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观点与方法

1.在很长时间内，人们把“欧洲的近代”作为了世界近代社会的代表形态。在这种状况下，一般观点都认为亚洲的近代化是受到欧洲近代的冲击后才发生的。但是，经过历史过程的发展，作为欧洲模式的近代，与亚洲自身的近代之间却表现出了巨大差异，因而有必要在研究上作出方向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近代问题时，都应该从各个地域自身的历史过程出发来研究其历史本来的发展规律。

在这个问题上，那些把封建社会的形态相对地、“严格”地作为问题来讨论的地域和国家中，其“近代”的特征实际上被当作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解体过程来把握的。但是，应该承认，我们所研究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特指封建性的政治制度，而其社会经济，与其说完全是以封建为特征，倒不如说是以血缘的、地缘的甚至是同业行会之间等等地域性的、社会性的联系为特征，并在这种联系中保持了其历史的连续性。当把着眼点放在这一点上来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确，“近代”的特征未必仅仅存在于与所谓“封建”的连续性和断裂性上。作为结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不论是从封建社会论出发，抑或是从欧洲近代论出发，都难以从概念上来把握亚洲的近代化。

在研究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状况时，以往的普遍性观点认为，由于西洋和日本对中国经济权利的分割和掠夺，导致了清朝财政的衰微、经济改革的失败等等后果。如果我们从经济方面来探究外交史上的对外关系和清朝政府的国内政策，并仅仅以此为研究目的的话，这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认为，它却根本不能将世纪之交的中国内部的经济状态以及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经济状态，在历史性、整体性和固有性甚至是在同时代性中，明确地反映出来。何以这么说呢？因为清末经济的整体状况既是中国历史所积累下来的对内、对外各种关系的总集合，就有必要从中国经济和朝贡贸易以及周边华商经济圈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加以理解。中国经济的独立性，是通过将西洋、日本的影响纳入自身体系和逻辑中才真正发挥作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通过中国经济的包容力来把握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因而，与以往“清朝之衰退”的理解完全相反，我认为可以产生这样的认识：这一时代的中国经济状况，既是将外国事物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又是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的。

纵观本书，我尝试把中国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叶的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并试图展示一个由国内、国外同时代人的观点、论点和记录所构成的整体面貌。对这一时代的整体状况进行探讨，与其提出结论性的命题，倒不如为了提出方向性的提示；与其把问题收敛起来，倒不如将问题自身所带有的变化、影响面以及同时代人对问题的认识方法展示出来。之所以如此，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对于世纪之交的那个时代的变化，一方面强调其时代的变化和变动；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欧美、日本所带来的划分势力圈的竞争、清朝的衰退以及民众运动和民族运动的高涨等这样的“固定”的框架来把握。其二，对经济史的研究基本上也应因循这一框架和方法论进行。

2.一般认为，在把握中国的时候，有必要从三个角度来加以研究。这就是：

（1）首先，把中国作为整体来把握的观点或综合把握的角度。同时，这种观点也是互为把握的角度，即把中国社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建立在平衡观基础上的探讨。

（2）其次，以微观性观察为角度，旨在对焦点问题进行分析探讨。以部分的独立性和完结性为问题研究点的视角，既然存在于（1）的宏观领域中，这种视角也势必可以应用于相对于中央的地方和相对于中心的周边等问题的探讨之中。

（3）最后，使追踪同时代人认识的视点成为必要。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东西，更是被现代人的视角重构的过去。正因为存在着由现代主观性“恣意”选择的过去，所以，这种主观性必须与历史上该时代人的视角进行对质，而且还应该在现代之中将其相对化。

通过上述宏观的、微观的以及交叉的研究角度来看中国历史的变化，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变化，可以发现：

（1）政府方面与个人方面周期性的交互性交替，表现为社会财富和个人财物积累的交互性。

（2）中央集中与地方分散，一方面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权重的相互转移，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其社会经济活动的发达程度。

（3）边界、周边、边缘的重要性和中原（国内财富和政治的重要地域）的重要性互为表里，构成了时代变化的周期。

以上三点，产生于从方法论上理解中国社会变化特征的必要性上。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关于清末时期经济的评价问题极具争议。在这其中，能否把“清朝之衰退”仅仅作为清朝政治力量的衰落，并将它照搬于对社会经济状态的认识之中呢？我们能够逐渐明确的是，事实上并非那样。因为被预期的将来，并不是上述所说的那种衰退方向——既不是伴随着民众运动扩大的同时，对将来社会变革进行预测的方向；也不是此后的政权单方面地向中央集权方向发展的预期方向——当然，这个方向也是描述以往政治性混乱时代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上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明确论及了研究这一时期蓄积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它的重点还在于强调反命题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与研究民众运动史在其动机上是共同的——但是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视点。

从以上的意义来看，在经济史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上面所说的三个视点中互相矛盾着的诸领域，因此有必要对其中发挥媒介作用的领域给予充分的注意，并进行有意识的探讨。也就是说，以中心与周边的相互作用为媒介的领域，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媒介的领域，以公共部门与私人领域为媒介的领域，都有必要从共同领域上作出研究探讨。在本书中始终受到注目的媒介部门就是海关，此外，还围绕海关的商品动向，对中国海关监督与外国税务司之间的关系，厘卡、常关、海关的相互关系等等进行了研究。

我认为中国财政史是近代中国经济史中最具有特色的典型性示范。清末财政具有三方面内容，这三者既不同又相关。即：（1）财政与通货政策的关联性，比如说，政府当局为筹措财政资金而大量制造铜钱，结果造成了与银币相比铜钱价值的下跌。（2）世纪之交的清末时期，尤其围绕外国借款问题，在财政活动中也伴随着贸易金融问题。比如，改善外国汇兑不稳定性和中国贸易不均衡等。（3）财政上与税制保持密切关系，并藉此开辟新税源的政策尝试等。

从以上三项内容推导出来的一般性结论之一，就是中国创造出了怎样的国民经济。国民经济（不是地域经济）这一框架，大概而论，意味着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和统一的经济制度与产业构造。大部分国家关于近代史的研究，是在国民经济的分析体系框架中进行探讨，这可以说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从清末到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也是比照这种体系来进行探讨的，并且也将其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分析国民经济的时候，既要探讨它的存在与否，同时也加入了该时代人们的议论。但是，如果作结论性的陈述，至少是在考察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时候，比起把它归入“国民”经济的框架之中把握，不如着眼于地方经济与中央财政的结合与分离的实际状态，着眼于地域经济自律性的相互关系的实际状态，以及着眼于对外经济关系的实际状态来进行，因为只有通过这几个方面才能达到切实把握中国经济的实态。

3.研究近代经济史中的海关作用时，如果从海关制度入手，我认为其中尚存在几点制约因素。这是因为，视外国人税务司为顶点的海关制度研究，只不过是外交史研究的延长而已。它与分析条约不平等为出发点的外交史相似，不过是因循了经济史研究中的一般方法，即认为制度和组织是靠其自身来维持其实际形态的。而历史的实际状态与同时代人对客体的认识相关联，尤其表现于内、外认识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涉之中。也就是说，这是从西洋向中国接近过程来看的制度性探讨，同时从中国方面来看，也有必要从中国的对外认识（=自己的认识）的脉络中，把握海关的历史地位。

对海关史研究而言，也不能忽视对中国固有的组织和机构的把握方式。特别是在传统的组织和机构中，并没有组织体的功能，不是把个人行为模式定位于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分担和发挥作用，而是旨在上意下达的组织，个人只是作为体现等级观念的存在。因而在这样的组织整体和利害攸关的各种关系之中，人们非常关注的是如何拒绝接受来自外部的影响。如果“公”只是限于维持“上意”，并且无视社会问题的构造，那么，个人也未必有必要从自身出发来应对外部性要因，反而是于“公”试图包摄它，于“私”试图利用它。即使在包摄达到饱和点或包摄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于“私”的方面仍可以主张回复“公”，从而使作为传统组织体的自律性得以维持。

关于海关的状况也大同小异。清朝中央只要其统治秩序尚能维持，不管其制度是否是外在的，都可以对其加以利用。它与欧洲和近代日本以制度本身作为目的来建构的情况相比，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上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所导入的外部制度，基本上被包摄在了中国的社会关系之内，而且只采用了其中机能性的部分。海关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是作为功能性的东西被接受，而不是作为统治制度来考虑的，并且被纳入了清朝的官僚制度之中。从这一点出发，就不能从以往人们将其看作“洋人的朝廷”和“外国人的管理”的方面来强调海关，而应该从中国与西洋相异的统治原理发生碰撞之际会产生怎样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出发来研究海关，我们就有可能得出与以往不同的见解。总之，可以说，与仪礼制度相对的职能制度，在不同的层面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www.xing528.com)

中国史上的税制和关税问题，历来被认为具有外部性或以强制性征税的特征。因此，其制度自身的整合性和完全性始终是问题所在。在此，我们却认为也有必要从把关税作为商业秩序等民间秩序的反映这一方面来把握关税的机能。

另一方面，以往的制度史研究，首先是以制度结构为中心，并不是把其来源作为问题，因而将制度与构造的研究相混淆了。所以，在把握制度运用和制度机能的时候，应该从实质上对制度加以确认，应该探讨其“制度化”的状态，即采取从制度本来意义上考察制度的研究方向。然而，实际上恰好相反，以往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考虑“运用的理念”——这一制度之所以成其为制度的特质。

4.在这个意义上，海关被纳入清朝政府财政制度，并成了其中的一环，是作为财源而被重视的制度。只要其财源尚存于清朝国库，至于海关负责人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可以说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因而海关被定位于两者之间，并赋予其作为两者媒介的功能，维持着清朝内部的均衡关系。

具体来说，从中国方面来看，可以明确的是：所谓海关（洋关）主要限定于为外国所设立的部分，而海关制度则以中国传统的常关制度为基准。因而，海关的作用在当初只限于维持对外贸易秩序这样一种目的上。即：

（1）基于一定的税率以征收外国船税；（2）为了保证、充实航海机能而建立全国性的机构；（3）为防止走私而采取措施。海关只从事以上三个领域的业务。但是，因为海关处于中国与外国进行交涉的接触面上，同时具有作为东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制度性媒介这一地位，所以又具备了下述功能：（4）贸易统计的编辑与公布；（5）社会调查与报告；

（6）外交的自主权——海关的独立性；（7）邮政业务；

（8）常关的管理；

（9）借款担保的管理；

（10）交涉权；

（11）人事管理；

（12）盐务；

（13）同文馆的教育、翻译事业。

综上所述，海关既保持单纯的行政功能，同时又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在中国近代史上，海关不只是征收关税，还从事外交、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与清末的经济社会和“清朝之衰退”成反比，显示出了活跃的流动性。甚至在征税上，因为海关构成具有的国际性，围绕海关问题，也屡屡波及国际交涉和国际关系诸方面的问题。

5.本书所用海关资料的搜集、阅览，得到了多方的大力协助。多伦多大学资料馆、卡奈尔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赫德图书馆、中央图书馆、费正清中心、华盛顿美国合众国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以及布贝尔研究所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以及香港correction亚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新加坡大学图书馆、马来亚大学中文图书馆、悉尼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泰国法政大学图书馆、Chulalongkon大学图书馆、缅甸大学图书馆、法国外务省资料馆、法国财政部资料馆、法国国立公文资料馆、法国国立图书馆、里昂大学图书馆、里昂生丝研究所资料室、里昂市图书馆、普罗旺斯法国殖民地省资料馆、郎德大学图书馆及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荷兰国立资料馆、格罗宁根大学图书馆、汉堡大学图书馆及中国研究所图书馆、吕贝克大学图书馆、柏林国立博物馆图书馆、SOAS图书馆、剑桥大学维多利亚图书馆及谢希尔·罗斯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英国公文图书馆·印度公文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图书分馆（台湾）等多家图书馆、资料馆、公文书馆，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但本书对上述诸机关的庞大资料未能充分使用亦深为不安。后会有期。

6.本研究积笔者十余年心血，在海关资料搜集的过程中受到诸多前辈、同学在研究上的启发，也得益于研究所内自由轻松氛围下的讨论。对此，深表谢意。

在本书刊行之际，得到所长斯波义信教授、刊行委员会（委员长池田温教授）各委员及研究所各方的大力关照。尤其感谢汲古书院社长坂本健彦在付梓阶段的细致入微的关照。另外，感谢上智大学琳达·格罗夫（Linda Grove）教授、一桥大学研究生小濑一在校对阶段所给予的帮助。

以上诸位对本书出版的大力协助，谨记致谢。

1989年1月5日

滨下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