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内部市场与中国的相关性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以往学者们主要关心的，不外是中国五口通商以后外国贸易不断扩大，国际市场上的利益被外国商人垄断，中国社会由此向半殖民地化的方向发展等等。

在进一步探讨的基础上，通过以下四点的进一步分析论证，可以说加深了对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理解。

第一，通商后欧美的工业产品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打入中国市场，反而呈现出停滞的状态。首要问题便是对这种情况的原因加以探究。从结论上看，外国产品特别是代表性产品——棉布进口不振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布生产。那么，通过土布生产框架，大概就可以寻找出中国农村社会生产的典型类型，进而把握其对外经济的根据所在了。但是，如果从中国与外国通商后经济关系的具体过程来考虑，我认为有必要以外国商品的具体市场条件分析为前提。它显示出由于中国土布使用外国产棉线而阻碍了外国产棉布的销路，这是事关土布与洋布的状况，并不一定表明它们是一种因果关系上的直接关系。也就是说，洋布最终没能被接受——能否这样来把握这个问题，不仅仅取决于洋布自身的市场条件——原因不仅在于洋布，它与中国贸易的商品构成整体有关系。这种分析有必要以同时代的“市场论争”为背景来加以分析。

第二，将研究着眼点放在流通层面——在中国市场上，比起外国商人，中国商人更具有优势。不仅出口产品，就连从外国进口的产品，也为中国商人所垄断，即中国商人行会进行的排他性商品买卖，不仅对内地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对沿岸贸易的外国船只也有解约的权力。研究表明，这些势力的存在使得外国洋行不敢轻易拿中国商人开刀。此研究认为，中国开放海关之后，面对中国商人势力以及中国市场惯例，外国势力通过采取极为有限的方式，如利用作为中国商人中介的买办活动，或者通过外交途径诉诸行政手段等，来维持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与关联。毋庸讳言，这些研究加深了对中国市场条件的具体把握。但是，为了不仅仅停留于对前面第一点研究的反驳，而使其成为一种积极的正论，有必要把中国市场影响力扩大到对外国商社的具体研究。

第三，研究在华外国商社或企业的历史沿革。从研究对象的自我完善特征来看，英帝国经济与以往“帝国经济的当地利益代言人”这一关系相反，其个别企业各自追求自己的不同利益，甚至在与本国关系的问题上，还呈现出对立方面。例如，对东亚的英国代表商社怡和洋行的研究以及对东方汇理银行或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的研究，都可以证明这一问题。这些关于外国商社、银行史的研究，一方面，在本国和当地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表明了本国政府、欧洲市场、伦敦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具体结合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商社以当地为中心所采用的独自结算体制，而且只有在这个目的范围之内，才会尝试应用其他的各种关系。在这一点上，与亚洲当地其他国家的商社关系也是如此。在与英帝国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层面上，来重新考虑对外国商社或银行的具体研究时，曾长期作为研究对象的英国商社、银行被称为“中国通”（Old China Hand），相对来讲，这些机构对于亚洲的依赖程度比较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机构对于亚洲贸易自始至终保有一贯的利害关系，而其本国的原因并不能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本国亚洲关系时，应该有必要从包括中小企业、航运或保险等在内的多方面来进行企业史的研究。

第四，是将亚洲作为一个经济圈来把握，将这个经济圈——不仅仅是针对亚洲各国——与欧美各国的商业入侵相对应来把握。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图将原来的研究——把亚洲各国的半殖民地化视作随欧美商业入侵而深化的研究——进行重新探讨，并且试图明确：（1）亚洲区域自身内部形成了历史性的域内经济关系，并发挥着作用；（2）同时，欧美各国也以亚洲经济圈的存在为前提，加入其中并试图作出改变。那么，在方法上导入国际经济中多边贸易、多边决算的同时，对于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就不仅仅从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而且是从地域之间的关系来把握。由此进行的研究，对分析研究欧美与亚洲关系的内部状况会起很大作用。但同时也有必要注意，外国以所进入的地域为据点，在贸易及金融方面形成了外国与当地媒介的中介地。具体地讲，将新加坡和香港变成殖民地，以这两地为基轴，不仅印度到中国的经济圈贸易、金融得到了开展，整个东南亚的农业经营、矿山采掘也都迅速扩大。通过对成为亚洲区域连接点的新加坡、香港等的探讨，不仅对于分析亚洲和欧美关系，而且对于深入分析近代亚洲各国情况也会产生重大影响。

1.前近代亚洲区域内市场的形成

从历史角度纵观亚洲规模的贸易活动时，如上所述，存在着以中国和印度为两轴，以东南亚为媒介的亚洲区域内市场。特别是15-16世纪以后，以对中国的朝贡贸易以及互市贸易等官营贸易为契机，民间贸易也不断扩大，由华侨、印侨从事的帆船贸易在亚洲区域内形成了多边贸易网。在这种贸易网中，中国茶叶、生丝、土布，日本贵金属、海产品，泰国大米，印度棉花，爪哇砂糖等都在多边贸易中发挥着作用。

因此，可以说19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近代亚洲市场，并不是在近代西欧资本主义打开闭关锁国的亚洲这一开放过程中形成的，而是通过上述西欧国家加入和改组亚洲市场而形成的，在世界市场中占有特定位置，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继承状态的亚洲市场。

2.西欧国家对亚洲市场的介入——茶叶与白银

特定历史过程形成的亚洲区域内贸易网，通过数条路径与区域外的国家进行贸易活动，西欧各国正是沿着这些通路到达亚洲。比如说，荷兰、英国、美国等国，为了寻求亚洲的特产，而通过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介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圈。

从历史的角度纵观，直到近代为止的东西贸易，从亚洲市场向欧美市场持续出口并深入渗透到欧洲市场的产品是茶叶和生丝，而输入亚洲市场并且最深刻渗透的产品是白银。但是，欧洲国内的重金主义者批判白银的外流，他们希望进行不用白银决算的茶叶贸易。他们首先尝试使用本国的工业产品作为等价物来替代白银决算，但并未成功。在这之后，他们又尝试创造替代以上方法的多边贸易，并且尝试引入多边决算方法，即以印度鸦片为媒介的英、印、中三角贸易关系，通过此种贸易以及英、美、中的三角贸易将中国纳入国际市场。这样一来，就可以采用以下决算方式来进行与中国的贸易。比如，美国商人在广东将汇票发往伦敦，英国商人可以买入这些汇票来充作茶叶的等价物，这种决算方式被广泛使用。因此，历史性地看待这种多边贸易关系，可以说它是建立在棉布生产和原棉供给这一美英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两国共同需要茶叶这一契机而形成的、以确保茶叶的供给为目的的多边贸易关系。

但是，作为构成英、印、中三角贸易重要一环的鸦片贸易，在实际操作中却是一种走私贸易，而且在中国沿岸贸易中要求必须用白银支付。因此，中国本土对于白银的需要不断增加，从而导致银价上升。由于鸦片贸易的这种性质，导致了多边决算关系与中国白银市场之间关系不断加深，并且呈现出因投机而促进白银流入的倾向。而作为中国茶叶等价物的白银，也从美国不断地流入中国市场。

回顾亚洲和西欧基本上以茶叶和白银为主导的贸易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知道鸦片战争只不过处于这种贸易关系的延长线上，消解了鸦片贸易在多边贸易中的特殊性，可以说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扩大茶叶的收购市场。“自由贸易”的主张并不是近代英国产业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它也是英国地方贸易商人为了在亚洲实现其利益的口号。

3.近代亚洲市场之一——茶叶的出口竞争

近代亚洲市场的形成过程，不能作为英国产棉布不断渗透的过程来把握，而是要作为历史性继承形态的亚洲市场，必须在近代世界市场的重组过程中来明确把握。从贸易关系上来看，亚洲市场进入1850年以后，茶叶出口构成出现了变化，作为中国茶叶的竞争对手，日本茶叶、印度茶叶登上了贸易舞台。驻日领事R.阿礼国对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市场问题有如下论述：

在通商方面来分析港口开放后最初一年间实际达成的情况，可以清楚地发现，日本和中国产品进行竞争，能够供给在品质与价格上都为本国市场带来利润的茶叶和真丝。……品质极高的真丝，比中国最好产品的价格还要高，卖到了1英镑4分。

上述表明，日本产品有了与历来中国茶叶和真丝占垄断市场相抗衡的可能性。事实上，到了20世纪初期，日本取代中国，开始垄断了美国的绿茶市场。

在殖民地的印度，也在尝试茶叶的栽培。由于阿瑟尔茶的发明，1839年创立了本卡尔茶叶公司、阿瑟尔公司。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经营占了主导地位，广泛开办大批茶园。到1880年末，出口英国的印度红茶数量超过了中国茶。

日本茶、印度茶的上市，中国茶叶已经逐渐退出了垄断地位。由于茶叶在亚洲国家激烈的出口竞争，以致背离受地理条件限制的土特产品的地位，成了直接联系伦敦、纽约等国际市场的国际商品，而且两地的市场情况还直接影响到从亚洲三国进口的具体性选择。因此，围绕茶叶出口，原来的三角贸易得到改变，而在向西欧市场出口茶叶上，亚洲三国形成了有竞争关系的新的亚洲市场。可见，伴随着世界市场的价格变动，出口受到限制。在这一世界市场下不断变动的亚洲茶叶出口市场形成新的结构。

4.近代亚洲市场之二——白银流入与银本位

近代亚洲市场以历史上形成的亚洲银货圈为基础，19世纪中叶以后，围绕着通货体制与西欧结成金银比价关系，因此具有了银本位圈的金融特征。

1850年以后，白银再次大量流入亚洲市场。从西欧方面分析：（1）因为白银自身也有带来利益的可能，所以大量白银从西欧流入亚洲。当然作为交换，会有大量的茶叶和生丝被进口到欧洲；（2）也有人评论说，就是为了支付大量茶叶或生丝的进口，白银才大量流入亚洲。这是加上与汇兑决算以及贸易收支有关的白银流动的分析；（3）西欧各国金银复本位制在这一时期发生变化，白银使用量有所减少，黄金置换在不断推进；（4）也有说法指出，亚洲各国习惯于大量使用白银，特别是作为通货来使用。在这里，新型的东西通货体制关联中，展现了白银作为通货发挥的作用。

以采用金本位制的英国为首，法国、德国、荷兰等金银复本位国家，为了应付19世纪50年代白银产量的增加（即银价下降）所带来的黄金流出等问题，并迫于必须减少流通中白银数量的需要，将剩余白银全部出口到了亚洲。这些流入到亚洲的白银，不仅被充作贸易决算的手段，也同时发挥了调节西欧金银比价（即通货体制）白银市场的作用。同时，这些白银还用于整顿英占印度、海峡殖民地、香港等殖民地的通货体制、日本开放港口之后的黄金投机、种植园投资以及其他方面的投资等。

16-17世纪以后，西班牙元开始流入亚洲。亚洲作为银货流通圈，国内通货、税制、财政等，仍然是以白银为中心而流通的。到了1840-1950年代，亚洲相继发掘出金银矿山，作为向西欧金本位过渡的银本位圈，亚洲通货体制被融入了国际金银比价关系中。这样一来，近代亚洲市场以其银货圈所形成的历史为基础，形成了与西欧金本位制相辅相成的银本位圈，并且在此基础上，以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一部分的白银市场而出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此外，近代亚洲市场还有金、银及地方性流通货币——铜三种通货并存的情况。

5.近代亚洲市场之三——苦力贸易与向本国汇款

亚洲市场作为近代市场的第三个特征，是19世纪中叶开始的真正的苦力贸易。

所谓苦力，指19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和印度的契约劳工。从历史上来讲，他们是像奴隶一样被卖到海外，被迫从事强制性劳动时代的移民劳工。中国的苦力是随英国海峡殖民地的开发需要而出现的，当时的苦力被运往槟城、新加坡等地。1845年左右开始，苦力从厦门、香港、澳门等地被直接运往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地。到了19世纪50-70年代，苦力的运送规模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苦力产生的背景，1833年以英国殖民地所颁布的奴隶解放令为开端，法国、秘鲁、美国、荷兰、西班牙等地也不断相继展开奴隶解放运动，其结果出现了殖民地产业面临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印度的苦力和中国的苦力正好填补了奴隶的空白。尤其是1846年英国砂糖法的颁布，不论是外国生产的砂糖还是本国生产的砂糖，都被课以相同税率的税金，所以，以在毛里求斯的西班牙殖民地为首，更加迫切需要获得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亚洲的苦力贸易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协办下开展起来，而许多苦力也开始用于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的矿山开采等方面。

就这样，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中，以印度苦力、中国苦力为中心，许多亚洲的劳动力都投入到殖民地经营、矿山经营等方面。为了确保这种劳动力，以殖民地的经营主、亚洲代理店、当地中介业者等三方面组织起来的苦力贸易机构为基础，通过西欧的资本投入，亚洲的劳动力市场正式形成。

但是，这种劳动力输出只显示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伴随着移民所形成的本国汇款网则更加值得重视。也就是说，这些苦力以及去了东南亚的移民在被输出或移民之前曾经向中介业者或雇佣者借过款，而且这种劳动力输出本身的外出打工挣钱的色彩就很强，所以，这些被输出的劳动力通过向本国汇款来还债，或者直接将钱邮寄给家里人。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汇款作为在本国的一种蓄财手段被用于投资购买土地。从东南亚移民劳动力向本国汇款渠道来说，中国人往往通过银信局、白银信汇兑局等来进行；印度人来则有柴迪亚等专门的汇兑业者可以利用。结合上述情况，加之前述流入亚洲的白银，亚洲区域内部的汇款金融网就此而形成。但是，这不是和西欧相交错的经济活动，通过这一汇款网，在贸易、金融、投资、金属原材料市场上有独立的资金流入并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亚洲金融市场，以随着新型劳动力流动所带来的资金流动为契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使作为历史性继承形态的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关系在更大规模上结合了起来。

6.外国贸易中的商品构成

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以欧美诸国也参与其中的亚洲区域内贸易为中心而构成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参阅表4-1和表4-2的贸易中的商品构成看出来。表4-1和表4-2分别表示1884年和1904年的海关贸易统计数据。这些商品构成及其数量多少的顺序，显示出与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基本相同的倾向，其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从这些商品类别顺序表也可以看出，直到20世纪初，欧美的工业产品在中国的主要进口产品中也没有占据主要地位这个一直被关心的问题。然而，这些商品构成的整体情况表明，出口仍然以生丝和茶叶等特产为中心，而在进口方面却以印度棉线、印度鸦片为中心，还包括亚洲其他地区生产的大米等产品，它显示出以东南亚为中介的多边贸易的存在。

表4-1 中国主要进出口产品（1884年）（单位：1000海关两）

表4-2 中国主要进出口产品（1904年）

比较1884年和1904年的贸易，可以看到，砂糖由1884年的出口转为1904年的进口，亚洲区域内产生了贸易产品的竞争关系，同时也表明菲律宾、爪哇等国砂糖生产的快速发展。针对亚洲区域内的竞争，向欧美出口的主要产品——生丝和茶叶，就有印度、锡兰和日本各自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展开竞争，有时出口甚至凌驾于中国之上。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在下一节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除此之外，值得重视的是，在亚洲区域内，日本的棉线和火柴等轻工业产品也投入到了中国市场，而且日本棉线和印度棉线也开始有所竞争。另外，此前中国国内的大宗贸易商品——大豆，作为中国的新型出口商品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这一点也表明了20世纪以后，中国出口商品的构成变化。伴随着这一动向，此前的对外贸易从以华南、华中为中心，开始转变为华北、东北贸易比重逐渐提高。

19世纪80年代以后，承担收集、记录对外贸易动向等作用的海关，产生了基于国内市场变化——生产以及消费两个方面来解释说明进口贸易方面产生变化原因的必要。在中国国内，出现以替代进口为特征的动向，而且以往以外国商品为主的情况出现了变化，这些动向都在鸦片上集中反映出来。分析还表明，印度棉线向中国的出口增加、英国产棉制品在中国市场得不到伸展的原因，都在于中国土布的生产动向。

另一方面，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茶叶和生丝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红茶出口方面，印度、锡兰等国的红茶栽培得到成功发展，在向英国的出口方面直追中国；在绿茶的出口方面，日本绿茶向美国的出口激增，严重威胁了中国绿茶在美国市场的优势地位。而且，和茶叶共同作为中国出口主力商品的生丝，在出口的方面也遭到日本生丝的奋起直追，受到了很大的威胁。这些新动向表明了在亚洲区域内对欧美出口的竞争态势，可以说这种动向对于进一步促进亚洲区域内的贸易起到重要作用。面对中国从原来的独占地位败退这一动向，海关报告就其生产条件、商品品质、价格差异等国内方面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这种动向也促使人们对于一直被理解为亚洲三角贸易的中国对外贸易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和重新研究。

19世纪中叶的中国贸易的特征被理解为亚洲三角贸易关系。这主要是指英国、印度、中国三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就是英国向印度出口工业产品、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中国向英国出口红茶这样一种商品关系。这其中还包括中英之间一边防止金银的外流，一边为了填补英国向中国产品出口的不足而进行的多边贸易关系。但是，就亚洲区域内贸易关系而言，可以说，这是各个国家个别地或者通过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推进的由欧洲产品进口转向亚洲产品替代的过程。与此同时，作为亚洲主要特产而出口的茶叶和生丝，也通过印度、中国、日本三国之间的出口竞争而形成的一种“替代出口”的竞争关系。

海关报告的总论（general trade report）是一篇记录了贸易特征、并且将其和以前的情况进行比较、同时展望今后问题的卷头论文。表4-3和表4-4综合了从1864年全国统一的报告出版时起、直到1907年为止的上述海关报告以及各港口的历年报告，并且统计记录了这期间主要出现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出现的频率。

表4-3 不同年度海关报告中有关贸易关系记录的频度

表4-4 不同开放口岸有关贸易关系记录的频度（1864-1907年）

在贸易关系记录的各项目中，棉布和鸦片是主要的进口商品，而茶叶和真丝则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而帆船则是亚洲区域内贸易、中国海港沿岸贸易、中国河港贸易的代表项目，包括规模从大到小的各种各样的帆船。但是在海关中，这些帆船并不在课税对象之列。而且，转口贸易（transit）使外国通过条约保障获得了参与中国内地贸易的特权，外国商品进入通商口岸，只要一次性交付“子口半税”（进口税的1/2），之后直至到达目的地，皆免交内地的厘金税。而且，外国商人在内地购买中国商品的时候，也免交作为内地流通税的厘金；同时，在通商口岸，和进口商品一样，外国商人只要缴纳出口税以及占出口税1/2的子口半税就可以了。中国商人也曾利用这种特权来减免厘金，并和外国商人之间也产生了围绕着进出口商品的竞争。与此同时，在财政收入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广开财源而强化厘金税征收，而中央政府为了强化中央财政却试图将内地的厘金与海关关税统一起来，从而也产生了内地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摩擦。

就这样，如果我们围绕着主要进出口商品、贸易手段、税制等中外之间的问题点，从有关的记录表察看各种在何时、何地被广泛探讨过的话题，可以看到其贸易倾向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所有项目记录最为密集的时期是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19世纪90年代的十几年之间。各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以后还要详细论述。但这里可以看到，19世纪80-90年代之间正是中国对内、对外贸易关系的一个转机。

其二，进出口商品的地域性特征非常强。像棉布方面，其记录集中在天津以及扬子江沿岸等通商口岸；关于茶叶的记录，在福州、汉口、九江、汕头、淡水等地居多。而丝织品、真丝等商品的记录则集中在芝罘、上海（苏州）、广东等地。

其三，关于帆船贸易，其记录集中在牛庄、宁波、淡水、广东、琼州、北海等地。主要是指：（1）华北、华南之间，（2）台湾、华南之间，（3）香港、广东、海南岛之间，（4）广西、越南之间的这种主要帆船贸易网。

其四，关于厘金方面的记录，以九江、宁波、温州、厦门、汕头、广东、琼州居多。其特征可以分为以下几点：（1）九江、宁波等地厘金收入颇多，反映在开放港口的记录中；（2）温州、厦门等地并设海关和常关，而且常关也征收厘金；（3）汕头、广东、琼州等地与华南的鸦片进口相关联，征收鸦片厘金。

针对这些特征，我们将在下一项第四章第一节第二个问题中主要探讨进出口商品的中国国内条件。而在第二节中主要分析探讨作为中国的地域市场问题的帆船贸易、地域进口出口、厘金等问题。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规定了广东、汕头、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港口城市，以上海为北限开始对外开放贸易。五口通商后大约十年左右，即19世纪50年代初，《泰晤士报》的特派员库克（Cooke）对英国的对华贸易作了以下评论。他认为英国的对华贸易不但没有扩大反而处于停滞状态。基于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阐明了以下四点：

（1）英国失败于与中国商人之间在公平条约下的竞争；

（2）英国的制造业者对于中国国内的商品需求完全无知；

（3）英国的对华出口贸易，对于英国商人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吸引力的领域；

（4）中国的市场对于英国商品并不开放。

正如库克自身所指出的那样，第一到第三个原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一般性的广泛认识。和中国有利害关系的英国本国制造业者、贸易商人、银行、驻中国的商人和商业团体以及外交官等都共同认为第四个原因——即中国方面的内部原因是其贸易停滞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中国方面不遵守条约，有意采取封闭的政策。对此库克认为，英国的产品就算是价格下降也未必能销售得出去，因为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服饰习惯。他强调说，英国产品前途之所以不光明，其原因就在于英国方面自身。

从第三个原因——对于英国商人来说中国贸易没有魅力——这一点来说，正如在表4-5中所反映的那样，以航运业为中心的利物浦商人组成的太古洋行，在茶叶和生丝的贸易中，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但是，从英国的棉制品贸易来看，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商人并不采用以自身资本为基础的贸易，而是采取收取利息等手续费的方式进行贸易，他们不会用自己的资金来冒险投资。尽管利益很小，但他们宁可采用安全的方法来收取汇兑等方面的手续费用。从以上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商人在中英贸易关系中的商品比重的差异。

表4-5 太古洋行的对华贸易（单位：英镑=标准纯银）

印度棉线向中国大量出口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印度祆教（Parsee）商人、犹太商人所贩运的印度棉线有18万——23万包（6、8、10、12、20支），日本棉线有0.6万——1万包（16、20、32支），而英国棉线则有0.2万——0.3万包（30、32、40支）。印度向中国提供适合中国土布需要的支数较低的棉线，从价格方面来看，平均每包棉线的差价如下：

印度棉线：10支78-96美元；20支105-125美元；

日本棉线：16支118-120美元；20支118-128美元；32支175美元以上；

英国棉线：32支180美元以上；40支200美元以上。

从这个价格比可以看出，印度棉线价格最便宜。这些印度棉线被发送到云南、广西、汕头、广东、福州、厦门、牛庄等地。印度主要提供低支棉线，日本则主要提供中支棉线，英国则主要提供高支棉线，而日本棉线则处于跨越印度、英国两者的地位。虽然在价格方面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差距，但是在中国市场的棉线贩卖方面上则可以看出很强的地域分割性。比如说，日本棉线在华北市场的影响力很大。正如表4-6所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棉线加入到此前占有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印度棉线市场，两者地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那之后，日本棉线和印度棉线一道，与中国的机制棉线进行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倾向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棉线得到飞跃性发展的时期。

表4-6 营口棉线进口的中、英、印、日比较（1889-1907年）

1.关税问题与内地贸易——贸易停滞的内部要因

外国棉制品到达购买者手中，需要经过交付海关税（正税，从价5%）以及从通商口岸到内地贩卖时要交付的子口半税（从价2.5%）等环节。这些税金的缴纳引起了英国商人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课税阻止了贸易发展，而且内地贸易因地方官宪的妨碍而不能顺利进行。但如前面的结论所述，问题并不在于课税过多。1879年镇江的商务报告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如果没有人为的妨碍（当然指的是苛捐杂税），英国棉布在中国的需求应该是无限的。这是连我们自身都会相信的乐观想法。但是，无法找到证明这一点的证据。现在，进口商品通过通关证而被运送到全国各地。进口税是商品价格的5%，有时根据具体情况或多或少，而通关税则是进口税的一半。而商品在到达目的地后，与通关证进行分离之际，有的地方还会收取1%-2%左右的税金。这样，所有的课税总额大概是从价的7%-10%左右。外国商品竞争不过中国的土布，这一点都没有想到。虽然对外国商品在课税方面其税金很轻。在中国的这一地域（扬子江下游），这一情况对于棉花、棉布非常有利，但是全国的大部分却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也就是说，比起有转口证保护的外国商品来说，中国国内的土货反而被课以重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土货在地方税关以及厘金局所需交付的税额虽然不多，但是在运送的道路、河流沿岸中所交纳的税金却是惊人的。据我所知，大约要课以15%-20%的重税。而且，缴纳这些税金的运程比外国商品所运送的距离要短。因此可以说，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对外国商品不利的课税情况。所以，只从课税较重这一点来说，如果作为竞争对手的土布并没有特别受到有利待遇的话，那么就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减少我们的商品的消费。有些人认为，只要改变课税的话，就可以增加1/10的销售……但实际上，为了销售出1亿匹棉布（现在只有1000万的销售额，何止1/10，而是其100倍），我们必须找到中国人制作出来的——结实、有耐久力的、“粗糙而不均质的、和外观的美观没有关系的”产品制造和销售方法。大概只有这样，我们才必须改变现在强势的价格及运送费用。

以上叙述表明，并不是课税的问题，而是必须制造出品质上能和土布相匹敌的布匹并且将之销售出去。

不过，各地都产生了对于课税（尤其是内地税）的不满。例如，1877年的琼州商务报告中提到，商品要经过五层关税才能贩卖到海南琼州。这五层关税是：（1）海关税；（2）常关（当地产品）2.5%；（3）关税=津关税；（4）地方税；（5）沿岸防卫税（在海南作为厘金的替代）等。另外根据地方的不同还要课以帆税、船的从量税等税。

此外，在1877年芜湖的商务报告中叙述道：

在芜湖，不管什么店铺每天都要缴纳税金（营业税），集中在月末缴纳。根据店铺的大小规模以及商品交易量的不同，大概每天要收取20-1000钱（基本上是2-90美分）左右。

同样是1877年的温州商务报告中的“一般报告”中，还有如下记述，表明商人的负担有多沉重：

在宁波，特定的商人有收取棉布和鸦片的厘金的权限，每年都要向地方官吏缴纳税金。他们通过减少课税而独占棉布贸易。在温州，商人们为了得到同样的特权，在厘金制定之后立刻形成了商人的行会，公开提出在课税方面要比宁波少。但是，这种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实际课税额比宁波还要高。商人行会的贸易独占行为并没有对外国贸易产生什么影响，却给小商人带来了破坏性的作用。

2.中国商人和中国的购买力

各通商口岸领事所写的商务报告中，都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外国棉制品的贩卖都是通过中国商人来进行的。对这种情况，出现了两种相反的评价。中国商人认为他们熟悉市场构造，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自然的，他们对英国商人的不适应感到不满；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商人这种封闭的贸易形式以及信用带来的长期决算，与交通手段缺乏带来的交通阻塞，都是阻碍外国商品渗透中国市场的主要原因。

1876年的商务报告，上海一项中，对作为购买者的中国人的消费态度作了下述评论：

农民的贫困以及恶劣的生活状态，使地主失去了向土地投资的欲望，同时使他们不再任意收取地租税。……在这样的地主农民关系中，在所划归的土地上竟然同时有男女老幼150人的农民，使用着原始的劳动工具在劳作。这种状态下，就算亩产达到最高水平，农民也只够口，不会有任何剩余。他们冬季里用秋天收获的棉花来织出结实的粗布，这就是外国粗布根本竞争不过中国粗布的理由。这样的原始村落共同体，如果没有被拥有资本和知识的资本家所买断，没有引入能够节约劳动力的机械与器具的话，居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成为外国商品消费者的。另一方面，对于都市市民来说，不用说有钱人，就连小店主也非常轻视土布。上海有各式各样的人，而且治安也良好，所以我想在这个港口的贸易会有所发展。

正如上述的那样，英国棉布在中国卖不出去的事实，使得英国商人直接或间接地明白了中国并没有购买外国商品的购买力。而且，在英国商人必须消除流通领域壁垒这一意图下，问题再度被归结为中国市场的内在原因。换言之，是低收入的广大土布生产者的存在，造成了这种流通领域的壁垒。

3.土布以及英国商人对于土布生产的认识

英国商人是怎样看待土布生产的呢？英国商人把本国产棉布不能畅销的原因，归之于中国人土布生产的存在。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的广大农民的：

他们（中国农民）与其购买外国的现成商品，更喜欢自己纺棉花、织布（1883年九江的商务报告）。

对于日常用品，比起外国货，农民们更喜欢自己纺织的布料（1878年宁波的商务报告）。

在这种外国棉布和土布的客观比较中，就会出现是否“喜欢”的问题。从这点出发，他们试图明确区分“土布的品质”和洋布之间的差异，认为“（土布）柔软、结实、耐用、容易上色、容易修补”，而且还表明“手纺土布虽然价格稍贵，但因其结实耐用而得到人们的喜爱”。接下来，他们更进一步接触到土布生产和市场的问题。1880年镇江的商务报告中，关于土布和外国棉布的比较如下：

我想曼彻斯特应该能够提供在中国市场上与土布有同样耐久性、比土布还要便宜的、而且比土布美观的商品。当然，在曼彻斯特提供的货源被运抵之前，占中国人口大部分的劳动阶层可能还会继续购买土布。也可以说，现在进口到中国的棉制品只以都市人口为对象。

1877年的温州商务报告中也有如下记述：

在平阳地区，棉布基本上用作自家消费或为了出口而生产。关于外国的棉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和土布竞争这点上，仍然作为一个难题存在着。而所用棉花是由中国船从宁波或上海运送进来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得知，在当时，人们认为英国产的棉布只能在都市消费，在农村则完全竞争不过中国的土布。这种从贸易利害关系出发的视点，渐次强化了英国商人和试图通过外国资本以振兴进口替代工业的在华外国商人之间的倾轧。(www.xing528.com)

4.贸易停滞——外在的主要原因

尽管根据条约规定，将扩大中国贸易的保证赋予了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但效果却不是一蹴而就、很容易实现的。针对这种情况，1878年芝罘商务报告中，以《与英国贸易相对立的环境》为题，作了如下叙述：

对我们的贸易产生最大障碍的是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开始的银价下跌。当战争赔偿终结之后，白银开始从德国向中国大量流入。从那时起，内华达银矿产出的银价格就开始下跌。英国制造业者受到这一影响的强烈冲击，而对美国的制造业者它却是一种有利的情况。为了应付这种不利的情况，曼彻斯特（的制造业者）在棉布上做了许多手脚，使其品质有所降低，这是一种自暴自弃的做法。……我认为这种行为还不能说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其结果导致我国棉布在中国受到很坏的评价，需求每年都在递减。而美国则取而代之向中国提供了那些减少部分的棉布。

这一叙述表明，从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市场出现新型关系。正如1886年英国外务省的杂录所记录的那样，银价下跌对外国贸易产生了以下的影响：

1865年1美元大概相当于5先令的价值，到了1886年1美元就只有3先令了。英国的制造业者，必须用黄金支付各项费用（租金、燃料、机械等），而中国却以白银为标准。

如上所述，金银比价的扩大对棉布出口非常不利，为了填补其损失就降低棉布自身的品质，更加剧了过度在棉布上“做手脚”。因此，上海报纸《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上，刊载了1872年12月17日上海总商业会议所发给曼彻斯特商业会议所的信件：

深思熟虑之后，我国认为，在中国因“做手脚”而发生的霉变事件是很严重的问题。……不管产品价格多么便宜，（这种品质恶劣的商品）绝对不可能和结实耐用的土布竞争下去。

如上所述，导致英国受到谴责的结果。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难给鸦片一个明确的定位，但是，与土布生产对外国棉制品起到了进口替代作用相类似。针对进口鸦片这种情况，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鸦片也在中国本土大量栽培，并且也开始流通起来。

针对这种情况，1864年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向牛庄、天津、芝罘、汉口、九江、镇江、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汕头、广东等海关税务司发出了关于中国生产鸦片的以下项目问卷。

（1）各开放港口是否都在消费中国产鸦片？

（2）中国产鸦片在该开放港口的流通量如何？

（3）中国产鸦片与外国产鸦片的价格比是多少？

（4）这些鸦片是从哪个省运送来的？

（5）若有该港口向另外的港口的运送，其输出量是多少？

（6）由于中国鸦片的出现，各个通商口岸或其送达目的地，对外国鸦片的需求是否降低？

赫德特别要求各个通商口岸将本港口把中国产鸦片的各种动向及信息都提供给他。而各个港口的回答都表明，当时中国产鸦片已经上市，只能作为品质低劣、廉价的代用品使用，还没有形成和进口鸦片相竞争的态势。

提到进口鸦片，中国原来只进口印度孟加拉管区在政府管理下栽培的帕特纳鸦片和贝内来斯鸦片。它大概是一个相当于3斤（Catties）的球状体，约含有纯鸦片2.5斤左右。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印度中央地区生产的马尔瓦鸦片也开始逐渐进口到中国。它没有一定的形状，大约为四角形，一箱（chest）大约可包装140磅左右。这种鸦片纯度很高，基本上都是纯鸦片，作为鸦片中的上等品被逐渐大量地进口到中国。

除了上述的帕特纳鸦片、贝内来斯鸦片和马尔瓦鸦片之外，鸦片的进口还增加了波斯鸦片、土耳其鸦片等品种。进口鸦片虽然逐渐增多，但是其纯度却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在各种鸦片自身也有一定的差别。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承认了鸦片进口的合法性，并开始对鸦片的进口收税。但是在收取税金时，则不管鸦片的纯度高低，一律一担鸦片收取从量税税银80两。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低纯度的鸦片被收缴了相对高额的税金。于是通商口岸出现了鸦片的加工业（精制boiling），开始输出高纯度鸦片和进口鸦片的精加工品。

到了19世纪80年代，海关税务司才发现这种加工鸦片和中国产鸦片的混合局面，而且由于厘金等流通税的比较引起鸦片在内地的流通。不光在通商口岸，就连中国的内地市场，这两者都已进入了竞争阶段。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这一段时间，鸦片进口出现了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确切地说是从19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的。表4-7中反映了这一变化。在此可以看到：以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初这一期间为顶点，华北、华中的鸦片进口开始减少；与此相反，华南的进口反而有增加的倾向；上海进口的增加，则在统计上使扬子江地区的统计数字发生变化。进口的总额维持在7万担到8万担左右，但从1895年以后，进口总量由5万担减少到4万担，可以看出中国国产鸦片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中国国产鸦片，从产量上来看，四川产量最大，再加上云南和贵州，该地区的鸦片产量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其次是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区，大概占到20%左右，而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区和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区各占全国总产量的6%-10%左右。与中国方面的资料相比较，海关方面的资料在数字上多出2-3倍的产量。据海关统计，20世纪初中国全国的鸦片总量大约584800担，是同年进口鸦片54117担的10倍之多。而同年中国方面的官方资料是146068担。

从中国方面官方统计数字也可以看到，对当时国产鸦片产量的增加有着充分的认识。基于19世纪80年代的海关报告，也有如下分析：

自洋药既行，嗜者日众。民间更种罂粟，制为土浆，以图重利。凡种罂粟，多在平地，夺五谷之利，妨害民食。其物耗损地利，一年种之必数年而后复。议者恒欲广为劝植，以敌洋药之利，而不知其实非也。洋药气味浓郁，富厚之家，类皆嗜之。其嗜土浆者，大抵皆舆隶食力之流，偶有失足，或流为盗贼为饿孚，罔有攸底。故洋药之害，足以耗君子之心。土浆之害，足以耗小人之力。其祸并酷近。二十年来土浆日益，推广中国，各行省几于无地蔑有。而洋药所销之数，未尝稍减。而土浆所产尤多之地，大抵在晋豫陇蜀滇黔诸省，距海口较远，洋药所不能至，而土浆乘之。

这里提到了鸦片具体的使用情况，即外国生产的鸦片被有钱人吸食，而中国生产的鸦片在老百姓中吸食，而且方兴未艾的中国鸦片栽培，实际上不但不能和外国产鸦片进行对抗，还侵占土地，大大削弱了民力。再者，中国的鸦片栽培都是以内地为中心，是外国鸦片所不能到达之处。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进口替代作用在地区间的实行。

海关注意到，在中国内地的课税对于外国商品和国产商品有很大的不同，从其课税的情况来看，这对后者不是更有利吗？表4-8是对各通商口岸调查后的外国鸦片和中国鸦片的课税额一览表。

从鸦片的课税情况来看，通商口岸对进口鸦片与其他进口商品实行同样的政策，基本上都课以进口或出口税的5%。但是，这种情况在全国却并非一律如此，比如，有的通商口岸要缴纳绝对额，更有甚者比如九龙和拱北，在鸦片的税收上还要缴纳营业税。这两地分别是英国、葡萄牙的殖民地，这种课税情况可以认为是与中国方面相妥协的一种结果。而内地的厘金税方面，虽然每项情况都不同，但其共同点就是都对绝对额进行课税，其客税额度按市场价格高低，以马尔瓦鸦片、帕特纳鸦片、贝内来斯鸦片的顺序，课以与从价税相似的税金。

厘金局、常关、海关等各自都对国产鸦片进行课税，且课税额也不一致，存在地方性的差异。在其课税的倾向上可以看到，华南地区课税较高，华中地区则较少。这可能是因为在与外国产品进行竞争的地区，但还可以看到一种可能，鸦片在扬子江地区贸易中是主力商品，在华中地区的课税额并不高。

中国茶叶（红茶、绿茶）的出口构成也出现了变化。到19世纪80年代，一直作为中国红茶最大出口港的福州，突然急剧衰退下去，起因就在于一直被中国茶独占的市场被印度茶、锡兰茶以及日本茶夺取了。

关于印度茶的记录，正如表4-9所示，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叶为止，它在伦敦的贸易量与中国茶叶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表4-9 伦敦市场上印度茶与中国茶的比较

19世纪70年代，日本绿茶在美国市场的贸易量为1200磅，不过中国绿茶的50%，而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贸易量却激增到4500万磅，出口量成了中国茶叶的3倍。

当时对于这种急剧变化所作的解释是，中国茶叶的成本高，并且课税很重。比如，汉口购入茶叶所需要的费用是下面所示的18.51汉口两。

（1）向茶业生产者的支付11.00汉口两

（2）外国购买商人的手续费1.10汉口两

（3）海关税2.72汉口两

（4）运费（汉口——伦敦）2.46汉口两

（5）在伦敦的经费1.23汉口两

18.51汉口两（1两≒71/2d.的场合）

这一成本与印度茶叶的成本大体相同。但也有人指出，如果将其汇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第1支付给茶叶生产者的费用和第2手续费等分别提到15.50汉口两和1.53汉口两（购价的10%）。

但印度茶叶的生产是在1865年英国金融恐慌之后才开始的，在阿萨姆邦与锡兰等地茶叶被引入种植园并进行大规模生产。表4-10反映了茶叶栽培公司在锡兰的经营状况。

表4-10 印度阿萨姆邦地区的茶叶栽培事业（1887年）

从上表可知，每个公司平均经营面积都很大，而单位面积的资本投入额又比中国低，因而可以实现高价格、低成本。与中国相比较，印度同样有100多年生产同样产品的经验，生产效率很高，在品质方面，虽然中国茶香味要好，但粉茶的比重较高。不过，也有人指出，中国茶叶的单宁含有率比印度茶要少，所以高浓度的印度茶叶的价格相对较低。还有，银价的下跌对印度茶叶出口也发挥了有利的作用。

为恢复中国茶叶市场占有率，有人提出仿照印度的制造方法生产茶叶，但也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的课税妨碍了中国茶叶的出口。在内地课税上，每个省的厘金额都有所不同。具体每个省的独立课税项目设定如下所示：

在上述各目之外，还包括运费、包装费、仓库费、买卖手续费等其他费用。1担茶叶从龙岩州运送到厦门的费用如下所列：

两钱分厘

总体来看，各种税费大体相当于生产者茶叶所得的2倍左右金额。从支出比例分析，干燥、装箱、保管、贩卖的手续费大约占27%，运到厦门的费用大约8%，厘金、关税以及其他的课税占34%，生产者的所得占31%，这其中课税部分占比例最大。

值得注意的是，福州的茶叶出口渐趋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汉口向蒙古、俄罗斯茶叶出口的激增。正如表4-11所示，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向俄罗斯的茶叶出口开始激增，它与中国向英国、美国的茶叶出口减少形成互补的关系。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茶叶出口与国内消费并存，并非专门为了出口而进行生产。同时，这也意味着，从南京条约签订、开放五个港口城市以来，中国在茶叶出口，进而在对外贸易关系上，从关注华南沿海的对外贸易转变为华中及扬子江贸易也开始占有一定的分量。而且，伴随着俄罗斯向亚洲的贸易进展，经由蒙古、俄罗斯的贸易重要性也开始增强。此前俄罗斯与清朝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一直是俄罗斯的毛皮出超状态，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茶叶的出口开始增加。俄罗斯原来把经由卡夫塔的英国棉布作为与中国茶叶交换的等价物，但中国开始从新开放的五个港口进口棉布之后，俄罗斯在1854年解除了白银出口的禁令，这就为与中国的贸易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表4-11 主要商品类别清→俄罗斯进口数量及金额统计表（1871-1900年）

这些茶叶出口的增加，并未全部成为出口国的消费，其中还包括为逃避国内厘金税等繁重课税而将茶叶先出口、然后再被进口，返回来为国内消费的一部分。这正是中国的对外出口与国内消费不能明确区分的理由。在对这种商品的课税问题上，根据与俄罗斯缔结的陆路通商章程，强化了张家口与哈克图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有人批判地指出，俄罗斯商人实际上有特权地位，如在蒙古贸易中，中国商人必须缴纳一定的税金，但如果是外国商人，就可以不必缴纳这些费用。

生丝出口的情况与茶叶非常类似，由于与日本的出口竞争，使得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初失去了此前的独占地位。

表4-12表明，向美国的生丝出口中，中国和日本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竞争阶段，以1883年为分水岭，两国的霸主地位出现逆转。在向欧洲出口生丝之际，中国提供了最便宜的商品，与投放到欧洲市场的意大利生丝、土耳其生丝、南德意志生丝以及法国生丝相比，亚洲商品价格比较低，所以并没有遇到新开放的美国市场上的那种激烈竞争。引入欧洲生产模式的日本，1880年以后对美出口占据了首位。其详细情况是，由生丝出口变为丝织品占主体地位，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口的2/3都是丝织品；从价格方面来看，丝织品1担170美元，而生丝仅为70美元。可见，丝织品实现了高附加值。

表4-12 中、日出口美国生丝的比较（单位：捆）

从1882年到1883年之间，不论茶叶还是生丝，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在亚洲区域内的竞争力都开始衰退。如果从中国内部探讨其主要原因，我认为是这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发生的出口投机与金融投机的破产，导致原来的贸易关系、流通方式中断。试从以下方面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前因后果。

在1879-1880年世界经济发展兴盛的一段时期里，上海、香港等地出现了广泛的投机行为，促进了外国商品的进口。到了1882年，进口商品泛滥于开放后的港口城市，从而导致了投机的崩溃，金融紧迫，贸易萎缩。其中，大金融业者胡光墉的生丝投机失败，直接引发了1883年秋季的上海金融恐慌。与此同时，大商人徐润经营的宝源祥房产公司也遭遇破产。就1883年末的上海经济情况，徐润回忆如下：

忆自癸未年（1883年，光绪九年）败事负累数至二百余万，家业因此荡尽。……斯时申地现银极少，各庄十停八九不能周转，房屋十空二三。百两轮（轮船招商局）股跌至三十四两，五十两保险（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保险公司）跌至二十七八，百两之开平（开平煤矿公司）跌至二十九，其余铜矿等各种股票更不可问。江浙两省当铺十停二三，地基更无论矣。举市百货俱跌……溯败事之由，实因时势所迫，适值法人构衅……延扰及吴淞口……常有一日三警攻取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之传言，是以市面忽败，居民迁徙过半。……上海百货，无不跌价三五成。统市存银照常不过十分一二，只有三十八万，此二十天之难过也。斯时兼有胡姓（胡光墉）等大户以受挤周转不及，而润遂继之。

徐润指出，上海市场的现银只有极少的38万两，而钱庄的八九成、当铺的二三成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无人居住的空置房不断增多，洋务企业的股票价格以及地价、各种物价都大幅下跌，其原因在于中法战争所引起的资金困境和百姓避难。

经营不动产者徐润破产的直接原因是中法战争。但是，胡光墉的破产却明确说明了是由于现银不足。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曾就其生丝投机的破产作过如下论述：

去年（1882年）的生丝市况可以称得上波澜起伏。曾有人预测6月份的生丝生产量会低于平均水平。……可就在这时，传来了意大利生丝生产不利的消息，上海市场的生丝价格遂激增，中国商人从内地买入生丝时就要支付高价。但是，新生丝从中国内地运到上海，其销售却没有想像的那样好，其后又得知意大利生丝今年大丰收的消息，外国商人据此判断需求量已满，就再没有购买胡（光墉）多达1万4千捆的库存。此后的3个月内，胡并没有降价，而市场由于被外国商人所控制，所以并不活跃。最终因为金融紧迫……胡不得不将自己库存的生丝出手，生丝的价格大幅下跌。……胡的损失额高达150万泰尔（35万英镑），其影响波及其他。

对于进口贸易，他还评价道：

到1883年末的1年里，对英国商人来讲也是最不满足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的库存都超过了贸易的必要量。而且……消费地区发生了洪灾，所有贸易都受到了影响。……因1882年遭受了巨大损害，中国商人的财力业已见底。这是其贸易萧条的原因之一，而东京（越南的地名）问题及其结果又对贸易产生了巨大的压迫。

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进而又对当年所发生的金融危机、金融恐慌作了进一步论述：

因为贸易活动的损失，致使许多钱庄倒闭。年初尚有78家，而到了年末则只有10家了。导致财政上破产的原因，在于钱庄交易对象进行的过度交易以及投机。加之钱庄之间竞争过热，导致了信用异常膨胀。向矿山以及其他企业股份的预先借贷活跃，但大多数股票并没有超出票面价值，钱庄对于这些有价证券的减价非常头疼。这些投机一旦露出破绽，信用就会丧失，这也是下半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另外，生丝生产减少造成原来应该投入到生产流程中的800万两白银的损失，也是原因之一。……钱庄因为遭到外国银行每年都有的拒绝抵押贷款，愈加陷入经营困难。而且也得不到山西票号的援助，因为山西票号也仿效外国银行，进行了资金回收。

如上所述，上海发生的金融恐慌原因：（1）由于投机漏洞所导致的信用崩溃；（2）由于出口生丝减少而导致的资金不足；（3）进口贸易的萧条；（4）由于中法战争所导致的政治不安定，等等。加之外国银行和山西票号等处拒绝融资，进行资金回收，使得金融恐慌更加扩大。尤其是胡光墉生丝投机的漏洞使自身经营的阜康银号破产，引发了阜康银号分店所在通商口岸以及商业中心所在地的全面金融恐慌，使得镇江、扬州、杭州、汉口、北京等地的钱庄也纷纷破产，出现金融危机。其中对北京的影响，表明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前金融恐慌不同的一面。

北京阜康银号倒闭于宁波之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883年12月5日（光绪九年十一月六日），某京官对此作了如下记录：

阜康之号，杭州、上海、宁波皆有之，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前日之晡，忽天津电报言其南中有亏折。都人闻之，竞往取所寄者，一时无以应，夜半遂溃。……闻恭邸、文协揆等皆折阅百余万。

还有京官写道：

!通观粥捐公项六千两亦在内，奈何奈何。

钱铺闭歇者不下百家，街市萧条，小民愁苦，恐酿事端也。

就这样，接到天津的电报，传来江浙地区的阜康银号倒闭的消息之后，挤兑发生了，北京的同号也因此被迫关闭。它存款额总数高达1000万两以上，其中有私人存款，包括以协办大学士文煜为首的大官僚们的存款，而且还有公有存款。这又招致了北京大多数钱庄、钱铺倒闭，当时民心之不稳达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阜康银号因为存有大量公款，所以决定了1883年金融恐慌的历史性特征。

号称财力巨大及信用绝对的胡光墉和徐润的破产，表现出1883年的恐慌，不论从规模上还是其影响的深度上，都与此前的金融恐慌有着性质上的不同。1882-1883年之间，投机的漏洞、金融机构的倒闭、自然灾害、叛乱倾向的出现以及战争等，所能够考虑到的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等各种原因，重重叠叠，互相作用，在同一时间里一起爆发。

金融恐慌的影响，也直接在流通及生产各个领域表现出来。在杭州：

杭垣自德馨、阜康两巨庄停歇后，市面日紧一日。上城之各衣庄、绸庄及皮货庄，本月以来门常如水，略有零星交易，以敷火食尚且不足。各处行栈、店铺往来皆须现洋，概不用票。……且闻下城之箔业亦将停歇。各箔作坊之工夥，回宁波者十有其六，往常箔币百张，可卖钱四十左右，极贱亦得三十余文。近则百张贱至二十八文。

如上所述，各种店铺的交易因此而停止，即使不停止、照常营业者，也不用银票，必须使用现银、洋银等。由于物价下跌的影响，手工业者的经营也陷入了停滞的状态。在农村还出现了以下的情况：

嘉定各乡木棉广植，土人所产以机布为大宗。……近因饥荒兵兆，风鹤谣传，故商人裹足不前，收布只求上等，粗糙者一概退还，是以蓬户小民，生计愈窘。

由此可以看出，都市的物价下跌还直接影响到农村，对农村手工业者以及农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迫。英国驻镇江领事如下记录了中法战争对农民的影响：

出口贸易极端减少。……其最突出特征就是粮食出口的减少（比上年在数量上减少了75%）。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安南事件，这使得投机家们拒绝向战争的邻近地区运送粮食……只雇用了极少几艘用来运送的蒸汽船。农民种的粮食卖不出去，连能够耕作的土地也荒废了。

1883年的金融恐慌一方面影响了生产者=农民，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国家财政=清朝政府。

以通商口岸为中心，在华中、华北都拥有分店的阜康银号的倒闭，断绝了向户部汇款的途径。各省征收的税金以及关税，原来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内汇兑来转送的，但是由于金融恐慌，国内汇兑网遭到破坏，所以户部要重新讨论其金钱转送的方法。户部要求禁止汇兑转送、由委员携带现银运送等方法来确保财源。

各省应解京饷，当同治初年（1862年）道路多阻，间由银号汇兑。嗣以各省肃清，于同治五年……饬令各督抚于部拨银两，派员新赍交库。……嗣经督抚纷纷陈请……乃各省竟视汇兑成例。致有去岁阜康银号倒闭库款被失之事，经户部于上年（1883年）十二月奏明。请旨饬令各省关所有应解部库银两，各衙门饭银，京员津贴以及各省协饷，概令委员亲赍，不准再行汇兑。

但是，正如以下记录所反映的那样，“京官津贴银两各省筹款解到者仅十万有奇。尚有十余万两，刻未解部。传闻某侍御奏，各省灾黎之苦甚于京官十倍。请将未解各款由外省拨赈，云云”。实际上，向户部运送的金钱数量非常少，而且因为灾害救助（黄河泛滥）需要款项，清政府的财路越来越窄。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1882-1883年景气变化的背景原因可通过以下分析进一步明确。中国内地的市场构造，是由都市以及都市之间的信用、金融网络组成的。所以，内地产品的购买以及向内地消费者的贩卖都有着周期性，而且，信用、通货的膨胀与收缩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即使在对外出口贸易中，这种关系也没有区别，致使信用膨胀程度进一步扩大，当其膨胀到超出原来范围不可收拾时，破产就发生了。只不过，这种变动同时也被还原为国内地域间的关系，迎来下一个周期的规律性运动。我们将在下一节，考察发挥了地域间关系中介作用的税关（海关、常关）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