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新加坡的贸易圈及其与中国内陆的密切关系

我们探讨了与被总称为帆船贸易的沿岸贸易和作为其连锁而形成的贸易圈相并列的厦门贸易网，可以看到，广域市场间贸易、广域沿海贸易，由于形成了香港、新加坡这样的转口港而更为扩大了。

厦门的对外贸易情况如表3-20.它是在茶叶、生丝贸易最盛期的1860年代，针对不同贸易对象国的进出口统计。

表3-20 厦门对外贸易

虽然以东南亚作为贸易对象国的中心，但可以清楚看到，以海峡殖民地为对象的贸易在其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通过作为转口港的香港、新加坡进行着以进口为主的贸易。另外，处于厦门南方开放口岸的广东汕头港的对外贸易，也对进口对象香港、新加坡有所记载，《潮州志》就有与厦门贸易网同样特征的记载：

在汕头（同治纪元以前的潮州），初盛时期（由咸丰八年至光绪三十年）的贸易关系也表示多角贸易。进口地以英国及其属地占大部分，最多为香港，次为新加坡，此外则暹罗、安南等国。移入地以上海、芝罘、牛庄为最多，天津、厦门、福州次之。主要品则上海之棉布，牛庄、天津之豆饼，福州、厦门之药材、陶瓷、竹纸等类。出口地最多为新加坡，次为香港、西贡。移出地上海占大部分，厦门、福州、宁波、牛庄、芝罘、天津则其次也。输移出口物品大宗为糖，次则烟叶、麻布、扇子、陶器、纸、鞋等物。

因此，以香港和新加坡为转口港，加强了东南亚与华南的贸易网，在贸易量增大的同时，两地也发挥把英国与欧美诸国的贸易和亚洲区域内贸易相连接的作用（参照地图3-7）。

地图3-6 1866年香港维多利亚地区

香港在贸易、金融、劳务等领域很好地发挥了中转功能。

香港新时代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从英国方面来看，正是维多利亚时代鼎盛之时；从亚洲方面来看，则是东印度公司撤出广东贸易的撤退期，也是英国地方贸易商人鸦片贸易的最盛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远东的据点（也称之为远东的直布罗陀），而且同时，也开始作为以往广东贸易的替代地而发挥作用。（参照地图3-6）

地图3-7 印度、东南亚、东亚地域贸易圈的相关关系

英帝国统治下的香港所具有的经济地理位置，通过与以下各地域的相连接体现出来，即：

（1）香港与中国东南（广东、福建）

（2）香港与中国西南（广西、云南）

（3）香港与东南亚（新加坡）

（4）香港与东南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

（5）香港与日本

（6）香港与英国

关于香港与上述这些不同贸易对象的关系，可以通过对来港外国船的船舶数来分析（见表3-21）。香港作为“自由港”，对货物没有课税，据船舶统计显示，来港的国家中，英国船和其他的外国船一起，在与中国沿岸的贸易中占了压倒性的多数。位于沿岸贸易一部分的位置，且正处在与外国贸易切点上的澳门紧随其后。多数为东南亚的航运，从日本来的船舶也在增大之中。

表3-21 香港贸易对象国（地区）贸易船舶数（1876年）

表3-22 香港的主要进口品（单位：1000香港元）

在香港转口的主要贸易品，如表3-22所示，占大宗者为煤炭、米、砂糖。煤炭之所以贸易商品中占最大量，原因在于它是船舶的燃料，也说明香港是作为煤炭补给基地、分配中转站而出现的。1905年进口量的顺序如下：

筑丰煤44.9万吨，三池煤20万吨，澳大利亚煤12.5万吨，印度煤11.2万吨，加的夫（英国）煤6.5万吨，东京煤6.1万吨，婆罗洲煤2.6万吨，唐津煤1.8万吨，北海道煤1.7万吨，美国煤9000吨，台湾煤430吨，苏门答腊煤300吨。其中，九州煤占了65%。特别是三池煤，由于其火力强、杂质少，所以在作为亚洲大港湾的上海、香港、新加坡都被看好。

关于米，从海防港来的东京米为最大宗，其次顺序是西贡米、暹罗米、仰光米。其中暹罗米品质好，价格也高。

通过香港转口的砂糖，以菲律宾糖、爪哇糖为主，向牛庄、天津等东北、华北地区输送。

据海关统计，香港作为所谓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1870年代以后始终占进出口贸易的首位。当然，香港并没有那么多自产物，也没有那么大的消费市场，只是作为中转站而已。另外，香港并不是有着国民经济产业构造的所谓“国家”，而是1842年以后英国的殖民地。尽管如此，它还是呈现出中国最大进出口港的态势，意味着香港作为中国经济一部分发挥着作用。

中国与香港关系中所具有的上述多方面性格，表现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与此同时，也提供了探讨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视点。透过香港这种贸易对象国的多角关系，从香港经济的关系上来把握其功能性，它们主要有以下五点：

（1）作为中国对外国贸易的中转站，从事外国制品的进口及中国制品的出口。

（2）发挥中国沿岸贸易转口基地的作用，进行中国某一地域向其他地域的输入与输出中转。而且也不断地在华南与东南亚之间拓展中国的沿岸贸易，构成了华侨经济圈。

（3）通过与东南亚和东亚贸易的转口，在与中国并不相关的贸易中也发挥着转口、交换、决算基地的作用。

（4）从事与香港本地产业相关的贸易，因而原料进出口和制成品出口也成为香港对外贸易构成要素的一部分。

（5）香港作为金融中心所发挥的作用不但非常大，而且特别重要。也就是说，由于占据了贸易决算地的有利位置，致使其中转站的功能也被提高了。

其中，在香港的经济动向也显示出与中国内陆有着密切的关系。表3-23是香港的金融、贸易统计。

表3-23 香港的金融、贸易统计（单位：1000美元）

由这些数字可以知道，香港经济与中国有着极强的联系。香港政厅对于经济所采取的方式，比起中国对英方资本事业的认可来说，略为宽松。例如，承认没有全额缴纳清的股票的发行，还有不问国籍，只要交纳注册费用就可以成立公司。由于在香港登记便可在中国获得“治外法权”，因此出现了利用这一点而成立的中国人经营的公司。针对这些1914年又规定：在华英国公司的董事必须半数以上是英国人。因而，香港历史性地位的第一点特征，就是在行政上是直辖殖民地，却作为中国经济的最南端发挥着作用。

图3-2 香港转口贸易关系的概念图

如上所述，香港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实质上与上海共同担负着中国的对外经济，香港这一特征，在通货金融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将香港的经济地位作概念式的表述，则如图3-2所示。也就是说，如果援用1902年香港商业会议所的总会记录，能够看出其所强调的香港如下中转港性质：（1）香港是几乎没有自己产品的通商港；（2）香港是中国与诸外国商业上的媒介；（3）诸外国与香港进行的贸易，事实上是与中国进行的贸易；（4）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实行金本位货币，而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5）因而，在香港的通货是黄金还是白银，对于世界各国对中国贸易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新加坡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位置，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1824年被英国人买下宣布为自由港之后，为数众多的中国人移民到了新加坡。1820年代末，新加坡每年有13万吨的船舶入港，发展成为1万余人口的港区。1840年前，加尔哥达银行业已开设分局，到1850年，中国移民大规模开发锡矿山，后来又栽培橡胶，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1860年人口达到8万，加尔哥达的几大银行都到新加坡开了分局。1869年，伴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马尼拉海峡成了前往中国汽船的主要航路（绕过好望角的巽他海峡）。

从上述新加坡的历史过程来看，它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贸易和处理外国汇兑，而且是作为“与中国保持关系”的手段。华侨汇兑成了抵消中国对外贸易入超的重要手段。华侨汇款的目的，主要被用作家族生活资金和归国后的生活保障，属于非生产性质，但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本身，却起到了填补国内流通资金和补充贸易金融资本的作用。汇付业者（银信局）和外国银行在新加坡分局和厦门其他开放口岸分局之间为这些华侨办理汇兑。发挥上述作用的华侨汇兑操作，必然开拓了各城市之间汇兑活动的领域。新加坡若接受汇付金，就会提高其银行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支付汇兑时需要使用外国银行的银行券，进一步强化了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地位。

新加坡从1820年代开始，就作为亚洲帆船贸易的重要转口基地，在印度东岸地域和东南亚，甚至在连接中国华南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世纪后半期起，新加坡又在马来半岛进行橡胶栽培和锡矿开发，因这两种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中心位置，使新加坡港作为转口贸易港的功能被进一步扩大了。

首先，从新加坡贸易对象国的进出口量表来作分析。如表3-24所示：

表3-24 新加坡的进出口（单位：1000新加坡元）

将1896年和1904年相比，所有贸易对象国的贸易量都增大了。而且，印度尼西亚（荷兰属）、印度（英国属）、日本等等，在这两个年份期间决算制度从银本位向金（汇兑）本位转换，作为贸易对象国的进口急剧增加，这也能够看出新加坡对亚洲贸易作用的增大。同时，这种决算问题，如图3-3显示的那样，1904年新加坡自身也实行了汇兑金本位制，其结果向欧洲的出口大增，使新加坡与欧洲的贸易比重也增大了，这点尤其显著。

其次，从新加坡作为转口贸易地或集散地的主要商品的贸易量变化来看，如表3-25所示。

从这一表中可以看到贸易量变化的特征。作为以往贸易中心的大米仍然呈增加趋势，但就鸦片而言，受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际上鸦片贸易停止趋势的影响，作为其最大进口国的中国进口量减少，向新加坡的鸦片进出口却增大了。这一点可以看出，试图在东南亚地域找到鸦片销路的特征。另外锡和橡胶作为马来半岛的特产，就像欧美汽车产业的发展一样呈现急剧增加的趋势。

如果将新加坡的转口贸易用概念图来表示，如图3-4所示，可以看出新加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马来半岛拥有着广阔的生产地域和消费市场，新加坡主要从事马来半岛的出口贸易；二是由于新加坡拥有集散地市场和决算市场的功能，所以能够从事亚洲区域内的中转贸易；其三，增加一定的附加值，新加坡就能成为与西洋市场贸易的中转站。

图3-3 新加坡的转口贸易（1807-1915年）

图3-4 新加坡转口贸易概念图

以英国为首的国际经济，19世纪中叶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出现劳动力不足，这是由于维持世界性劳动力供给需要的非洲“奴隶贸易”被终止而造成的。西印度群岛上的砂糖生产（甘蔗种植园）和新开垦的东南亚地域的矿山采掘中，那些从事橡胶种植和甘蔗种植的劳动力都是外来的印度人和中国人。19世纪中叶以降，从美国的矿山开发、铁道建设到澳大利亚的矿山开采，特别是在东南亚，都能看到中国人的大量流动。而殖民地香港和新加坡便自然成了这一移民的中转中心，中国人向东南亚的移民就是以此为前提而开始的。对欧美各国而言，这为其19世纪中叶以降的殖民地经营提供了劳动力保障。在此，就移民与香港、新加坡的关系作一探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性移民，与几个流向相对应，也形成了移民流入的几个中心。以英帝国为中心来看是以下4个地方：（1）南非；（2）东南亚（包括锡兰）；（3）北美（加拿大）；（4）新西兰、澳大利亚。它们的作用就在于满足了新的劳动力需求。

在英帝国中，20世纪初就有移民统计和记录的地域是以下地方（括弧内的数字为年平均移入、移出移民的概数。没有概数者见表3-26的统计数字显示）：(www.xing528.com)

英国属印度（移出2万人）

海峡殖民地

锡兰

毛里求斯（移入4000人，移出34500人）

塞舌尔（移入400人，移出300人）

香港

澳大利亚（移入10万人，移出7万人）

新西兰（移入4万人，移出2.5万人）

斐济（移入3000人，移出500人）

南美联邦：纳塔尔（移入3万人，移出2万人）

南美联邦：好望角（移入6万人，移出4万人）

加拿大（移入30万人）

纽芬兰（移入1万人，移出1.1万人）

牙买加（移入1万人，移出1.2万人）

香港、海峡殖民地、锡兰的移入、移出人数详见表3-26.

表3-26 香港、海峡殖民地、锡兰的移民数（1900-1913年）（单位：人）

香港的移民中，中国移民人数最多，此外以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人员流动为最多。这意味着香港和新加坡之间，除贸易和投资以外，在劳动力和人员流动方面也有着密切关系。

海峡殖民地作为移民的中转地，成了中国人、印度人去马来半岛从事锡矿采掘和橡胶栽培的中转地，也可视作劳动力的集散地。

这个时期锡兰茶的种植急剧增长，可与印度相媲美，印度劳动力向锡兰的流动正是出于茶叶栽培的需要。

这些劳动力的移动，填补了殖民地经济政策下激增的劳动力需要，从中国经济史的角度分析，这带来了消费市场的扩大，移民劳动者向本国的汇款以及中国产品（茶叶等）在亚洲市场的竞争等事态的发生。总之，以新加坡与香港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扩大了以印度和中国为两大支柱的亚洲区域经济相互交流，同时，通过两地关系，也使我们可以把握其与欧美市场之间的联系。

中国对外移民的历史极为悠久，特别是向东南亚方面的移民，有史料记载的可以追溯到唐代（7-8世纪）。关于移民的原因，可以举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诸理由，分别被认为是迫于华南沿海地域生产力低下和政治性的变动以及社会诸阶层诸集团相互间的纷争（客家和械斗等等）所造成的。观察以往所探讨的以上理由，即关于中国移民之所以离开祖国的“排出力”的争论同时，也有必要就移民到达地域的“吸引力”作探讨，例如东南亚地域的农业生产力与华南之间的比较研究等。

以往“传统的”华侨研究中包括有对于“排斥

吸引”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认为关于移民的研究也应包括移民所到地的殖民地问题。但是，两者同样是把移民=移动对象来研究，正如后面论述的那样，研究中国移民尤其是向东南亚移民的历史经纬，却忽略了以中介机关为媒介的移民——归国往复所形成的多地域间移动网络这一事态。以这一中国移民的历史为背景，特别是加上19世纪中叶由于终止非洲奴隶贸易而带来的对印度人、中国人劳动力的需要，也就是说，在英帝国内部，为了西印度群岛和开采橡胶、锡，就有必要确保向东南亚地域流入劳动力，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其结果，就迫切需要把香港作为它的中转站基地来建设。1854年6月5日香港总督J.包信（J.Bowrins）发给本国殖民部大臣的信中，就明白表示出了上述历史背景和19世纪中叶香港所面临的课题：

我（包信）确信，香港对男性移民者而言是很充满魅力的地方，而且得以成为向其他殖民地大量输送劳动力的供给源。但是，这种做法必须使在其他地域广泛存在的那些虐待得以解除，而且还必须是不含那些加深虐待、姑息虐待的方法。妇人常常是不得与丈夫同行的，这就意味着中国女性移民要离弃故乡的话，在有着极强连带性的中国家族制度下，等待她们的就是受惩罚。所以，除非诱拐和购买，否则不可能期待有妇人大量移民。

在这封信中，陈述了香港应该发挥作为有秩序的移民供给地的作用，同时指出，中国移民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外出打工移民，其理由在于中国的家族制度，他指出的这一点意义深远。

他在这里所说到的“虐待”，实质上是指作为奴隶贸易进行的所谓苦力贸易，中国劳动者被抓、运送途中的高死亡率和到了移民地的超强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从人道的观点出发，主要由于高死亡率而带来经济损失这一“经济的”理由，在中国当地以及西印度群岛等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就采用了契约移民的方法。但是，如表3-27所见，只以前往古巴的契约移民输送过程为例，就出现过1/3人员发生事故的情况。这表明移民输送相当危险。1870年日本横滨就发生了类似的玛丽亚·露丝号事件。1860年开始真正经由香港的中国移民所到达的目的地是：旧金山、澳大利亚、温哥华、英国属西印度群岛、孟买、塔希提岛、荷兰属西印度群岛、火奴鲁鲁、婆罗洲、纳闽岛、爪哇等。1857年，以英国的圭亚那、特立尼达的契约为例，中介人托马斯·杰拉德受24名业主之托，每一中国人平均收25英镑手续费，运送了总数2990名中国劳动力。契约规定了报酬、支付方式以及提供衣食住等问题。但是，由于移民当事人向契约业主和中介人（外国、中国双方的）借贷船费以及向本国家人汇款而欠债，所以契约内容并不充分。在中国移民与印度移民相比较的问题上，也有人这样描写道：“把印度人与中国人移民相比较的话，中国人更加有利。印度人的确比中国人更老实，更容易操纵。但是中国人的体力强壮，勤劳努力，热心存钱，地位在不断上升。”指出了中国人移民利益偏好的状况。

表3-27 前往古巴的中国人契约劳工

到了19世纪末叶，东南亚种植园经营和矿山采掘不断增加，急需增加从印度和中国来的移民，新加坡因而成了集散地。正如表3-28所见，从1890年代显示出增加势头，1910年代初形成高潮。很多无契约移民的增多表明了两种情况：一是借着早到移民，地域性关系已经形成；二是与作为商业地区的新加坡的都市发展相对应，存在着劳动力需求。另外，契约劳动者的职业详情见表3-29，其中1907-1908年的锡矿工、1910-1911年的橡胶园劳动者成为数量最多的行业。与这些移民有关的运输业包括活跃于亚洲的欧洲航运业，有些商社也参与进来，再加上帆船贸易，这便使大量移民成为可能。

如何管理以香港为中转地的移民？如何顺利地将其送往需求地点？这是香港当局一贯关心的事情。1901年制定的《改订中国人移民条例》是其中一例，但它遭到了当地客栈（中国移民业者）的批判。

该条例意在甄别出移民中的被诱拐者，因此规定所有移民者必须在香港最低停留48小时，以发现那些并不希望移民者。但客栈一方则以经费过多、移民业务会被广东和澳门夺走为由予以反驳。而且他们指出，如果真的那样，从事移民运输的外国商社也可能受到打击。实际上，对于大规模移民的外国商社而言，特别对运输业者来说，移民确实是其重要的“出口品”。另外，条约规定中国人移民业者要有1000美元保证金和两个保证人，这也被批评为过于严厉。不得已，当局撤回了关于滞留48小时的规定。

表3-28 赴新加坡、槟城的中国移民（单位：人）

表3-29 前往海峡殖民地的中国契约劳工详表（单位：人）

香港政厅也试图通过对移民业者的监督来实现其对移民的管辖。移民通常是由被称为客栈的、与同乡结合而成的中国移民业者来承担的。这一移民中转站，伴随着移民汇款又成了金融中转站，使其作用进一步增大。

香港与新加坡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贸易中转站，既处于交通要冲，也是贸易要冲，而要冲地的优越性就在于可以从过境商品或资本中获利。

两地经济地理位置有以下特征：

（1）两地都有广大腹地，分别处在马来半岛经济和中国华南经济窗口的位置。

（2）两地都是移民——华侨或者印侨聚居地，并因商人相互间的关系形成了与其他地域之间的商业网。

（3）两地同是英国殖民地，都采取自由贸易港政策，又都具备西洋企业打入其市场的有利条件。

下述内容如实描写了新加坡和香港当时发挥贸易中转功能和决算功能的具体状况：

打算运送暹罗米的中国商人，须在其收购（租来）的船上堆满美金或马蹄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商品并没有在暹罗形成固定的市场。其结果，作为亚洲重要的“通货商品”的曼彻斯特产商品，被迅速地从新加坡送往暹罗。另外，作为耗费巨额金银的又一商品——鸦片，也经由新加坡被带到了暹罗。

通过设在新加坡和香港的英国银行曼谷代理店获得必要的贸易资金。在那里，船货提单成了预支款的担保。

这一描述反映出，中国与暹罗之间的大米贸易决算，是以经由新加坡的英国棉布和鸦片为中介来进行的。而且这种大米贸易的资金，由在香港和新加坡两方都有分店的英系银行提供，表明新加坡和香港既是贸易中转站，又是贸易决算地。

这种状况的进展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与新加坡的关系出现了新问题。伴随着银价的下跌及变动，贸易金融、金融市场也出现了波动，作为金融中转站的香港和新加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例如，针对银价下跌带来的汇兑风险，就采取了下面所说的防卫手段。

1876年［曼彻斯特制品］的发货金融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大部分与亚洲保持贸易关系的制造业者惊慌于银价的下跌，没有像以往那样向伦敦寄出英镑建制的汇票，而是向上海寄出银建制的汇票，向香港和日本寄出美元建制汇票。只要货主向上海寄出60日满期的汇票，伦敦银行就会自动用其所规定的汇率买下，货主因此可以避免汇率进一步下跌所带来的风险。

两地商业会所虽然承认统一步调的必要性，但是因为存在着利害关系根本不同的银本位和金本位两派，所以其后并没有采取统一步调，新加坡主要采取金本位货币圈，香港主要采取银本位货币圈。新加坡1906年采取金汇兑本位制，香港则在中国停止银本位的1935年之前，一直采取香港元与白银相结合的方式。但从历史来看，两地都是因中国移民而形成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外国商社、外国银行进行贸易、金融、投资活动的据点，尤其是两地同为英国殖民地，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可以理解为香港和新加坡只不过是分担了金融上的不同功能而已。换言之，为了在亚洲区域内建构大英帝国经济，有必要使香港和新加坡发挥“连接”与“转换”的媒介作用，这是两地间的关系之所以重要的缘故。

我们也能够确认香港所发挥的金融作用的重要性。如果香港采用金本位，中国就存在着越过香港直接与其他外国交易的可能。对此，以香港元为媒介的中国在决算上是二重汇兑制度，虽然有人想省略这看起来很不方便的方式，但是香港提供的转口港与用于分配的贸易地动能，却是近邻任何港口也不能代替的。在原有以香港元为中介进行汇兑贸易的二重汇兑作用中，再加上金、银汇兑关系，就成了金建贸易与银建贸易共同的中介，以及金建之间贸易和银建之间贸易又相互为决算的中介。更由于币材贸易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资金的吸引力和流通力，其中对于从日本来的白银、黄金的吸收成了币材流通的一个重要环节。日本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模仿当时成为亚洲“国际通货”的墨西哥元，发行贸易一元银，发行总额为1.6亿余日元，大约2/3主要在香港、新加坡流通。另外，由于驻日外国银行主要进行进口汇兑，余下的日元资金又回流到了上海和香港。

关于香港金融市场，可以通过1896年在香港买卖的邮政汇票（邮政汇兑）记录即表3-30来作进一步分析。

表3-30 香港邮政汇票（邮政汇兑）贸易额（1896年）

香港的金融活动是以英系银行为中心进行的，所以香港当局所管辖的以邮政业务为中介的金融活动并没有占很大的比重。但是，在不能具体把握银行金融活动状况的情况下，尽管量的比重很小，通过邮政汇兑的动向，还是能够作为一个缩影来推测香港的对外金融活动的。

此外，邮政汇兑业务虽然是小规模、小额性质，比起大规模的贸易金融却更适用于小规模的地域贸易和汇款业务。而且邮政汇兑从金建制、银建制两个方面，适应了亚洲、英国、美国和其他各地域的汇兑制度。

通过汇票金融来分析香港金融贸易，可以看出香港由于办理银建制与金建制两方面的业务，发挥了连接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银本位货币圈，以及以欧美为中心也包括亚洲殖民地决算制度在内的金本位（金汇兑）圈两者的作用。亚洲区域内的殖民地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与欧美决算时，要能够防止银价变动产生的不稳定，为此亚洲地域内也有使用银货决算的必要，但与其用金建和银建来划分国家或殖民地，不如将两者作为二层关系并存更实际。从这一点来看，也有必要确定以两者为媒介的地点，而香港和新加坡正是在此意义上发挥了媒介地的作用。而且，适应于两地间的汇率和贸易条件的变化，资金通过在两地间流动，使两地都对资金产生了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