称为“四大文明古国”（关于此点的定义另当别论）“发源地”之处皆是干燥农耕的世界，此点就相当有趣。

虽然平时就处于干燥状态，但当严重干旱来临时，生活几近毁灭。古代中国认为干旱是由名为“魃”的恶神带来的，因此在“魃”字加上意义为“干渴”的“旱”字而成“旱魃”，起源可追溯自《诗经》。“旱”字是指“干”的意思，也可以说“乾”。

旱灾是恶魔的降临，而且相当频繁。农业生产匮乏时，饥荒便应运而来，农民自然开始离开居住的地方另寻生路，而原本稳定的社会因歉收又多了别的区域迁徙来的灾民，便容易引起动乱，甚可能导致王朝被推翻。

在干地光靠农耕生活是相当有风险的，即使盖了储水池等设施，但因干燥程度过于严重，储水效果也有限，若用日本的“常识”联想，是相当没有危机意识的，或许“农耕”两字导致字面上的自给自足想象，但实际上不一定会有安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