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与上海统计局的合作与发展

马士到上海赴任是20世纪初，当时正值上海银价变动、投资活动开始活跃时期。19世纪末的上海市场动向如下所示。

（一）银价下跌与收购委托制（Indent System）的采用

1.汇率变动与中日贸易

1873年7月，以德国采用金本位制为契机而开始的伦敦市场银价下跌，伴随着1880年代其他国家向金本位制移动，美国白银生产量的增大幅度，出现了渐减的倾向，这对西欧和亚洲之间的贸易金融、投资关系带来巨大的影响。

表2-3 银价及汇率的变动（1886-1901年）

也就是说，银价下跌等同以基金计价换算值减少的这种情况，作为对亚洲贸易、对亚洲投资变动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了作用。如表2-3所显示的那样，一进入1890年代，银价下跌的速度更为加快。1893年，印度停止了白银币的自由铸造，加之美国废止了白银买卖法（谢尔曼法）以及日本1897年制定金本位制等事项，表明亚洲的银本位制国家也开始向金本位制过渡。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使事实上依然在采用银本位制的中国受到了银价更进一步下跌的影响。作为中日贸易决算单位的海关两（100海关两为111.4上海两）的外汇交易市场，与伦敦的白银行情（参照表2-3）直接相关联，特别是加上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等变动的影响，连当时的上海海关税务司H.霍布森（H.Hobson）也认为是“金融恐慌”的状况了。根据历年来驻上海的英国领事的年度报告，可以分析出银价下跌对贸易的影响，尤其是对进出口品价格变动的影响。

1894年，驻上海领事汉嫩（N.Hannen），报告了英国棉布价格上升的情况：

关于从曼彻斯特进口货品，银价开始下跌以后的长期间里事态的一般动向，与银价下跌几乎同一步调，英国的“棉制品的”黄金价格也跌落了下来。曼彻斯特的细平布一反的价格，从1872-1874年曼彻斯特的10先令到10先令6便士，而现在发货单价格从6先令到6先令2便士。其结果，一直到1892年年末迄，亚洲白银销售价格的稳定程度令人吃惊。因而曼彻斯特开始停止银价下跌的倾向，价格急速地上升了。

价格上升（参见表2-4）会不会直接导致贸易量减少，虽然这个问题还不能确定，但却担心出口减少。

表2-4 上海进口棉布、棉丝价格变动（单位：海关两）

该报告中，关于棉丝的问题讲道：

从印度的棉丝进口，似乎受到了与币制改革的波动幅度相同程度的影响。上海至加尔各答之间的外汇市场，以前100两一直稳定在303卢比5安那，但是印度实施“货币条例”后，银价突然下跌到了100两244卢比，而且至今如此。伴随着这一下跌，上海的印度丝20支的价格从6月的52-54两，逐渐升到1894年1月的66-68两了。……印度铸造局关闭之后，进口量与前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一半。

报告指出了伴随着白银的下跌，棉丝价格上升和进口量减少的情况（参见表2-4）。

另外，关于中国商品的出口贸易，在此也以生丝为例来分析。

把中国标准的生丝价格，如现在是430-440两，在外汇市场上为6先令，与20年前的汇率大体相同。1870年在伦敦以20先令的黄金只能购买11b.的生丝，但现在几乎能够购入1.51b.的数量了。也就是说，如果白银购买力一定的话，特殊商品金的价格就上升了50%。

在上述报告里，由于上海的生丝价格是一定的，在伦敦的金银比价上的价格差部分，作为实质性的减价而起着作用。如表2-5所显示的那样，伦敦的生丝价格与汇率的变动直接相关，从而产生变动。这个问题意味着，“尽管银价下跌，但上海的价格是一定的，并没有对生丝生产产生刺激作用”。这是从生产者方面来说的，舍去这个条件以及不考虑贸易金融所掌握的外国银行、洋行的事实，可以说银价下跌具有对出口有利的作用。报告还指出，银价下跌的结果，大量的中国棉花能够以非常便宜的外汇向巴黎出口，这是1863-1864年棉花短缺以来所没有过的事实。关于中国的出口贸易，总之，白银的金价格下跌，并没有达到引起中国商品价格上升的效果，反而给欧洲带来了这样的效果，即在欧洲市场上，以旧价格在可能支付的限度额内，能够购入多种类的商品。

表2-5银价变动与生丝价格通过这个报告所把握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了出口种类以及出口商品的多样化。

如上所见，银价下跌导致限制进口的效果和促进出口的效果，能够从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变动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特别是对在中国的外国人而言，在实际的贸易上更成问题，这不仅是单纯的白银的低价格化，还有变动的不安定性，变动幅度大的问题（参见表2-3）。为打开这一局面而采用的方法政策，就是下面所要论及的收购委托制。

2.收购委托制（Indent System）的采用与外国银行

驻上海的英国领事N.哈奈，在1892年度的报告中对关于收购委托制作了下面的论述：

由于长期以来的外汇交易的变动，商人们也必须变更交易的方法，特别是进口业者更是如此。取代既要维持商品的库存又要适应市场需要而调运这一方法的，是商人们选择的另一方法，即在接受英国定单以前，他们就与当地的交易商们进行买卖了。他们首先同时定下白银价格和汇率，然后再以电报形式向曼彻斯特发出订单。因此，购买、贩卖与汇率实际上同时进行了，其结果，汇兑的风险被银行承担了，而外国进口商也只能在交易过程中获取佣金了。银行承担了汇兑风险，通过同时进行的汇票贩卖与收购进行自我防卫。其结果，不管汇率怎么样变动，银行在一方受到的损失能够通过另一方的收益相互抵消。

如上所示，进口商采用了对付银价下跌的收购委托制，结果，银行成了全面承担汇兑风险者，同时也带来了贸易金融向银行的进一步集中。从银行本来的机能上看，是以汇兑买卖均衡为政策的，但是，由于当初作为进口贸易政策而导入的收购委托制，在银价变动下，就不得不改变银行的政策，以确保更加积极的出口贸易金融。关于中国，在茶、生丝的出口贸易上，1870年代末外国银行以对过去地方金融机关（钱庄）的短期放款的形式供给资金。尤其是汇丰银行，从1880年代后半期在亚洲各地扩充了分局网，并计划增加以黄金计价的准备金以加强与伦敦市场密切联系，鉴于此，对银行而言的贸易决算，就不是对中国一国进出口均衡，而是要实现作为多地域间决算结果的均衡。其结果，对于当时曼彻斯特的棉工业的利害，尽管领事十分担心，但对银行而言却具有双重意义，如表2-6所示，不仅事关中英关系，而且事关大英帝国整体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所以在总体贸易关系中，大概就要以采取进出口及金银价格差相均衡为上策了。因而，尽管领事指出与英国本土的直接贸易增加得太少，对银行而言能够处理印度棉丝对中国出口上的贸易决算，但还是感到美国、日本的棉工业已成为曼彻斯特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危机感。不过，从贸易关系整体来看的话，这些在此时期都被相对化了，更不如说，棉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利害关系上的背离在这个时期显现化了。

表2-6 不同国家和地区向中国的进出口额（1000海关两）

综上，银价的下跌，通过转口贸易决算方法的变化，强化了在亚洲的外国银行的地位，而且外国银行又把它作为新的银价对策展开了投资活动。

1.股票投资与对清朝政府借款

如果说收购委托制的采用是针对这个时期贸易决算上银价下跌的一个对策，那么，还有一个对策，就是促进对中国的投资，整顿和扩充投资条件，而且表现出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密切的结合。对于银价下跌成为促进投资重要因素这一点，驻上海的英国领事N.哈奈在1893年的报告中作了如下论述：

现在的低银价，是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的良好条件，为投资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假如中国政府为了铁道和其他的公共事业借款而去欧洲市场的话，可能会在很优惠的条件上获得充分的满足吧。黄金借款若以白银换算，能成为原额的两倍，若有效使用的话，不仅是此举的报酬，还会像汹涌奔流那样刺激中国的出口贸易，改善贸易收支，其结果，会导致大量银两流入中国，这使西欧和中国都获得了安定。如果中国能够向外国企业公正开放的话，它会使那些等待多年的世界剩余银两也都流入此地。

以这样一种对中国投资条件的认识为前提，这一时期的上海投资首先表现为向股票投资，股票市场的整顿也开始了。

作为吸收上海投资的机关，证券交易所（上海股份公所，The 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1891年（光绪十七年）以英国商人为中心而设立（到1905年，改组和扩充为上海众业公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同年设立的中国协会（The China Association），推选原香港总督德沃克斯（Des Voeux）为会长，怡和商会的W.凯瑟克（W.Keswick）为议长，在上海、香港、横滨、神户设置了地方委员，另外汇丰银行也作为银行委员加入其中，以发挥对各地商业会议所的指导作用。在上海股份公所登录的中国外国企业、业种区别及企业数目见表2-7.比较1894年与1897年，根据《下关条约》对工业企业权的规定，棉工业和其他的工业企业股增加，另外土地公司股缴纳额的增加，公司债、工部局债、中国政府债的募集也数额巨大，这都是引人注目的变化。其次，股价大部分是“上海两”换算以及美元换算（美元计算股价的企业几乎都是以香港为活动根据地的）。至于分红，1894年6月期44家公司的年平均红利为7.6%。股价在汇丰银行属于例外的高价，1894年6月、1896年1月、1899年11月的各个时点上，红利分别达到100%、185%和340%的高点。

表2-7 上海股份投资业类别、通货细目

中国人对外国企业股份的投资增加，也是一个特征。投资的业种，涉及航运、保险、银行、码头、房地产、各种工业、公共事业等全部领域，股东也涉及该企业买办之外的商人、绅商等人。另外，华侨的投资活动从1890年代也开始急增。

在新的股份投资活跃的同时，更大规模的投资是对清朝政府的借款。从1893年到1900年发生的23件外国借款中，白银借款为8件。在借款额的比率上，只从英国的借款看，用英镑计算为4000万英镑，用白银计算1400万两，但如果折合成白银就成为17:1，所以，借款绝大多数为黄金借款。借贷的当事者，也是以汇丰银行为首，在英资银行中，有渣打银行、商业银行等，其他接续的有德华银行、俄清银行等的各国银行，洋行成为借贷当事者的例子大为减少。

2.上海钱庄业与资金筹措问题

在外国商人经营的上海股份公所设立的两年前，作为中国方面公开股票市场的“平准股票（股份）公司”就已经公开设立。其主旨如下：

即如公司一端，人见轮船招商与开平矿务获利无算，有是风气大开，群情若鹜，期年之内效法者十数起。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争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今平准公司逐日悬牌，定出真价，如兑换钱洋之听衣牌然，可一见而知。

对轮船招商局与开平矿务局显示出来的是来自商人们的积极股票应募，此后也是如此，每当企业设立股票都会产生投资的热潮，但对其后的股价变动，却顾及不到。因此，组织平准公司，试图公布股价以便于股票的买卖。

为了使钱庄相互间的决算顺利进行，1890年汇划（汇票）总会的设立，使一定额的汇票能相互发行相互清算，这是相当于汇票交换所原型的组织。这个钱业汇划总会主要以钱庄活动为主，在相互决算之外，也接受非会员钱庄的代理及外国银行的委托。

如上所见，在1890年代的大变动中，尝试着整顿金融市场的努力却未必能说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在此，想追溯一下资金告缺的上海市场的状况。

上海金融市场的变动，通过洋厘（银元1元对上海九八规银的换算行市，重量比是1元=0.72两）与银拆（对钱庄放银1000两的日息）而表现出了白银资金的供求状态。由表2-8所见，由于1890年代两者都达到了高水准，显示了整体上的资金不足。特别是洋厘，中日甲午战争时期，1897年出现工场建设的繁荣时期，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呈现出高峰状态；而银拆，则在1897年前后形成了高峰。加上不断扩大的贸易量，对股票、企业建设的投资，清朝政府从民间的战费筹措，更加上用于支付赔款的资金需要逐渐变大，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上海金融市场陷入了慢性的资金不足状态。在此之上，还要再加上上海市场银拆价格高涨的原因，前面说过的与收购委托制不同的贸易决算方法的采用。

表2-8 上海洋厘、银拆的变动

驻上海的英国领事N.哈奈在1894年的报告中讲道：

以收购委托制为基础的是契约，去年（1893年）却大规模地实行了与它不同的方法。在这个方法中，价格由所在地的汇率而决定，即中国人交易商在最小限度内保证了汇率。在这个方法中，中国贸易商在大体高位汇率上签订契约，因而银价只能维持在高位，据此便能够弥补自己的损失。(www.xing528.com)

这里显示出，中国贸易商的资金源依存于钱庄，而钱庄相互间则从外国银行借入短期放款来调配资金。从表2-8中能够看出，正是出于对该年银拆的上涨才采用这种决算方法的。在1897年11月的事例中，针对银拆持续上升，上海道台发布布告予以禁止。布告云：

近来各钱庄复有利空盘买卖，以致洋价日涨，每天拆息重至三元之多，而银拆亦因之加大。……查上海市面出入多用现银，商贾与钱庄通有无，拆息原不能禁止，而银洋皆系合作规银核算，是以向不准有洋拆名目……合亟出示谕禁。

钱庄的利空盘交易致使洋价（洋厘）特别是银拆高涨，而钱庄决定独自洋拆（不经上海现银换算而以银元付的贷款利息），是被政府禁止的。可见钱庄是很重视给商人提供现银的。

其次，在资金不足、贷款利息高涨的状况下，来看钱庄又是如何筹措资金和其破绽所在：

贴票风潮发生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先是有潮（州）帮郑姓开设协和钱庄于交通路（西棋盘街），首创贴票办法，以高利吸收存款，凡以现金九十余元存入者，即由钱庄开给远期庄票一纸，到期后，可持票往取现金百元，名曰贴票。……其总数约二百万元左右。

由潮州帮郑某首创的钱庄发行的贴票（私募债的一种），就是在某一钱庄转账进去90元钱得到长期庄票（2个月前后），如果期满可以得到100元支付。但是，这种方法一度引起骚乱，以至不断出现不能兑现贴票的钱庄累及倒闭。贴票自身也可以说是采取了一种“私募债”的形式，与同年清朝政府发行的内债相类似。但是，这一贴票试图与过去的旧庄票（钱庄发行的一笔付清汇票）的作用相结合，但持有庄票却不以现银为基础，从而加速了信用膨胀和收缩的循环，不得不暴露出其破绽来。

所以，1890年代的上海金融市场，是一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而又资金不足的局面，只是钱庄不能应对这种局面，只得求助于新的资金供给源及信用机关。这一事态于是形成了诱使外国资本向中国投资的条件。

上海金融市场白银下跌与贸易变动的动向，出现于1890年代中叶到20世纪初。在这个时期，1899-1901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以此为契机，列强各国为了解决贸易、金融上的问题，扩大利权而施加压力；在清朝国内也发生了戊戌变法、光绪新政、财政改革等前所未见的大幅度改革。前者的表现是1902年缔结的《中英通商条约》（马凯条约）和其后连续与美国、日本签订的通商条约；后者是围绕着财政整理案，币制改革案，制度、机构改革相联系的实施恢复清朝中央权力的政策措施，同时，还出现了与中央相对抗的四川、湖南等所谓“有实力”的地方各省进行强化地方财政、强化地方主权的活动。

中国海关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是作全国性的贸易动向总结，编成概括其基本特征的《贸易报告》，最初设想为年度海关报告。在上海的海关统计局局长，与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在北京）交换意见。

上海统计局局长执笔每一年的贸易报告，并把它作成了按年报告、附统计卷头的形式，使报告和统计二者相分离，这一工作始于1870年代。后来到了19世纪末叶，整个中国对外贸易问题逐渐成了政治、经济政策问题时，也采用了这一贸易报告的形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的贸易报告，包括了一些与以往收录项目不同内容。也就是说，通常记载的进出口货物的增减等之外，包含了一些与贸易收支、国际收支相关联的议论。而在马士贸易报告引人注目的题目中，甚至有了关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这个题目的背景，在于对不断增加的入超过多如何对待和处理的问题上，中国方面传统的“白银（财富）流出”论抬头，并且正在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贸易报告的形式，基本项目有以下5项：

1.一般概况项目。记述整体状况以及海关和贸易的一般变化。

2.税收项目。记述进出口税、转口税、鸦片厘金等。

3.外国贸易项目。记述商品贸易、贵金属贸易，它们分为：a.进口，b.出口，c.再出口。

4.船舶项目。记录不同国家船舶数及比较，船只总数、吨数的记录等。

5.贵金属项目。记录金、白银的进出口情况。

在这些贸易报告记录中，税务司及中国方面两者都最为关心的，就是年年增加的入超额了。在清朝方面，存在着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是“白银流出”状态的见解，认为对于贸易逆差，应该根据白银的流出量来清算，因而对中国的财货流出持极为疑虑的态度，而且它有马上就变成政治性问题的可能。其结果，作为争论的一个方向，与外国商人之意相反，出口强化对外国贸易的课税，以弥补贸易逆差额政策的状况，是很容易就发生的。

海关方面也试图进行“政策性的”活动，使进出口两者的统计数字相接近，修正从1888年至1903年的进出口统计数字。这一举动的基本思考是，1864年开始的贸易统计，是根据进出口的市场价格计算的，与国际惯例是不一样，会导致进口过多而出口过少的计算。从而，出现了贸易统计的“修正问题”，修正后的公式是以下的计算方式：

修正进口总额=原进口总额-（进口税+鸦片税）-7%佣金

修正出口总额=原出口总额+2.5%出口税+8%佣金

基于这个公式修正的贸易统计，如表2-9，差额便被大幅度地“减少”了。接着，1904年以来，到岸价格（C.I.F.）、离岸价格（F.O.B.)被分别用于各自的进口、出口，形成了以下公式：

进口总额=CI..F.=原进口总额-（5%进口税+2.5%子口半税）-7%杂费

出口总额=F.O.B.=原出口总额+2.5%出口税+8%杂费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按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标准作出修正，中国的贸易收支差额从原来市场价格计算的1/2减少到了1/5,1897年的修正值甚至显示出了出超。在中国近代贸易史上，出超只是1850年代后半期茶、生丝出口高潮时期出现过，但银价下跌的1890年代中叶竟然也出现了出超，是否值得考虑呢？进入20世纪，尽管修正值也变成了大幅的出超，若只从贸易收支上来考虑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就显得不充分了。所以，马士从这一具体状况考虑出发，主张不仅要从包含资本收支在内的国际收支整体中，把握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还要把握中国经济本身。

马士在1886年到1907年的中国海关业务中，保留了大量公、私两方面记录，成为探讨马士关于中国认识的方法论问题时极为贵重的资料。马士记录中限于他亲自经手的三个部分，即：

（1）海关报告、贸易报告等官方记录；

（2）与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的半官方书信；

（3）与其他税务司、其他人物的私人信件。

其中特别令人注目的，是马士担当1903-1906年《全国贸易报告》的执笔期间，用一种新的贸易报告形式和方法，提出的关于中国的国际收支问题。

1904年的贸易报告“贸易收支”一项中，马士按罗伯特·赫德的要求尝试作了说明。他本不是统计局里的统计学者，只是应赫德的要求来陈述多样的统计数字，如对到岸价格C.I.F.与市场价格共同需要的数值，便是针对赫德的中国对策这一目的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尽管中国是入超状态，而且中国还必须大量的还债和返还借款利息，但实际上，（1）白银并没有流出；（2）中国存在着其他的收入；（3）整体上的收支是平衡的。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预测说，巨额还款并不能导致出口的促进，中国就没有产生这种现象。马士首先从这种认识谈起，并试图解释其理由。

从1904年起的贸易报告，把以往报告项目的第六方面的贸易额一项改成贸易差额，采用了更加直接的差额。同时，赫德开始十分警觉此问题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赫德希望唤起马士对此国际收支问题的两点注意。它们是：（1）用于赔款和借款利息返还的白银流向；（2）“看不见的”国际收支的内容及其资金流向。这两点有一个共同性，都是对中国方面没有财富流出这一点的怀疑。

在马士与赫德交换的意见中，入超和赔偿问题成为主要的话题。也就是说，虽然由于出口与进口的差距缩小而调整了F.O.B.与C.I.F.双方与市场价格的数值，但1901年起入超额却再度扩大了。在这种状况中，入超用什么来弥补呢？同时，赔款返还、借款利息返还，其资金（白银）又是如何筹措的呢？这个数额每年高达4000万两，就是在中国一年总支出上也占了40%以上。这笔还款是向何处流动呢？是仅限于上海的外国银行？抑或作为币材向外国移动？如果是以汇票汇款形式，那么它们的方法又是什么？这些错综复杂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呢？赫德不断向马士提出质疑，因为这些也是中国方面极为关心的问题，指示他必须尽快拿出合理的解释。

首先，马士举出银价下跌问题的例子，指出在进口量没有增大的情况下，进口额也有可能增大。同时他还指出，尽管它是刺激出口的重要因素，但中国出口商品中的茶和生丝的价格却并不被中国市场所决定，它取决于国际市场，例如茶叶价格在伦敦、生丝在意大利或法国决定。因此，银价下跌未必能够成为促进出口的重要因素，而且，由于中国商人们在中国就已经把汇价波动变成自己的利益吸收了，所以，并没有对出口增大产生什么影响。

马士同时指出：钱价（铜钱与白银的比价）存在着相对性上升，但生产者和终端的买卖商人并不会受到银价下跌影响的波及，甚至可以说由于钱价相对上升反而能带来物价和收入上升（参见图2-1）。

银价下跌从1870年代开始，1890年代急剧下跌，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显示了变动不居的状况。把约35年之间的白银对金的购买力相比较，可以看出白银下跌了60%。与此同时，钱价（公定比价银1两=铜钱1000文）也下跌了30%。

其次，马士认为清朝政府的借金返还，实际上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还具有中国政府购入金本位计价汇票的意义。也就是说，无论是赔款返还，还是借款利息的返还，都是在上海金融市场从办理汇票业务的外国银行购入，而且它成为返还的唯一的顺序。因此，针对赫德希望描述出“资金移动内在顺序”的问题，马士在1905年的贸易报告中详细地作了论述。

图2-1 银价、钱价变动（1870-1904年）

资料来源：CIMC.Reportonthe Tradeof1904.p.268.

再次，从国际收支的观点来看，对于中国存在着贸易收支逆差特别是大量负债项目的问题，马士的推测是，扩大中国的收入项目，它的金额也是巨大的。但作为问题马士非常关注的主要点，是华侨对本国的汇款，并随之而伴生的黄金和白银进口。因此，他指出总体上看，可以认为中国的国际收支大体上是平衡的。

1905年的贸易报告与历年的贸易报告相比，具有不同寻常的规模与内容，与其说是报告倒不如说更近乎“论文”。它是马士努力思考的结果，是把因贸易收支的争论引发的关于国际收支的各种重要因素综合起来，在自己亲历的华南沿岸海关的经验基础上，试图导出一种整体性的相关关系。在1905年的贸易报告中，马士分析了财货项目中香港作为中转站的作用；在贸易收支的项目中，努力追溯了有关还款的移动、吸收的具体顺序。从1906年起被采录的中国国际收支的项目中，加上了贸易收支、金银收支和赔偿、借款返还额（参见表2-10），而且超支额是巨大的。这是把金银项目与商品的进出口放在了同一种分类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有与其正相反的分类，在那里可以看到收支差额有50%-90%的减少。就贸易统计马士提出，贸易品构成的变化应该对照实际情况，包含把分类为杂类的部分在内容上即行分割等等，还提出了有关变更统计方法的提案。这点请见下一章的“统计方法的变迁”部分。

赫德对马士作出的评价是，他把一贯性的项目复杂化，并在其中加入自己的说明。同时，还针对“看不见的”的项目，提出是否应该用“隐物”这一文字来标注的建议，并极力向中国方面说明其内容。另外，赫德就马士对伦敦坎贝尔的分析作了以下的评价，称其是具有“基础性的工作”：

你是否已经看了马士关于中国债务的报告？我在数月前安排他去做这项工作，部分原因是希望能够解释中国是如何来支付入超的，部分原因是想获知支付给上海的银行的贷款和保证金业务是如何操作的：“看不见的”出口在偿还进口，银锭并未离开本土，而是通过政府和银行从纳税人的手中流入到生产流通领域。我希望他能够在他的年度贸易报告中清晰地反映出这两方面内容，而这份债务报告可以看做是一项初步的研究。

在这里，赫德期待着马士对“看不见的”出口与白银国内流通所带来的收支均衡倾向这两个项目的推测，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