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地域市场与金融网络圈的结论优化

从捕捉清末的时代特征——特别是财政、经济特征——这一尝试开始，本书叙述是以海关与H.B.马士之间的关系为中心，以海关资料追溯为基轴而进行的。笔者认为，据此海关制度的运用，在清朝末期涉及中央与地方、北方与南方、华北与华南这样三个领域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变动基轴中，发挥了双方媒介的作用。

仅就海关的历史性评价来看问题，本书与以往将海关作为外国利害关系代办机关的看法不同，认为清朝政府实际上是假托海关以实现重组并强化中央财政的意图，可以说处在这种动态中的海关，确实在中央地方的关系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因而，从1864年开始设立，以罗伯特·赫德为总税务司的海关，以整顿全国统一性的集权机构为目标，事实上成为了掌握中央集权的行政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海关履行了具有中央职能的征税业务，其从业人员中有800多名外国人、3000多名中国人，而它同时也成了中国官吏纳捐、买官的对象。同是这一征税部门，还同时担负着向同文馆派遣教师，从事洋务教育的活动。如果考虑到就连H.B.马士本人1874年来华之时，首先也是作为同文馆英语教师到任的，我们就不能不在人事问题之外，对作为海关附属事业的教育事业也应进行充分的考察与研究。

另外，海关还利用了它所拥有的具有中央集权性的全国性组织网络和海关相互结成的联络网，以开放港口之间网络为基础，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兴办邮政事业。这就意味着在邮政方面，除了利用中国以往民间邮政网络信局的同时，邮政邮递机构也开始分布到全国各地。到了清朝末期，海关的这一业务便被清朝邮政官局原封不动地接管了。(www.xing528.com)

对海关报告的系统性使用也是本书的课题之一。通过海关报告使我们明确地认识到，海关贸易是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媒介，而且还有着将对外贸易在概念上转换为国内贸易的税则与课税原理。与此同时，一方面国内贸易的范畴也扩大到了面向欧美以及面向东南亚的贸易；另一方面，海关贸易也与国内地域市场的关系越来越深化。这一过程中所记录下来的各通商口岸的贸易报告及各项目的特别报告（请参照目录篇），包括关于地域市场的统计与记述，既是同时代的珍贵资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对地域市场作统计性把握的史料。

通过对海关资料的考察，引发了对“通商口岸市场圈”这一范畴的探讨与考察。如同海关是地域市场与地域市场的媒介一样，“通商口岸市场圈”中也包含了内地市场与长途市场在内，并且也发挥了联系两者的中介作用。因此，具体探讨与地域市场关系密切的厘金制度的本质，探讨在决算层面上体现了地域间关系的金融市场（货币圈以及决算关系）的本质，无论在深化通商口岸市场圈内容的意义上，还是在本书试图以它为主题把握的海关历史性作用这一课题上，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