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口岸与地域市场的重要性

本书的中心课题，在于明确地域市场构造及与之相关的外部贸易网，而且要通过把握海关及常关所在地与地域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地域市场与海关、常关和厘金局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地域市场的功能性意义。这种分析主要基于笔者的一个假说，即税关是作为市场中心而设置的——这个中心未必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心。

关于中国市场问题的研究，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论述，其中也有通过不同对象进行的探讨。但可以说，以往探讨19世纪中叶以后即近代时期的中国市场问题，基调都为明确中国市场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明确中国是如何被纳入到“产业革命”后由于欧洲工业发展所形成的世界市场中去的。本文认为，这主要通过明确工业产品的制造和销售来追溯一体化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轨迹，并对由此带来的贸易机制和金融设施的历史性变化加以考察与探讨。

另一方面，由于以往中国地域市场的研究是以定期集市为核心的，同时以此同心圆扩展形成的地域市场为基础的市场模式，也与都市研究紧密联系成为探讨的中心问题。因此，作为市场关系核心的固定因素——集市的存在成为研究重点。

上述分析是从对外和对内两方面进行的，乍看起来，欧洲市场关系的中心存在于工业生产之中，而中国市场的关系中心则存在于作为中国国内基础的集市之中，近乎两个极端，但实际上可以说，这二者都是在生产背景上来设定市场的，而且都将其作为基准因素而对所构想的市场进行分析。与此相对，还存在着另一种研究，即关注于商品流通及其中的物价变动，或者关注于在商品流通中的商业以及商人活动等流动性的因素。这种从流通角度来把握市场，从市场所拥有的本来性质来看，这种研究占有更大的比重。而且，开始进一步研究与探讨农村末端的集市作为消费市场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的问题，同时，对人口动态及其与都市市场关系之中的都市农村地域市场的关系构造问题也在进一步明确之中。

以上述两种类型为基础的市场研究，我想，今后各自会有更大积累，但如果注意到两者都有的“一个方向性的规定性”特征，这就是市场问题上的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交错出现，并且作为实体也发挥着作用的问题。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真正的研究关键所在。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曾经从国民经济的理论框架、地方传统经济的理论框架，特别在世界经济论中的从属理论等理论框架以及民族经济论（经济性的民族主义）等经济框架的各个角度，都作过各种不同的研究尝试。但是，这些尝试性研究的结果，与其说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如说是进一步确认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性。也就是说，关于国民经济和地方经济这两个框架的研究探讨，并不是将二者交叉起来。尽管这些理论体系，也说应该选取中间性的经济领域——而且H.B.马士也认为，这是分析中国经济时最合适的范畴（请参照第二章）——但并没有将地域市场圈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第二章中马士的分析及结果告诉我们，从海关财政问题来看清末中国财政上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对立关系时，与其从国民经济的框架入手，不如从地域经济的框架来把握，可能更为合适。我们尤其要注意，流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中国市场特征的、以商业为基础的中国经济，与金融活动相结合而形成了地域市场圈和地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www.xing528.com)

在本章中，我们将遵循上述问题的关键点，把在两种类型的交叉点上产生的市场模式作为“通商口岸市场圈”模式来把握，并在这个层面上对中国市场进行探讨研究。在这个市场模式中，因为海关、常关、厘金局在包容、统摄各自地域市场的同时，作为地域间市场形成的媒介，也给远途贸易提供税关方面的金融功能，所以我们也尝试将其作为一个金融市场圈来把握。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把在第三章中所探讨的与厦门贸易网相关联的东南亚华南贸易圈和以新加坡、香港之间关系为基础的贸易圈，作为对外、对内两极的市场媒介或中介市场，进一步加深理解贸易圈之间连锁关系的同时，还从金融方面上对以下问题进行考察与探索：

(1)19世纪后半期亚洲地区贸易圈的内部关系；

（2）海关与常关所包容统摄的内陆地域市场；

（3）厘金局所包容统摄的地域末端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