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区域内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如何把握围绕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决算关系的特征呢？特别是从以诸多海关报告为分析基调的地域经济的观点来看，亚洲区域经济整体形象呈现出的是什么样的景象呢？为了探讨这些，先来探讨以下三种形态的市场关系模式：

（1）厦门的网络；

（2）香港、新加坡的关系；

（3）亚洲地域内竞争与欧洲市场（下章）。

追溯历史，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贸易在逐渐扩大之中，它以亚洲贸易圈的形式存在着，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和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为两个中心，其中有几个转口贸易港。欧美各国为了在这一亚洲贸易圈中寻求亚洲的特产，携白银加入进来。在这个过程中，与既存的亚洲区域贸易圈发生关系，形成英、印、中三角贸易。这样一来，近代亚洲贸易圈并不是由西欧资本主义的进入才开始形成，而是以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历史性存在为前提，并因欧美各国的加入带来了新的发展。一定要在两者的整体关系中把握近代亚洲贸易圈。也就是说，有必要以亚洲内部历史性动因为根据来分析近代亚洲区域贸易圈的形成。若具体分析上述历史经纬，我们能够确认赋予亚洲贸易圈自身一体性的以下几点重要因素：

（1）在历史背景上，19世纪以降，伴随着香港、新加坡的出现，由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贸易圈的贸易关系、印度的对外贸易网和印中之间的贸易或者叫做两者的转口贸易，三者构成的亚洲区域内贸易开始活跃起来。

（2）多样贸易的担当者，从中国及印度向东南亚诸地域进行的商业性拓展，形成了贸易据点，并由于吸引移民（华侨、印侨）的继续增加，强化了东南亚诸地域与中国、印度之间的关系。

（3）在这一贸易圈中的经济活动，以华侨及印侨向本国汇款网络为中介进行决算，而且主要是使用白银币材。可以认为，亚洲贸易圈是由这一汇款——决算网来支撑，因而形成了白银流通圈，并使其发挥作用。

过去的15世纪，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形成了朝贡关系这一稳定的统治关系，其内部又形成了被称之为朝贡贸易的贸易关系，即朝贡是形成亚洲区域内特别是东亚贸易网的前提，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与之相伴随，朝贡促进了民间贸易的扩大，同时也形成了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主要通道。

暹罗（泰国）、马六甲、越南、爪哇、菲律宾、长崎、朝鲜等其他各地与中国（华南、华北、东北）相联结的朝贡贸易网，将地域间的沿岸贸易结合起来，同时与移民的扩大互为表里。印度的暹罗贸易，西至中东的巩布尔、马斯喀特、亚丁，非洲蒙巴萨、莫桑比克和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之间，还在与东南亚缅甸的勃固以及马六甲、苏门答腊的阿钦和印度东海岸的默苏利伯德之间进行。

围绕着中国的朝贡、贸易关系，与发生在印度沿岸的暹罗贸易关系相同，维持着中转站贸易，促进了意在扩大的移民（尤其是这个时期的商人移民）。以暹罗为例来思考，由于暹罗朝廷给予暹罗中国商人特许，使之全面担当朝贡品的调配、运输及其他事宜，特别是这些中国商人的原籍多数为福建，极易形成贸易关系，所以伴随朝贡贸易的私人贸易也逐渐增加了。

绝大多数中国移民是从福建、广东到东南亚的，其移民原因可以举出人口压力、政治军事的扩大、政治上的逃亡、通商等等。另外，到了近代，由于对中国劳动者的需要而出现了苦力贸易。这些移民并没有割断与家乡的联系，他们通过宗族、地缘等维持着相互间的联系。而且，这种结合由于诸多中介机关的发达而在外延上扩大了。这些中介机关有旧客、水客、客栈、船头行、船舶业者、信局等，它们都发挥了促进移民的作用。另外，印度方面从坦米尔地方来的商业移民则由帕尔西集团组织，与本国之间的转口贸易以及东南亚各据点的商业、金融的转口贸易，都由被称为切提亚的高利贷业者承担。

17世纪以来，潮州华人大量向暹罗移民、移住，是与这一时期朝贡贸易关系的兴盛相对应的。

清朝与暹罗的国家外交始于顺治九年（1652年）。当初是暹罗（犹地亚朝）向中国入贡，1768年朝代更替变为曼谷朝，至咸丰二年（1852年）朝贡合计近五十次。

虽然规定为三年一贡，但从乾隆末期的1789年，到停止之前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从这一期间的朝贡一览表来看，多数情况下平均两年一贡，比规定的要多。另外，中国并没有对暹罗派遣册封使，根本不是作为朝贡、册封关系存在的，由于暹罗与中国的距离更近，因而比起完全是朝贡、册封关系的越南，它的朝贡反而更多，这很引人注意。

暹罗与中国的朝贡那么多，究其理由，可能是暹罗米向中国出口的缘故。也就是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开始的暹罗米进口，成为与中国华南经济关系中重要的粮食政策。那时中国华中地区米价暴涨，清朝政府在抑制米价的同时，也试图通过贩卖进口米来获得财源补贴。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的上谕指出：

谕曰：暹罗国人言其地米甚饶裕，价值亦贱，二三钱银，即可买稻米一石。朕谕以尔等米既甚多，可将米三十万石，分运至福建、广东、宁波等处贩卖。彼若果能运至，与地方甚裨益，此三十万石米系官运，不必收税。

暹罗米被包括在了朝贡品中，同时也作为独立的进口商品，此后由商船进行贸易。因此从暹罗来的商船贸易，不是从朝贡港广州进港，而多是从厦门和宁波入港，接手者也是中国商人。所以，可以看出这是根据中国方面对米的需要而从事的贸易。到了18世纪中叶，由厦门商人进口的暹罗米减少，贸易者变成了潮州商人。这是由于米进口成了一般性进口，贸易利润减少，厦门商人转而集中于更为有利的中国沿海贸易，取而代之，便由与暹罗移民关系深厚的潮州商人来从事米进口了。

通过上面分析，可见初期与暹罗关系密切的福建帮和广东帮，前者转向以中国沿海贸易为中心的活动，后者则转向以澳门贸易和广州贸易为中心重点从事与西洋诸国的贸易，这成为了潮州系向暹罗移民的背景，也因此强化了潮州系与暹罗的关系。而且，由于朝贡贸易中的米贸易，私人贸易中的米贸易比重也在这一背景下增大着。1725年，福建省沿海地方为米进口而赴东南亚的帆船，如下表所示：

表3-12 运往福建米调配预定额（1725年，单位：担）

向华南的米进口，虽然暹罗是其最大的贸易国，却涉及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支那岛、马来亚半岛等东南亚整个区域。远不只是米贸易，以朝贡贸易关系为背景，华南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存在着几条贸易通道。历史上，明代中期的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扩展了中国朝贡贸易的范围，而这一时期的朝贡贸易通道，则成为以后私人贸易得以扩大的基础（参照地图3-4郑和航海图）。

地图3-3 西南季风时期的南海帆船贸易路线

ヅンク用汉字来表记为“帆船”。在中国总称为帆船者是用来运输用的小船或舢板船，“帆”在汉字中并没有表示船之机能的“舟”部首，因而推测帆船这个词可能是外来语的音译。又因为它与航行在印度洋沿海贸易的Jangi相近似的发音，Jangi在华南沿海地方出入，中国方面把自己多种多样的沿海小船都总和为Jangi，所以可以把它考虑为帆船的音译。可见，帆船贸易并不只是中国帆船贸易对外进出的这一方面，它还作为印度洋与南支那海相联结的贸易船的总称，有着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

清朝时期，华南的对外贸易存在着几条通道。1830年代滞留在新加坡的英国人约翰·克劳弗德（John Crawfurd），从中国的帆船贸易商人那里得到了下面的情况。

在1820年代初期，从中国沿海地域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岸出海的中国帆船有222艘，载重量一艘平均是200吨。这些帆船的贸易所属者数量分布，日本20艘、菲律宾诸岛13艘、东非海诸岛4艘、西里伯斯2艘、文莱13艘、爪哇7艘、苏门答腊89艘（今印尼岛之一）、廖内省（今印尼地名）1艘、马来半岛东岸6艘、暹罗89艘、交趾20艘、柬埔寨9艘、东京（越南）20艘、新加坡8艘。在暹罗成为最大贸易对象的同时，还广泛地涉及到马来半岛、交趾半岛、日本、爪哇等更广阔的地区。

就整个帆船贸易圈来看，由几个地域性的贸易圈构成。其中，由于比邻而形成的地域性的贸易圈，从西往东依次有：（1）孟加拉湾沿岸地区和缅甸南部地区；（2）暹罗、马来半岛、缅甸、交趾地区；（3）交趾、马来半岛、爪哇；（4）爪哇、菲律宾、华南南部沿海地区；（5）菲律宾、台湾、华南东南部沿海地区；（6）台湾、长崎、华南沿海地区、华中东部沿岸；（7）长崎、华中东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等等。同时还存在着海湾和河港间的贸易圈。除此之外，加上内陆的贸易圈还有：（8）缅甸北部、贵州、云南；（9）暹罗北部、云南、广西；（10）东京（越南）、云南、广西；（11）朝鲜半岛北部、奉天、中国东北地区，等等。

在帆船贸易的网络中，以长崎为一环，从华南、东南亚进口的物品以生丝（白丝）、绢织物、香料、中药、砂糖等为主体，而从日本出口的则主要以铜、白银为主体。到达日本的外国船（唐船）中，从华中来的有宁波船、定海船、乍浦船，从华南来的有福州船、厦门船、安海船、漳州船、广东船，从东南亚来的有暹罗船、柬埔寨船、交趾船、爪哇船，还有台湾船来航。

在这些地域性贸易圈中，商品被广泛地流通着，而随着广泛的帆船贸易和广泛的商人集团活动，又形成了更加外延的贸易圈。在这个广阔的地域性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印度——华南间、东南亚——华南间、东南亚——东亚间、华南——东亚北部这样四大地域性贸易圈。在这几大贸易圈之间，由于受东北季节风和西南季节风的影响，每年有两次大的流动（参照地图3-3）。

这种贸易关系，形成了近似纬度的带状东西贸易和不同经济构成之间的南北贸易。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也存在着导致南亚、东南亚、东亚地域间的竞合关系状况。关于这一点，将在第四章第1节（41）中进行探讨。

通过上述帆船贸易关系的分析，可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特征基本上是地域间的贸易。与其说由于国境的关系存在着国内与国外的区分，倒不如更确切地说形成了地域间贸易的连锁关系，即所谓的国际贸易。

在东亚地域内部，在东南亚地域内部，特别是在包含两者的形式上，地域贸易的圆环有着几个历史性的存在。而且这些地域贸易圈是作为亚洲区域内经济构成要素的贸易单位而发挥作用的。在其内部，商品贸易和进行贸易的商人集团，具备了地域相互间的决算关系。在其外部，沿着其贸易圈的边缘，又形成了与其他贸易圈相联结的转口港，构成了广域贸易网的一部分。

伴随着贸易圈的扩大，当地商人与广域商人共同分担市场，如下图所示，当地商人在小规模的地域市场活动，广域商人集团操作广域市场商品，并囊括了众多的地域市场。在亚洲市场上，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以移民为背景，从事着广域活动。

以这些广域市场为基础，欧洲诸国在进入亚洲的时候，由于能够进出地域市场，与广域市场商人集团进行贸易，其开始的买入和贩卖活动才成为可能。英国的经营代理和中国的买办是其渊源所在。

亚洲区域内的贸易网，主要是印度商人、中国商人在各地域间进行贸易，并形成了自己的决算网。而且在其影响下，各地域经济被连接起来，两大商人集团在经营各自组织之际，又通过自己的地缘和血缘或同业行会形成了贸易网和组织起垄断的流通网。例如，广东的商业行会就具有以下历史特征。

广东的公行组织从1720年开始，行商的原籍多属于福建省漳州府、泉州府，他们以厦门为中心的沿海贸易作为背景而形成组织，广东十三公行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的活动范围也延伸到了交趾、暹罗、马来半岛、爪哇、菲律宾。但是，设立企图独占西洋贸易的公行却是由行商潘振成1760年开始的。粤海关（广州税关）设立了专门办理西洋贸易的外洋行，专门办理南洋（东南亚）贸易的本港行，专门办理福州、潮州贸易的福潮行，三个部分分别课税。以往从事广东贸易的行会商人以外洋行（广东十三公行）为主进行。但有必要注意两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厦门、福州、潮州为中心，一方面他们与南洋进行贸易，特别是暹罗，对华南米市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另一方面，从事从华南至天津的南北沿岸贸易，特别是与东南亚的贸易，受到暹罗朝廷的特许，利用在暹罗制造的帆船，也从事着包括暹罗——日本——厦门之间的三角贸易。

这些贸易基本上用白银决算，据后面的厦门报告，贸易收支入超则是由华侨汇款来补的。华南经济把从华中、华北的入超，与东南亚的华侨汇款相抵消，因此能够从中发现华南——东南亚贸易、决算关系的紧密性。

依靠亚洲区域内沿海帆船贸易网，欧洲人进行了称作地方贸易（country trade）的沿海地域贸易。也就是说，欧洲商人在介入亚洲的沿海贸易时，其特征就是利用了既存的网络。对此，东印度公司义务运入英国制品并进行贩卖，在亚洲区域从事广域商品鸦片、米、砂糖等的贸易。

据表3-13，英国的毛织物、棉制品出口到广东，东印度公司与个人（地方贸易商）比较，前者在出口上占了压倒性的多数。另外，如表3-14所示，19世纪初，从加尔哥达开往广东的船舶，从事地方贸易的船占绝大多数。这些地方贸易船运送的货物，如表3-15所示，印度产的棉花和鸦片是两大宗商品，其他是印度、东南亚产的香料、海产品、药草等，都是向中国出口的，都是为在亚洲区域内进行贸易而运输的转口贸易。

东印度公司时代，从印度向亚洲方面和非洲方面的沿岸贸易，被称之为国家贸易，它是东印度公司职员的主要收入来源。

1780年代以前，国家贸易分为三部分：（1）印度沿岸贸易；（2）科摩林角以西的亚洲、美洲沿岸贸易；（3）从科摩林角以东的缅甸、马来亚、中国地域，它们各自与印度贸易圈、伊斯兰贸易圈、东南亚——华南贸易圈相对应。其中，第三部分当初并没有利益，因为那时这个地域被葡萄牙和荷兰商人控制。但是，英国掌握着孟加拉地域，一旦开始将生丝和棉布向英国出口，东方物产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因为孟加拉的砂糖、生丝，荷兰属地爪哇的砂糖和中国丝、红糖的廉价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因此，从印度向中国贸易输出的东印度公司，从和英国本国的关系上来看，主要以亚洲很难找到销路的毛织物为中心进行贸易，所以，实质上亚洲贸易主要由地方贸易商人来担当。这种单方面的贸易使公司贸易活动陷入不安定状况之中，公司便利用票据垄断运用这一特权，管理着地方贸易商人向本国的汇款。另一方面，作为对鸦片专卖制的铺垫，不得不依靠地方贸易商人对中国进行贸易。在亚洲，以印度、中国为中心而展开的白银经济使白银进口成为必要，而另一方面，西洋对亚洲产品的进口也成为必要。由于形成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从16世纪以来，始终存在着白银向亚洲的流入，新大陆的白银也大量流入亚洲。从西洋情况来看，来自新大陆的白银在被用于亚洲贸易决算的同时，还在西洋发挥了稳定银价的作用。但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新大陆的白银进口并无增长，但另一方面，欧洲对货币的需要高涨，使得此前的东西白银关系趋于崩溃。其结果，正像表3-16所见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将贸易重点由东西直接贸易转到亚洲内的地域贸易，其账目则在印度殖民地与英国之间作调整。在此之后，东印度公司亚洲贸易垄断权的废止，发端于对东印度公司侵害亚洲地域贸易商人利益的批判，从中也能够看出鸦片战争使得这一地域贸易的利害关系表面化了。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首，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在亚洲的英国商社，从事的都是所谓亚洲区域内的转口贸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正是由于以往亚洲区域贸易网作为背景的存在才得以实现。例如，前者的日中之间的白银、生丝贸易，后者的中印贸易等都可称其为代表。在那里，印、中成为两大轴心，沿着东南亚及东亚展开着贸易关系，人们与印度商人及中国商人在各地进行贸易。

表3-14 从加尔哥达向中国出口船数（1801-1821年）

表3-15 从印度向广东的出口贸易（1818-1819年）单位：1000美元

3-16 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东贸易的收支一览

从以上亚洲区域内贸易历史的形成来看，过去着重探讨的是将东印度公司、鸦片贸易、广东十三行，这些与东西经济关系的交叉点相关的诸项目，从被赋予的特征上来体现从前近代到近代的亚洲经济史全貌。今后，大概应该从帆船贸易、朝贡贸易、亚洲区域内贸易的展开上来加以把握。

厦门、福州、汕头等，是从福建南部到广东北部沿海地方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市场所具有的几个特征，它们都兼而有之。

从历史上来观察，（1）以福州为中心，它们是来自东亚、东南亚、南亚的朝贡贸易的接受港；（2）通过米、砂糖贸易，在东南亚之间有着物资和劳动力的移动；（3）台湾、琉球、长崎之间进行帆船贸易；特别是（4）与华北之间，豆粕作为内陆栽培棉花和砂糖的肥料开始进口，作为对等出口的是砂糖。

由于上述因素，厦门、福州、汕头的贸易网，在中国史上具有广域、中域市场中心的机能，发挥了连接地域市场的作用。

光绪《厦门志》记载的《番市略》、《夹板船考》、《洋钱考》（卷八），对从厦门来观察的贸易网的广泛性及其手段都有详细记述。也就是说，将对“外国贸易”、“帆船贸易”、“外国白银”进行的说明提供给商人和船舶作参考。其中，贸易对象被一览作了如下分类：

东洋：朝鲜　日本　琉球(www.xing528.com)

东南洋：吕宋　班爱　呐哔哔　猫里雾　莽均达老　文莱　吉里问　苏禄　文郎马　神　旧港　丁机宜

南洋：越南　占城　暹罗　六昆　伃　宋腒朥　噶喇吧　麻刺甲

西南洋：大呢　柬埔寨　荷兰　英吉利　干丝腊　柔佛　彭亨　法兰西　亚齐　附海险，附夹板船考，附洋钱考

（上述皆为原作者所注的旧地名。——译者注）

被分类为东洋、东南洋、南洋、西南洋的贸易对象，网罗了当时的朝贡国、朝贡贸易对象国，欧洲诸国也包含在内。同时，附录《海险》的记载

地图3-4 郑和航海图（1405-1433年）

中，列举出从广东南方的海南岛开始，从占城至暹罗湾的海路险要地，这显示出中国方面也与这些地域进行贸易的情况，能够看出厦门贸易网一直延伸到暹罗湾的情况。关于海洋贸易，通过从明代到清中期所编纂的著作，如张！《东西洋考》、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黄衷《海语》、胡宗宪《筹海图编》、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等，就可知当时人们熟知海路以及海路上的特征和艰险之处。

厦门贸易区域由以下四个方向构成：

（1）厦门及泉州、漳州二府与其他内地的贸易；

（2）厦门与东北、华北各港的贸易；

（3）厦门与台湾的贸易；

（4）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

这些贸易，表现出了沿海开放口岸所具有的基本市场关系模式。也就是说：（1）沿海开放口岸与内地市场的关系模式；（2）沿海开放口岸与远隔地贸易模式；（3）沿海开放口岸与近邻地域的贸易模式；（4）沿海开放口岸与外国（东南亚）的贸易模式。笔者认为，这些市场关系模式，可以设想其各自都有作为——个市场圈的功能，并包含着探讨地域间市场关系的基本内容。以下，就其各自贸易的内容，以19世纪末的调查报告为基础，探讨其概要。

1.厦门与泉州、漳州的贸易

在厦门与泉州、漳州其他内地间的贸易中，进口到厦门港的货物主要是在泉州、漳州二府及其龙州地区贩卖。其区域涉及北达兴化府，南到云霄，西至以汀州，但范围未必那么广阔（参照地图3-5）。

地图3-5 厦门近郊图

漳州府沿龙溪形成市街，距厦门50公里。龙溪的出海口是石码，从厦门来的进口品中大部分经此进入漳州府。这一地方即使在省内也算是土地肥沃，以产米而著名。其收成的好坏，对厦门、泉州、台湾等地市场及其长江米向厦门的进口额都有很大的影响。漳州府的物产从浦南、南靖两处通过河船到石码，然后再向厦门、台湾输送。从厦门来的货物，则由帆船运到石码或浦南，进一步经漳州分配到内地。向龙岩州及其汀州的进口，通过漳州市场，由河川和陆路运送。

厦门作为与近邻市场并列的腹地的中心，特别是漳州、泉州、龙州作为辅助中心，发挥着集散地的作用，形成了以厦门为门户的沿海——内陆市场圈，与内陆的粮食、砂糖、棉花生产状况相对应，这一市场圈与距离更远的市场之间形成了贸易关系。在这之中，通过粮食的贸易，就可以看出其变化来，详见下表3-17.

表3-17 厦门关进口米中，本国米与外国米的比较（1875-1903年）

厦门的粮食进口，反映出内地粮食生产的丰歉，3年之中的2年，或4年中的3年，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进口。实际上，这种粮食生产的周期，是在与砂糖和棉花栽培的利害得失比较上产生出来的，不能一概言之是由粮食生产自身丰歉造成，其中栽培作物相互间的比重变化发挥了作用。一旦有粮食进口的需要，首先考虑的是从中国其他地域调入，只有国内其他地域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才作为补充从东南亚特别是从暹罗进口。因而，厦门腹地的粮食生产，（1）在与其他栽培作物的比较上，（2）在与国内其他地域的价格差上，以至于（3）在与东南亚地域价格差方面，都能看出所造成的粮食进口的增减。

其中，关于东南亚的粮食生产，也有必要留意法国殖民统治下被开发的印度支那半岛，西贡米向东南亚、东亚出口增大的情况。表3-18表现出西贡米向亚洲市场、欧洲市场出口的状况。

在西贡米的出口对象中，香港为最大，其中也包括了向厦门的再出口量。但在向厦门直接出口有记载的年份里，如前表所示，也就是从外国进口最多的年份。从这点可以看出，厦门的外国米进口，也与米的国际市场动向相关联。也就是说，围绕着厦门地域，形成了一个近邻内地市场、远距离国内市场、外洋东南亚市场这样三层市场关系，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市场构造。

2.厦门与东北、华北各港的贸易

厦门与中国北部各港间的贸易，汽船之外多数是民船，从牛庄、烟台诸港进口豆、豆油、豆饼，出口砂糖、纸、茶叶。

在厦门经营华北贸易的团体被称为北郊，而华北又被分为两个区。牛庄、芝罘及其天津称为大北，上海、宁波及镇江叫做小北。19世纪末，由于没有与大北的商业贸易，所以改换方向，与小北之间进行的商业兼营开始增多。以前小北商店约有30家，其后增加至60家。与此相反的是大北商店由20家减至后来10家，厦门与大北间的进出口货物也随之衰退，因牛庄及芝罘运输进口货物汽船减少，豆饼和豆子进口额也减少了。

在厦门与华北之间的贸易中，从牛庄、芝罘进口的是豆饼及其豆类，而厦门只出口少量的砂糖及其他杂品，因此通常是入超倾向。与之正相反，与天津贸易却呈现出出超状态。因此，支付当地及牛庄、芝罘间入超的部分，就用当地向上海间的汇兑决算。另外，对当地与天津之间的出超结算也与此相同，就用天津到上海的汇兑，在天津结清。汇票结算芝罘限10日，牛庄限15日，天津限5日，这样一来，为了在三地经营商业的需要就有必要在三个都市都设置代理人。

3.厦门与台湾的贸易

在厦门与台湾间的贸易方面，台湾居住的是从泉州、漳州两府来的移民，为了使之有厦门外府之观，台湾所需货物大体上是由厦门供给的。台湾茶全部向厦门出口，再从那儿向外国输送。台湾茶是厦门对外贸易的最为重要的商品。1873年台湾基隆的帆船贸易如表3-19所示。

基隆港帆船贸易的对象港、出入港都以福州、泉州为最大，入港中居其次者为金门、兴化、漳州、厦门。厦门圈再加上泉州、漳州，台湾对岸的帆船贸易中，厦门就成为最大的地域了。另外，就贸易品来说，进口到台湾的以棉布、盐等日用品为主，从台湾出口的则以煤炭为主。还有，在帆船贸易中并不把茶作为贸易品，这表明茶已被纳入到出口外国的范畴了。这与课税额有关系，内地贸易与外国贸易存在价格差异，但对于其税率问题在第四章中再加以探讨。

表3-19 基隆帆船贸易

4.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

厦门与东南亚的贸易方面，从厦门到东南亚的移民很多，而且19世纪末每年的外出打工者平均高达7.5万人，这些移民和外出打工者所进行的货物与白银之间的进出口相当频繁，深刻地影响了厦门的盛衰。

关于华侨汇款，正像此前马士在关于国际收支的收入项目中所论述，华侨汇款额也对该地贸易收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厦门的贸易报告记载，马尼拉、爪哇、海峡殖民地劳动者中，有250万人是厦门出身，一年中有1000万美元以上的汇款，1903年从海外归国的人数大约是6.6万人，携带现金大约600万美元。关于华侨汇款与厦门贸易收支关系，见下图3-1.

图3-1 厦门贸易收支与华侨汇款（单位：元）

资料来源：福建省政府编《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1903年）第52、56页。

从这一数量图中可以看出，华侨汇款额与贸易收支额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能够确认华侨汇款的多寡左右着贸易收支的多少。另外，成为华侨汇款一部分的金银进口额也起到了掩饰贸易收支入超的作用。华侨汇款在地域市场间的决算关系上起作用，多地域间的贸易就受到决算关系形成情况的左右。这一点不只是外国贸易，正像本章“东北、华北之间的贸易决算”中所看到的，这也是在国内多地域间贸易关系中所应该指出的问题（在地域间决算关系上，关于决算方法和决算单位，请见结论中的金融市场分析部分）。

以上从贸易关系方面分析了厦门网，在此还想进一步分析商人集团在其中所起到的支柱作用。

厦门存在着被称之为“厦门十郊”（“郊”指行会集团之意）的商人集团，各自垄断着自己的领域。“厦门十郊”的名称及活动领域如下所示：

（1）洋郊。洋郊专门从事与外国的直接贸易。洋郊的业务主要是香港、槟城、泗水、新加坡、三宝珑、仰光，包含了其他所有与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往来。

（2）北郊。北郊专事东北、华北各地，即从牛庄、锦州、天津、芝罘到上海、宁波、温州等各地之间进行贸易，从厦门的出口品主要是砂糖、纸、茶叶、烟草、麻袋等，从华北出口的则是大豆、豆油、油槽、烧酊、药、毛皮、小麦、棉花，山东产的豆、麦、面等诸杂货。

（3）匹头郊。匹头郊专门从事南北各地产的绸缎织物类贸易，也可以称作布匹批发商。从香港进口外国金布、罗纱等贩卖的商业组织也加入了匹头郊。

（4）茶郊。茶业协会，专与福建省南部各地，特别是安溪县地方及台湾淡水地方保持关系，从事所有与茶叶贸易有关的事务。

（5）泉郊。泉郊以前是专门负责厦门与台湾梧杈、淡水、鹿港、竹垄、笨港及其澎湖各岛之间贸易的行会，在福建省沿岸，通常是由与台湾有着最密切关系的泉州府晋江县的住民，和在厦门及澎湖岛有实力的商人的资本组成的。附属于泉郊的中国固有的篷船即“帆船”也有40-50只，以晋成、昆成、源发、发祥、福羹、恒成、源成及福同隆8个商行为中心。他们从事各自货物的买卖，以前所获得的利益是非常巨大的。

（6）纸郊。纸郊以所有纸类的贸易为专业。主要保持与漳州、浦南等地方的关系。还有与汀州府连城县也就是上等纸的生产地，特别是与南洋各地方出口下等纸料的制造地龙岩州、漳平县、宁洋县一带的地方进行贸易。

（7）药郊。药材需求很多，所以药郊是贩卖各种药材的组合。不论华南各地的生产品还是四川省的产品，他们贩卖涉及中药的所有材料。

（8）宛郊。宛郊主要进行从漳州及泉州府所属的各地方运出的陶瓷器之类的买卖，通过他们向东南亚及台湾各地出口。但是，从江西省产出的上等瓷器则由别的同省商人在店铺进行贸易，他们没有加入宛郊。

（9）福郊。福郊原本主要在福州省城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因为在外国贸易上根据其业务种类进行营业，所以不存在特别以福郊的名义进行贸易的情形。

（10）笨郊。笨郊主要从事与台湾笨港地方的商业贸易。其事业因承了泉郊那样的，所以如同福郊，有名无实。

以上所述厦门十郊，与先前所见的厦门网的四个方向相对应，（1）洋郊、（2）北郊、（5）泉郊［（9）福郊、（10）笨郊］存在，构成不同地域市场的商人集团。同时，处置商品类别的不同，也形成了各自的商人集团，它们分为（3）匹头郊、（4）茶郊、（6）纸郊、（7）药郊和（8）宛郊（陶瓷器），而且这些不同商品的商人集团，不分国内、国外，活跃于广域市场之中，这一点是很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