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学和新史学的思想变革：周先生与范文澜的观点比较

由经学到理学的研究，周先生不断剥露孔子和经传在古典的中世纪的时代被穿上的怪装，使他更自信已认识孔子的真相，即《孔子》尾语所概括的那些意见。了解经学史的读者也许要问，照周先生的看法，他不是接近于今文经学家，特别是清代今文经学家“视孔子为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的见解吗？这最好听听周先生自己的回答。

在论及近代思想史上经今古文学之争的时候，周先生坦率地说：“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今文的。”［56］后来，周先生回忆说，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虽在五四运动以后，文史学的情况仍然落后于现实，更其表现在高等学校和出版企业中。那时文史学界有四派：否定经学而转究史学的是少数；只知抱残守缺、汉宋乱用的是多数；但在大学讲坛上势均力敌的，却是坚持章太炎“古文”说和宣传康有为“今文”说的两派：“大概地说，南方各高等学校中主‘古文’的较多，北方各高等学校中主‘今文’的较多；而且大概地说，主‘今文’的对新事物较易接受，主‘古文’的对新事物每趋抗拒。”［57］于是，我们便不难想见，为什么当问题回到学术领域的时候，主张否定经学的周先生却倾向今文了。

当然，这决不单纯是感情上的理由，它主要还来自周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学变化的考察。

他认为，中国的史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它的“转变期”。转变的重要象征，便是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并且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在周先生看来，从思想方面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动力的，就是经今文学，其第一部著作，便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

周先生说，从清末上追到西汉末，所谓孔子的“道统”说，所谓三代为“至治盛世”说，支配着中国的哲学家和史学家，从而使传统史学总在宣传世愈古而治愈盛，“陷入无可超拔的退化泥潭，而归结于悲观论与宿命论的史观”［58］。康有为受进化论影响而写的《孔子改制考》，主观上在于假借经学以谈政治，作为倡言变法改制的张本，但他以为中国历史由秦汉以来才可考信，人们所熟知的三代历史其实是孔子为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这在客观上便“破坏儒教的王统与道统，夷孔子与先秦诸子并列”［59］；它还提出时愈久而治愈盛的进化论新见解，从而使“孔子的地位与经典的尊严发生摇动”［60］，结果导致了史学开始向经学宣告独立。

因此，周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的史学，由“泥古”“疑古”“考古”，发展到“释古”［61］，也就是发展到郭沫若等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中间，清末复兴的今文经学，“在消极方面能发扬怀疑的精神，在积极方面能鼓励创造的勇气”［62］，实在起了桥梁作用。(www.xing528.com)

这个见解，在20年代周先生的论著里已露出端倪，到抗日战争前夜比较成熟，而系统的陈述则见于1941年所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从学生时代开始，周先生便对马克思的学说发生兴趣，但那时他注意的是这个学说同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63］。在他早期的经学史或教育学的论著里，我们虽然已经不时发现受唯物史观影响的明显印记，譬如由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阐释“孝”的观念的演变［64］，总的说来却可借用周先生的话道是处于“转变期”，也就是存在着就思想论思想的缺点。然而生活与实践的教育，使周先生愈来愈倾向用唯物史观看问题。他在1929年就公开说应该承认唯物史观对经济和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比唯心论者的见解要高明。用它来解剖现代史，则可知辛亥革命“只着眼于浅薄的政治上层组织之改革”，五四运动“只着眼于浮广的社会全部思想之改造”，都没有触及中国经济制度改造的根本问题，只有“五卅”运动“才稍稍触着社会问题的核心的经济制度”，“证明新的中国在一步一步地前进”［65］。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周先生既然抓住了解剖现实的手术刀，自然会拿它去解剖历史。所以，在周先生30年代的论著里，我们便发现他愈来愈多地注意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的关系。例如1937年他向中学生所作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概貌的一次介绍［66］，即证明他已基本接受唯物史观。正因如此，他讨论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也取得了突破前人陈说的成果。而他的踏实学风，坚持从材料入手，通过史实研究以达到结论的严肃态度，更帮助他在同样的观念指导下获得学术上的创见。

即如前面介绍的关于清末今文经学的客观历史作用的见解，如今无疑还存在着争论，我也不敢表示完全接受。但无论我们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能不说这是周先生的创见。不妨将它同范文澜早期的经学史研究比较一下。范文澜很早就接受了马列主义。恰好在1933年，紧接着周先生的《群经概论》出版之后，范文澜也发表了一部《群经概论》，同样讨论“十三经”。同时，范文澜也十分注意封建时代经学与史学的关系。但范文澜显然倾向古文经学，赞同“六经皆史”说。而且，在《文心雕龙注》里，还一再引证刘师培肯定两汉谶纬的史学价值的文章。即使到后来，范文澜的经学史观点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内，仍然对今文经学基本持否定态度。这就表明，同样讲经学史，周先生和范文澜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学派。

然而，正如范文澜倾向古文不等于是古文经学派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周先生自己承认倾向今文，而说他是今文经学派。

其实，对于今文经学，尤其是清末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宣传的今文经学，所包含的误谬思想，例如所谓“孔教救国”说，所谓“六经致用”说，所谓“纬候足征”说，以及他们处理材料时所抱的武断与狂妄的态度，周先生从来给予严厉的斥责。他那样力辨历史上真假孔子的区别，他那样力斥谶纬中假孔圣的可憎，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痛恨这类古老的迷信的幽灵总在出现。他曾经直率地指出，他讨厌康有为他们提倡用孔教来治国，因为“现在近似这种荒谬的思想仍然流行着，不是将失真的孔子来代表东方文化，就是深一度的荒谬使孙中山孔子化”［67］。他也讨厌康有为他们探求六经致用之例，因为蒋介石、汪精卫和日本侵略者都把《春秋》之类经书变成灵咒，“对于西汉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诬地在赞叹着，仿效着”［68］。他总是拿康有为思想的矛盾的演变，由传统的破坏者变成时代的落伍者，来提醒人们不要变成迷信“国粹”的“妄人”，去“捧着封建思想，捧着宗教思想”，“向穿中山装的孔子神像叩响头”［69］。他也总是反对怀着主观偏见去研究历史，以为那是今文经学那套“诛心”“致用”之类观念在作祟的表现；因而他批评有些人“政治趣味过于学术修养，偏于社会学的一般性而忽略历史学的特殊性，致结果流于比附、武断”［70］。

可见，不论周先生的具体见解有多少可议之处，他对整个经学的弊病不表宽容，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