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的世界史导读优化

蔡伟杰

近年来，日本蒙古史与世界史的相关著作在海峡两岸的出版界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热潮，其中又以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杉山正明的著作为主。自2011年以来由台湾广场出版社在台发行精装汉译本初版《大漠：游牧民族的世界史》首先开启了这股风潮。⁽¹⁾其后并持续出版杉山正明较早的其他作品，诸如《忽必烈的挑战：蒙古与世界史的大转向》，⁽²⁾与另一本《颠覆世界史的蒙古》。⁽³⁾除了杉山正明的作品以外，在台湾另外还出版了另一位日本蒙古史耆宿冈田英弘教授的作品《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⁴⁾据称，未来还有其他相关著作的发行计划，值得期待。

在大陆，杉山正明的著作所引起的反响更大。大陆出版界除了引进《忽必烈的挑战》与《游牧民的世界史》的台湾译本以外，另外还发行了《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一书的汉译版。⁽⁵⁾这也引起大陆史学界的注意与讨论，例如复旦大学的姚大力教授为《疾驰的草原征服者》撰写书评（后收入该书作为推荐序），而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则为《忽必烈的挑战》撰写书评，最近北京大学的张帆教授在访谈中也响应了作者杉山教授关于大中国与小中国的理论。这三篇文章都发表在大陆主要媒体之一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⁶⁾这些评论主要是针对作者所提出的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问题进行讨论。后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还曾访问作者本人来响应相关的评论与问题。⁽⁷⁾网络上也掀起一阵热烈讨论。这股海峡两岸同时刮起的杉山旋风确实引人注目。而开先河的正是这本《游牧民的世界史》。以下将简要介绍本书的内容，并梳理相关的学术与大众讨论，最后谈谈本书对当前社会与学界可能的启发及其现实意义。

本书正文共分为七章，另附有自序、跋与松元建一的《解说——关于“定居”及“移动”》。在第一章“跨越民族与国界”中，作者首先简介了欧亚大陆的环境，为之后的讨论设置舞台。他也提到不同的纬度较经度而言，对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影响来得重要许多，这点与戴蒙（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的主张若合符节。⁽⁸⁾而作者认为将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区略过后，欧亚内陆以干燥气候为共通点，且在风景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当地居民和沿海湿润地区的居民相较，有着不同的形象与意识。因此作者将此一区域称为欧亚中间地带。而这片地区的历史，由于幅员辽阔，因此过去很少被人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一般而言，人们对这个地区的印象就是丝路，或是文明的十字路口。然而随着各种语言的文献与考古数据逐渐出土，近年来的研究逐渐趋向将欧亚大陆视为整体，而将此一地区概略分为草原与绿洲。而草原上的人群以游牧民族为主，绿洲则以灌溉农业为主。而其中游牧民族则扮演链接区域内部的角色。因此若要谈欧亚大陆或全球性的世界史，不可能避开游牧民族。

作者也说明了游牧的性质。游牧实际上是带着牲口随着季节而有大致固定移动路线的系统性移动，而非漫无目标的移动。但是游牧生活由于无法完全自给自足，且易受极端天气影响，因此相当不稳定，因此造就了游牧民族与定居社会共生的结构，并且具有机动迁徙、群居与擅长骑射等特点。而擅长骑射也使得游牧民族成为在现代枪炮出现以前最为优良的作战部队。但是这些游牧军团或国家基本上都不是由单一民族所组成，而是由多种民族组成的群体。作者并且认为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并不适用于古代的游牧民族国家，并且试图找出在民族（Nation）与国界线以外的世界史研究框架。

第二章“中央欧亚大陆的结构”对欧亚中间地带的地理环境进行具体剖析，包括了北方西伯利亚针叶林地带，而其南部又可分为东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天山南北麓。而在更南方则是西藏高原。至于欧亚大陆的西半部南端则包括了阿姆河（Amu Darya）与锡尔河（Syr Darya）之间的河中地区及其西边的伊朗高原，甚至可以远及两河流域与北非。北端则是西北欧亚大草原，东侧起于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并向西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脉东麓。作者在介绍不同的地理环境时，也搭配当地的游牧民族历史来进行叙述。而由于游牧民族所遗留的文字史料较少，因此常常必须仰赖定居民族的记载。但是这些材料也常常充满对游牧民族的各种偏见。定居民族也常以文明自居，而视游牧民族为野蛮人。例如古代波斯帝国将其统辖的领域称为文明区域（Iran），而将阿姆河对岸称为蛮夷之地（Turan）。这也与古代希腊称呼游牧民族为蛮族（Barbaroi），以及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相似。

第三章“追溯游牧国家的原貌”，探讨历史上所记载的第一个游牧国家斯基泰人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关系。主要依据的是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c.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0年）所著《历史》一书中的记载。作者杉山正明认为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亚洲与欧洲的正式大会战，既非波希战争，也不是希腊马拉松战役，而是约发生于公元前513年左右的斯基泰—波斯战役。即便波斯帝国动员了数十万将士，但这次战役，最终仍以波斯帝国损失8万兵卒失败告终。在这次战役中，斯基泰人运用移动迅速的骑兵，加上坚壁清野与诱敌深入的战略，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后来也成为游牧民族对抗定居国家的主要战争形态。在族群成分上，斯基泰人内部也相当多元，除了有草原游牧民以外，还包括了定居都市居民、商人与农业民族，因此很难说是存在单一斯基泰民族为主的游牧国家。而在欧亚世界史上，阿契美尼德王朝作为定居国家的原型，斯基泰则成为游牧国家的起源。这两种形态的国家在东方则是以匈奴与南方的汉朝为主，作者认为这也许是受到斯基泰型与阿契美尼德型两种国家形态向东流传影响的结果。而匈奴冒顿单于在白登山对汉朝的胜利则象征着游牧民时代的揭幕，并持续了2000年之久。

第四章“贯穿草原及中华的变动波潮”，则以公元前129年至公元前127年左右，汉武帝主动出击匈奴的战争为开始，讨论长达50年的汉匈战争对两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重大冲击。作者并认为主动挑起战争的汉武帝要负最大责任。后来东汉借南北匈奴分裂之机会，控制了西域。但是跟南匈奴结盟的结果则是匈奴人逐渐进入长城以南定居，并且成为后来匈奴后裔刘渊在西晋内乱时崛起的舞台。自公元4世纪鲜卑拓跋氏建立代国以降至唐朝崩溃，西方将这段时期的中国称为“Tabgach”，意指拓跋。作者据此将这段时期的中国称为拓跋国家，并认为唐朝编纂的史书有意淡化了唐朝的鲜卑拓跋属性。而拓跋国家正是一种跨越草原与中国及华夷框架的新型国家。

第五章“撼动世界的突厥·蒙古族”以公元4世纪兴起的突厥·蒙古人（系）国家柔然为开头。柔然趁鲜卑拓跋氏南下后蒙古高原出现权力真空之际，成为主要的游牧国家。柔然在游牧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在于首次使用了可汗作为君主的称号，未来并且为突厥与蒙古所继承，而成为欧亚大陆上的重要称谓。而同时在中亚则有伊朗系的白匈奴（嚈哒）兴起，而突厥系的高车则位于柔然与白匈奴之间的阿尔泰山与天山区域。而伊朗高原的波斯萨珊王朝与中原的拓跋国家北魏则是主要的定居国家。这种情况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由于突厥的兴起而出现大幅改变。突厥首先击破了高车与柔然，并且与萨珊王朝联合消灭了白匈奴，另外还迫使东方的拓跋国家北齐与北周屈服于它。作者认为从其疆域与势力范围来看，突厥可称为世界帝国。但是这个局面只维持了30年左右，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当时刚刚篡夺北周帝位的隋文帝杨坚趁着突厥内部动乱之际，出兵并吞了江南的陈朝，统一了中华本土。其后的隋炀帝虽然有扩张的野心，但是由于远征高句丽失败而导致帝国崩溃。当时驻守于山西太原的李渊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唐朝。不过其背后仍有东突厥的支持。

作者特别强调了李渊的母亲独孤氏的匈奴血统，并且认为后来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就天可汗的霸业建立世界帝国，拓跋国家的特征（包括了游牧民的骑兵战力与追溯自匈奴的尊贵血统）发挥作用是主要原因。但是唐朝和突厥一样也是个转瞬即逝的世界帝国。特别是中东伊斯兰势力的兴起挑战了唐朝在中亚的霸权。加上北方回鹘与西南吐蕃的兴起，以及公元755年唐朝内部爆发安史之乱之故，导致唐朝一蹶不振。不过在这个时期，欧亚内陆的一大特征就是突厥语逐渐成为当地的共通语，突厥化在帕米尔高原以东快速扩展。且伊斯兰中东世界的政权很快转移到原先作为奴隶兵将的突厥民族手中，例如位于阿富汗的萨曼王朝（Samanids）与西亚的塞尔柱帝国（The Seljuk Empire）。在欧亚东部则是蒙古系的契丹与突厥系的沙陀崛起。五代中有三个朝代是由沙陀系出身的君主所建立的，包括了后唐、后晋与后汉。因此此时的中原可以称为沙陀政权，并视为拓跋国家的延续。而契丹辽朝在耶律阿保机立国后逐步兴盛，并将沙陀政权纳为附属国。东亚成为宋辽南北对峙的局面。契丹在东方游牧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游牧国家框架中导入了农耕国家系统，使得其统治的稳定性增强，另外就是契丹在中亚以西的世界中，取代了过去的拓跋（Tabgach），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这个情况即便女真后来取代契丹建立金朝，占领华北后，仍旧没有改变。这也是契丹对后世游牧国家与中国的重要遗产。

第六章“蒙古的战争与和平”从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说起，谈到北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的首都，在于蒙古征服中国后，中国史本身所产生的极大变化，亦即由小中国到大中国的变化。可以说世界的世界化与中国的扩大化都是从蒙古时代开始的世界史重大现象。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诸部，并登基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后，蒙古帝国开始向外扩张并席卷欧亚大陆。直到1260年代忽必烈在汗位争夺战中胜出以后，蒙古帝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者认为，首先，蒙古在成吉思汗时，通过大型远征去统合过去处于敌对状态的新成员，并且通过长期离乡背井的机会，让这些人建立对于蒙古的认同。而后来忽必烈对于蒙古帝国的构想则是将蒙古的军事力与中国的经济力合并，再进一步活用穆斯林的商业力以达到经济统合。特别是蒙古贵族会与斡脱（Ortoq）商人合作，以便将其营利活动直接放入国家管理之中。另外，在此时银的扩大使用也使其成为跨越欧亚的公定贸易基准，而以盐引与纸钞作为银的辅助品。而废除通关税与实施大型间接税则有助于发展远距离贸易。而蒙古帝国的出现也无法套用过去游牧型、农耕型与海洋型等国家的分类，因而可视为首个世界帝国，也是世界史上的分水岭。

第七章“探寻近现代史的架构”则讨论后蒙古时代的世界如何由陆地及骑射时代转换到海洋及枪炮时代。在这段时间，由西欧主导的全球化逐渐成为世界史的发展主流。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要框架。而作者写作本书，正是希冀通过处于民族国家边缘的游牧民角度来重新反思世界史的架构，并且说明这群边缘人其实曾经是人类历史的支柱，而且是最大的国家掌握者。

作者在讨论到世界帝国的起源时，先后提到过突厥帝国、唐朝与蒙古帝国。这也许会让读者有些困惑。究竟何者才是作者所认定最早的世界帝国？如果我们对照作者其他作品的话，不难发现，其实他心目中最早的世界帝国还是蒙古帝国。⁽⁹⁾突厥帝国与唐朝在规模与持续时间上都不足于和蒙古帝国相比拟。

在谈到契丹耶律阿保机登基自称为天皇帝时，作者认为这不代表契丹已经接受了中国式的皇帝称号，而更像是天可汗（Tengri Qaghan）的汉译。另外，包括燔柴告天等登基仪式不仅可以被视为中国式的传统，也可能是继承自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传统。最近罗新提出可以从内亚选举大汗的传统来解释关于耶律阿保机预言自己死亡时间成真一事，并大胆推测耶律阿保机很可能是自杀而死，也可以视为是对辽朝国家性质具有内亚游牧民族色彩的一个补充和解释。⁽¹⁰⁾

另外关于元朝所使用的银、盐引与纸钞等，近来也有新的研究进展。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教授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2013年的作品《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与税收方面的新证据》（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就大大增进了吾人对于元朝金融与财政的了解。⁽¹¹⁾例如元朝纸币在流通上存在着南少北多的不均衡情形。这是由于忽必烈征服后南宋后仍有许多南宋铜钱在江南流通，且蒙古人对新征服之南宋领地的统治不稳固，加上地方官员敷衍塞责，另外还有纸币本身的质量不佳与数量不足所导致的。

另外，书中在内容编排上，并不是特别均衡。例如在谈到唐朝对外关系时，突厥与回鹘都是叙述重点，但相较之下同样是游牧民建立的吐蕃帝国的地位就被低估了。另外鲜卑、契丹、女真以及后蒙古帝国时代的世界史分量也似乎较轻。然而以一本小书的篇幅而言，也许也不能求全。但这些可以参见作者其他的汉译著作。至于后蒙古帝国时代的欧亚，推荐读者阅读梅天穆（Timothy May）近作《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的第三章“1350年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是我目前所知用最短的篇幅而能恰当总结蒙古帝国崩溃后的欧亚世界概况，特别是内亚部分。⁽¹²⁾(www.xing528.com)

笔者最后想谈谈本书对当前社会与学界可能带来的启发与现实意义。元史在中国史学界中，规模相对来说较小。一方面元朝作为非汉族建立的中国朝代，治史所需的语言门槛较高，源文件文献解读不易。另一方面由于牵涉的地域与族群更加复杂，也使得元史研究更脱离中国史的框架，而具有世界史色彩，也因此需要更多国外的知识背景，训练时间相对较长。元史的研究圈在大陆史学界受到的重视相对较少，而在台湾情况恐怕又更加边缘。近年来的台湾元史相关研究基本上是针对元代蒙古治下的汉人社会、文化与思想，旁及色目人如何受汉文化影响的议题（例如对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探讨），等等。关于蒙古帝国与其影响的讨论基本上相当罕见，而相关的书籍读物则更为匮乏。而在本书中，作者除了介绍欧亚游牧民族的历史以外，更不时穿插各种小记。这些小记一方面是作为背景知识的补充，但另一方面也透过引入日本读者熟悉的日本历史与文化个案，来建立读者与书中主题的链接。虽然这些个案对于台湾的读者来说也许并不熟悉，因而缺乏共鸣，但笔者更翘首期待未来台湾能够出现更多类似的自编读物，结合台湾读者熟悉的历史文化背景来写作这类的历史书籍。相信这将使台湾读者更易于掌握这些知识，并能带来更为多元的历史观与世界观。

此外就现实意义来说，今天无论是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的简称）或是俄罗斯所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蕴藏丰富能源与矿产的战略地带。本书对于想了解这个区域的读者来说，也大有裨益。笔者从事相关研究，也乐见出版社愿意为读者引介这些国外的优良内亚历史与文化读物。因此借着这次发行本书校订新版的机会，不揣浅陋为本书撰写导读，也算是为推展内亚与蒙古学的相关研究略尽绵薄之力吧。

2015年6月30日

(1) 日文原名“游牧民から见た世界史”，黄美蓉译，随后并于2013年发行平装版，并据日文原题改名为《游牧民的世界史》。

(2) 日文原名“クビライの挑戦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周俊宇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2；台北：八旗文化，2014。

(3) 日文原名“モンゴルが世界史を覆す”，周俊宇译，台北：八旗文化，2014。

(4) 日文原名“世界史の诞生—モンゴルの展と伝统”，陈心慧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3。

(5) 日文原名“疾駆する草原の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 这三篇文章参见姚大力，《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书评，《东方早报》，2013年1月6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1/6/922979_7.shtml；罗新，《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书评，《东方早报》，2013年8月11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8/11/1050691.shtml；张帆，《张帆谈元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黄晓峰、钱冠宇访问，《东方早报》，2015年6月14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6/14/1278426.shtml。

(7) 本访谈参见杉山正明，《杉山正明谈蒙元帝国》，黄晓峰访问，《东方早报》，2014年7月27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7/27/1170331.shtml。

(8) 汉译本参见《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王道还、廖月娟译，台北：时报文化，1998。

(9) 参见杉山正明，《颠覆世界史的蒙古》，第192页。有关作者对于帝国分类的详细研究，参见前揭书的第四章《人类史上的“帝国”》。

(10) 罗新，《耶律阿保机之死》，《东方早报》，2014年3月23日，上海书评，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3/23/1132893.shtml。后收入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第96—122页。

(11) Hans Ulrich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

(12) Timothy May,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1), cha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