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研究的曲折发展与挑战

在旧中国，周先生做过很多关于学术研究的计划。他在1928年曾经写道：

我年来时常作如此的计划，假使我的环境与学力允许的话，我将献身于经学史的撰著。我将慎重地著撰一部比较详密而扼要的《经学通史》，使二千年来经学的变迁，明晰地系统地呈献于读者。其次，分经撰述，成《易学史》《尚书学史》《诗经学史》《经宋学史》及《经古今文学异同考》《经汉宋学异同考》等书；再其次，以书籍或经师为经，以时代为纬，成《历代经部著述考》与《历代经学家传略》；再其次，探究孔子与经学的关系，成《孔学变迁史》与《孔子传记》；最后，我将以我个人的余力编辑一部比较可以征信的《经学年表》与《经学辞典》。自然，这在具有天才的学者们，或以为这是胥钞的事，而加以轻蔑的冷笑；但我总觉得学术要专攻，这初步的整理的工作，也应该有人忠实地埋头去做。我希望着，不，我热望着，我热望着我的环境与学力能够允许我，而同时热望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得到几位学术上的伴侣。［71］

读了这位年方“而立”的青年学者所写的这份宏大规划，我钦佩，也不禁掩卷怃然。事实已经证明，写成这十五部著作，更其是其中几部主要的论著，以周先生的学识和才力，那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自那以后，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他已发表的论著数量虽可观，却只占原计划的很少一部分。

是周先生自谦的“秉性疏懒”吗？不是的。就在发表这计划的时候，周先生便大声疾呼，学术研究应该不说空话，不喊口号，更不能去做抄袭杂凑的文字，只有大家低着头去努力，抱着“锲而不舍”的态度，“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才能真正对社会做出贡献［72］。他自己说到做到，因而在20年代就被誉为“谨严的学者”。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少论著，都是他拟撰作品的一部分，或者就是某部著作的导论，可证他的确在努力实现自己的宏愿。

然而周先生的计划竟大部分没有实现。当然，同客观需要和主观兴趣的移动，也有相当的关系。周先生还在做编辑，做教授，都需要花去大量时间。周先生在30年代对于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学进行了很多研究，也需要付出大量精力。不过根本原因不在于此。在哪里呢？在环境，在社会政治的黑暗，在生活条件的恶劣。凡读过周先生在那些年头发表的评论、通信和杂文的人，大概谁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尤其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期，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重压，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猖獗，怎么可能安心地沉浸于学术研究中去呢？于是，我们便看到周先生最好的创作年华，即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只不那么充分地利用了十年。而对于一位社会科学家来说，通常是最重要的岁月，也就是才学识都臻于成熟的“不惑”之年，在周先生却随着反抗黑暗和应付生活的忙碌，而没能主要用在学术研究上。我们非常惋惜地看到，自30年代后期到整个40年代，周先生竟没有经学史的新著问世，道理就在这里。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周先生在那时为什么热烈欢迎中国“整个的大地在震动”［73］。他是多么急切地盼望中国的漫漫长夜赶快过去啊。

当周先生同老朋友吴文祺等一起，通宵不眠地倾听着苏州河畔的枪炮声逐渐沉寂，而欢呼着迎来上海解放的曙光之后，便立即投入繁重的教学工作和学校行政工作，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者而忙碌。50年代前期，周先生相继担任着复旦大学的史地系主任、副教务长等职务。那时做领导工作的专家，还是受器重的。因而周先生的行政事务已够忙了，但他依然坚持教基础课，教专业课。即使到1957年“反右”以后，他已兼任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政治环境日趋恶劣，他的健康状况也差了，仍然克尽教授的职责，坚持到学校上课。我不记得在1964年师生都被“赶”下农村参加“四清”以前，有哪一学期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不在讲坛上吸粉笔灰。

可是周先生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他努力尝试了解马列主义，重新检讨自己的研究成果。1955年他的《经今古文学》重印，便在后记里诚恳地批评自己过去讨论古代经学史，“缺点则在于没有阐明今古文学产生和演变与社会下层基础的关系；或虽略有说明，如清代今文学的复兴一段，但仍嫌不够详尽”［74］。

1959年起，周先生又重新开始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他为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开设了“中国经学史”，这是当时全国大学文科中独一无二的一门课程。他指导学生和研究生撰写有关经学史的专题论文，从材料到见解到修正文字，都竭尽心力予以帮助。他主编《辞海》的经学史部分，几乎对每条释文都亲自修改，还不断同有关专家就释文进行商榷，例如关于王肃经学成就的估计便讨论过很多。他于50年代后期便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经学史，这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努力。”［75］他再次率先低头努力了，动手编写《中国经学史》讲义，先解决学生所迫切需要的教材，并准备在这基础上发展成专著，完成年轻时撰写《经学通史》的夙愿。自60年代初开始，为了促进经学史的学科建设，也为了活跃学术界百家争鸣的气氛，周先生决定把讲稿的部分内容，先用论文形式陆续发表。

这时期周先生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可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变期”。由于经学曾经长期被习称为封建主义的统治学说，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经学遗产每每会被当作纯属于封建文化的糟粕，而遭到唾弃。于是，研究经学史，不但容易被看成搞冷门，而且即使像周先生那样，分明抱着“检验粪便”的愿望去研究，也很容易受到从“左”边来的干涉和指责。虽然“中国经学史”已作为专题列入1956年的国家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虽然周先生不断强调研究经学史对于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和封建文化的重要作用，却总扭转不了从什么“拔白旗”运动膨胀起来的一种偏见。这种偏见根本不顾或假装听不见周先生多次重申经学和经学史不可混同的理由，多次强调“在现在，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的事实，而凭借自己的特殊想像力，构成一个古怪的逻辑，那就是经学既为“封建学”，那么，总说它的历史应该研究的周先生必定是“封建人”。大家知道，那十年动乱时期，从这个逻辑演化出对周先生横加诬陷的多么可怕的罪名。

恩格斯早就肯定过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那种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教义的“左”的偏见，迫使周先生在重建中国经学史学科的时候，不得不由起码的常识说起，譬如什么叫“经”，什么叫“经学”，什么叫“经学史”等等。这种在从前对中学生进行的启蒙教育，居然需要在学术研究论文中加以重述，便不能不影响他在60年代初期若干论文的质量。我们读他那时发表的若干论文，当时总不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比方说讨论经学史的学派问题，讨论两汉之际今古文学的争论问题，讨论秦汉博士制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讨论顾炎武、章学诚、章炳麟等的经学思想等等论文，尽管中间不乏周先生在课堂讲授中提出的新鲜见解，但周先生在经学史体系方面的新意，却没有得到再现。而且文字不像过去那样流畅动人，风格显得相当拘谨，常给人一种反复申说的感觉。这使很多学生在那时都感到惊异，不明白道理何在，并且更愿意聆听他卓见时出、锋芒少敛的课堂讲授。

作为期望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繁荣的正直学者，周先生对于“左”的偏见，始终看不惯，忍不住。60年代初，他就在各种场合，表示对那种把政治与经济绝对对立起来的言行的愤慨，指出那与其叫“革命”，不如说是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说教的新版。他尤其憎恶动不动给学术研究扣帽子、打棍子的做法，认为这是不许人们通过自由讨论了解历史真相的行为，发展下去就会重蹈封建专制君主利用愚儒黠儒以惑世诬民的覆辙。1962年，他同许多学者一起讨论孔子时所发表的意见［76］，便集中表达了他在学术上的是非倾向，也再次显示了他在经学史研究中的特有风格。

周先生强调，研究历史遗产，应该注意清代汉学家便已认作准则的“实事求是”。他认为，孔子的影响不限于中国，孔子的思想对于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都有影响，因此搞清楚孔子问题，对于了解中国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变迁，对于了解由孔子而引起的其他国家思想或文化的变异，都是必要的。但研究孔子的现状怎么样呢？周先生看来很不满意。他说：首先，史料的运用有问题，常常先存对孔子的主观看法，然后在文献中去找论证替自己的臆说张目，例如，用《易传》的思想来论孔子，便无是处；其次，没有把孔子同后世的儒家区别清楚，常常“把后世的腐儒、愚儒、黠儒，更其是一些滑头政客的罪孽，都算在孔子账上”，而且有“唯成分论”的倾向；再次是忽略孔子思想的世界影响；最后还有基本功问题，特别是文字训诂上常犯以今律古、增字解经之类毛病。

如果我们回顾十年动乱前夜极“左”思潮也已侵蚀学术界的情况，那便不能不说，尽管周先生举的只是一个历史实例，尽管对周先生就这个实例本身所发表的见解存在着不同意见，但他通过这个实例所批评的倾向，却无可讳言地存在着，并值得我们经常注意。多年来，我们吃“以论代史”的苦头，我们受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危害，还少么？即如周先生对研究孔子现状的批评来说，当年曾经引出反批评。反批评是应该的，真理总是通过辩论逐步明确的。但当年的反批评，不是同样从事实的分析中引出不同的结论，而是抽象地谈论阶级分析方法，指责周先生说采取“唯成分论”无补于历史问题的解决是否定阶级分析等等。这不正好反证“左”的倾向是客观存在么？(www.xing528.com)

其实，周先生虽然在学术见解上不肯依违调和，但对于那些同样为学术努力而见解与他不同的学者，却从来表示尊重。他多次称赞范文澜的经学史著作，列为学生必读的参考书，便是一例。即使对他的尖锐批评，有些显然并非抱有善意，周先生也十分认真地进行研究。60年代初，他主编大学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初稿撰成后先在高等学校内部征求意见，不料就有公开刊物载文只凭几条可继续商榷的释文而抹煞全书，还扣上了“封建”的帽子。那时编写组已解散，仅余我仍在通改初稿，周先生仍要求我慎重研究，尽可能采纳其中的合理成分，以后还在正式出版时公开表示感谢。这都使我感到，他决不是一味党同伐异，非那种拘拘于门户陋见的人物可比。

正因为周先生关心学术文化的繁荣，关心学术界的百家争鸣能否坚持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常开展，所以他经常不计后果，提出各种积极的建议。自然，他总急切地希望扫除经学史和整个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障碍。譬如在讨论孔子时，他就发出呼吁：

《孔子传》是目前一部急于需要的专著，……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写出好几本《耶稣传》，作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写出孔子传来清算这长期的封建社会吗？

一部儒教或者儒学发展史也是急于需要的。孔子影响于后儒，但决不同于后儒，这线索搞不清楚，孔子问题是不能彻底解决的；不仅孔子问题，连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的。

孔子思想，或者扩大些说，儒家和儒教的思想，以及由这些思想所形成的文化，对于亚洲以及其他地区，如欧洲，所发生的影响，在今天，应该加以注意，汇集资料，写出论文或专著，决不能再加忽略了。……我很希望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孔子思想在世界》或《世界文化史中的孔子》一类宏伟的著作！

我深切希望《中国哲学辞典》或《论语辞典》等早日出世！［77］

对照周先生1928年发表的计划，谁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他已入老境，但青年时代那股献身于经学史研究的劲头，那股渴望清算中世纪经学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所不同的就是更多的寄希望于广大学术工作者。不过，这也是周先生在展示他研究中国经学史的规划。假如能实现的话，尤其是很宜于由周先生自己来主持撰写的《孔子传》和《儒学发展史》能完成的话，那将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可惜，历史又走了曲折的道路，环境再度迫使周先生的规划搁浅，而且用无法想像的粗野手段迫使这位老人停止“清算这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经学史的研究。他数十年积累的经学史资料，他许多年撰写的经学史讲稿、著作和其他手稿，曾经装了两大麻袋，然而有的被愚蠢者付之一炬，有的被狡黠者趁火打劫，总之或永远毁灭，或不知去向，真正是一场浩劫。如今，当我们搜集和编校周先生在半个世纪里研究经学史的主要论著时，越发感到周先生坚决主张清算“长期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多么必要，越发感到更多的人了解中世纪经学的兴衰史多么必要。

1980年初稿

1981年增订

附记：本文初稿曾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原题《经学与史学：周予同教授的经学史研究》。发表后，谬承周先生首肯，并得到很多师友的鼓励和指正。不幸，先生没有来得及看见这部选集出版，便于上月15日遽归道山。师友们震悼之余，要我对周先生的学术见解作更详细的评介。这使我很惶愧，因为自知对于周先生研究中国经学史五十年的丰富成果缺乏系统研究，而于如何用唯物史观去剖析这门中国过去的统治学说史，更远未窥见堂奥，所以甚感为难。但经师友们督促，不得已对初稿作了较大的增订，并改今题。主要增订的是周先生学术经历的简介，他关于“经宋学”的见解，其他部分也有所加详。自知言浅识陋，作为编者后记，也难免“续貂”之讥，期待师友和读者们不吝批评指正！

作者附识，1981年8月。

本文是著者编校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的“后记”，在收入本书时，作了若干文字校订，并增列了节题。关于周予同先生的简历，以及《选集》的编校和增订过程，请参看该书“编者说明”和“增订版前言”，均载于《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2版，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