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与朱熹：怀疑与贡献

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到9、10世纪以后起了愈来愈明显的变化。孔子和五经，在表面上依然享有莫大的权威，但实际上已由“绝对权威”悄悄地下降为“相对权威”。发展到元朝，在“至圣”孔子的偶像旁边，便坐上了一位新升的“亚圣”孟轲，同他分享着皇帝官员所祭献的猪羊，并听着儒者们叩头的响声；而所谓孔子手定的“五经”，不仅在头上已爬着朱熹所论定的“四书”，被后者夺走了钦定做官教科书的为首地位，而且连它们自身某些部分的历史真实性，也遭到学者们的怀疑和非难。这个变化的过程，其实是中国经学的一个更新运动。更新了的中世纪统治理论，即现在人们习惯叫做“孔孟之道”的学说，过去或称“道学”，或称“理学”，而清朝学者因为它同两汉经学家所解释的孔子学说即所谓汉学分属于两大门户，而它的体系又完成于程颐、朱熹一派宋朝学者，于是称之为“宋学”。

所谓宋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指程朱系统的理学，自13世纪起支配中国的思想界达五百余年之久；如果把它已获得半官方哲学地位的两宋时期也算进去，则实际支配时间近八百年。显而易见，研究中国的经学史，也就是中世纪统治学说的历史，是不能对这种经学更新运动的结果置诸不理的，即使它结出的只是一串苦果。

然而，由于元、明、清三朝“道学”的地位愈尊，思想界的僵化程度愈甚，科举出身的帝国官僚所患的虚伪、迂腐、贪婪、残忍、不解事、无特操之类顽症也愈厉害，所以，凡对这种黑暗腐败现象有所不满的人，大都对程朱理学抱着难以克制的憎恶感情。清朝中叶的许多汉学家便是如此。虽然除少数人外，他们多半不敢公开反对已被供进孔庙陪吃冷猪肉的程子、朱子，有的还对程、朱的德行表示服膺，可是讲到学问，则向宋学投以鄙夷讥嘲的眼光，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研究此类“帖括之见”。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清末民初中国的学术界。

周予同先生同样憎恶理学家高唱的“道统”观念，更其讨厌他们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说教。但他总认为，主观的爱憎不能替代客观的研究，你反对被孔子、朱熹牵着鼻子走，就得认真了解孔子、朱熹是怎么回事，说清楚自己主张的切实理由。1929年，正当蒋介石坚持“武力统一”，戴季陶们制造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新“道统”说闹得甚嚣尘上的时候，周先生写了《朱熹》一书。其中哲学部分，曾以《朱熹哲学述评》为题，先在《民铎》杂志上发表，篇前作者按语里写道：

内容，自然平凡得很，但似乎还有点系统，或者可以供这大时代中几个玩玩古董的人们消遣，或者可以打破流行而是荒谬的“道统”观念。［45］

他毫不隐瞒自己反对新“道统”说的态度，难道还不明显么？然而也正是在这部著作里，同样表现出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如同周先生对待孔子那样，他也致力于剥掉后来中国统治者所崇拜的朱熹的假象，还历史上朱熹的本色，从而透过这位宋学集大成者的学术思想体系，使人了解由汉学到宋学的转变，以及二者的联系和区别。

这里不拟详说周先生关于宋学和朱熹的全部批评。本选集所收的《群经概论》和《朱熹》二书，相当集中地包含了他的批评内容。初学者假如觉得二者太专门，不妨先看看选集也收入的《汉学与宋学》一文。现在仅说他的若干特见。

同“道统”说的传统见解相反，周先生认为朱熹和他的先驱者，对经学的基本态度不是继承，而是怀疑；所谓宋学，其实是经学怀疑派之通名。怀疑经学所以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在周先生看来，消极的原因有不满于训诂义疏堵塞思辨的道路，有不满于所谓纯文学的“玩物丧志”；积极的原因则有道家和方士的思想影响，但最有力的刺激和影响则来自于佛学，因而宋学可叫做“儒表佛里”之学。

这些见解，似乎并不新鲜。清末皮锡瑞便已说过宋朝是“经学变古时代”，宋儒对汉儒说经多所怀疑；章炳麟更曾指出理学开始于调和儒佛的愿望，到程颐、朱熹形成宗派，特点就成为“里面也取佛法，外面却攻佛法”。但他们都还把理学看作儒家的宗派，周先生则以为这种儒佛混合的产物，已脱离了本来意义的儒家的轨道。

盖原始之儒家，留意于修齐治平之道，疲精于礼乐刑政之术；虽间有仁义中和之谈，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际。及至宋代之理学，始进而讨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于心性，求心性之本原于宇宙。故儒家之特色为实践的、情意的、社会的、伦理的；而理学之特色则为玄想的、理智的、个人的、哲学的。二者殊不相同。［46］

就是说，在宋朝学者那些枯燥乏味的儒家语言的背后，隐藏着对于传统的儒家学说的否定，思辨代替了信仰，理性冲击着感性，个性的存在被承认了，哲学的最高任务不再是对伦理道德的教条作神学的训释，就是说出现近代意义的哲学。

正因如此，周先生认为，如果说汉、唐经学代表着“道统”的话，那么理学所起的作用，恰是对这种“道统”的破坏，使它失去了昔日头上笼罩的灵光。他从这里引出一个基本见解，一个同清朝以来流行的宋学批评相反的见解，那就是在中国经学史上，宋学比起汉学来，非但不粗陋，反而更少有神味，更多具人味，因而宋学实有其特殊贡献。

那贡献，据周先生的意见，主要在于“疑经”——怀疑唐、宋王朝所承认的孔学经传的历史真实性。南宋的陆游描写北宋中叶以后的经学学风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47］可见，在唐代还盛行的那种视“钦定”经书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的迷信风气，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的风气，到北宋的欧阳修、苏轼等出来，已开始被冲击。当然，这种议经即议圣人的风气，在唐代乃至更早已有它的先驱，盛唐的王玄感、刘知幾，中唐的啖助、赵匡、陆淳，都曾对某些经传加以批评。然而“疑经”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则确如周先生所说，大盛于宋。正是所谓一发不可收拾吧，随着理学体系化的过程，非但《易传》是否孔子所作成了问题，《周礼》是否周公的书成了问题，《诗经》的毛传郑笺、《春秋》的三传是否可信成了问题，而且连《尚书》经传的真伪，孔子关于《诗经》的论断，《孝经》是否孔子所自著，等等，也都成了问题。周先生认为，这种怀疑精神的集大成者，就是宋学的集大成者朱熹。(www.xing528.com)

譬如说，朱熹继吴棫之后，直斥孔安国的《尚书传》是“假书”，进而怀疑后出的《古文尚书》也可能是赝品，“实开明清学者辨伪之端”［48］。朱熹不但继苏辙、郑樵之后，攻击《毛诗序》“实不足信”，而且大胆的提出新解，就诗论诗，以为《诗经》中许多篇实为“男女淫泆之诗”，也就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原始恋歌，从而破除了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传统成见。这一类创见，即使反理学的学者，也无法完全否认。

既然经学史上的宋学确有贡献，为什么宋学家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往往得不到清朝以来汉学家的承认呢？周先生着重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原因。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朱熹他们讲的分明是哲学——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却要用经学形式表述自己的学说。但是：

经学与哲学，就性质言，实各自异趣。哲学着重于个人之理智的探索，故怀疑为创立新解之利器；经学则不免趋重于宗教性之因袭的训释，故怀疑之结论每易起无谓之纷扰。……宋儒皆以经学为其哲学之工具，故哲学虽若可观，而经学每多疵颣。［49］

哲学的性质是不是如周先生所说，那是别一问题。但这里指出宋学家怀疑传统的经学，其实体现着哲学与神学的矛盾，他们的毛病就出在他们的哲学本身仍然充满着神学的不彻底性，对不对呢？我以为是有道理的。从汉朝到唐朝，所谓孔子手定的“五经”，被统治者当作宗教经典强迫人们诵读，只许信仰，不许怀疑，以致像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那样的冒牌货，也被当成了圣经。宋学家使用这种神学本身的符咒锻造的怀疑论，把它在理论上搞得百孔千疮，从而为在中国探究“形而上学”打开了道路。但事情也正如周先生所说，宋学家还只满足于充当经学的怀疑派，也就是以神学家的姿态出来抨击圣经贤传。因而当他们的怀疑论发展到连孔子的教主地位都成问题的时候，他们便骇怕了，踌躇了，不敢举步了，反而回过头来以“卫道”者自居，想方设法维护孔子的权威。正因如此，他们否定传统的经学，必然是不彻底的，自相牴牾的。

关于宋学家的这种矛盾，周先生在分析群经的宗派时，举过不少有趣的例证。为了便于不熟悉理学的读者了解，现在拣一则涉及文学史的例证介绍如下：

《诗》三百五篇，相传为孔子所删订；而此三百五篇之中心思想，又相传为《论语》“思无邪”一语。自《诗经》具此二障（孔子与“思无邪”），后之言《诗》者，遂不敢就诗论诗，而仅拘执于道德讽劝之意；于是原始之恋歌，失其热情，而曲解迂释，等于咒偈。朱熹虽归宗于道学，而文学乃其素习；故能自拔于陈说，不以恋歌为讳。然为其仅属于道学的文学家，故仍不能跻《诗经》于纯粹文学，而指斥恋歌，以为淫泆之作。……朱熹在经学上最能表现其怀疑之精神者在此，而其最受后世经学家之攻击者亦在此。［50］

怎么不是呢？既已“离经”，又想“卫道”，分明违背了孔夫子关于《诗》的说教，却道是在恪守他所谓“放郑声”之类道德训条，当然要大遭以“思无邪”说《诗》的经学家驳难了。周先生的分析，很能说明宋朝理学家的特点和弱点。这也可以解释朱熹从某些非经学的文学史家那里所得到的待遇。他们只看到朱熹《诗集传》指斥二十四首所谓淫诗，便痛骂这位老夫子维护“孔孟之道”，而不知《诗经》里存在爱情诗的事实，正是这位道学先生背离孔子遗教才发现的呢。

由于宋学家最终没有跳出经学的框架，便给他们的经传研究带来其他的严重谬误。周先生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删改经书以强证己说。例如朱熹怀疑《孝经》非孔子所自著，打破了汉朝经学家捏造的孔子为汉制法，“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神话；但他为了证明汉人的傅会，自己也用臆断的手法，硬分《孝经》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并删改经文二百三十三字。周先生批评这种方法实不足为训：“考宋学在经学上所以不及汉学者，尚不在于不信注疏，怀疑经传；而在于删改本经，以就己说。盖校改旧籍，尚须凭证；况经传含有宗教性，岂可绳以主见，强为移易。”［51］我想问题还不止于此。自从朱熹开了随意删改经书的恶例，便使以后的帝国统治者删改古书，篡改历史，以适应某种政治的或道德的所谓现实需要，成为风气。不合己意的古书要删，今书也要删；删过后对原书要禁、要毁，删不胜删者更加要禁、要毁；清朝乾隆间开四库馆大量删书、禁书、烧书，便是著名的实例。这种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卑鄙行为，自然有其更深刻的历史理由；但竭力表彰程朱理学的明清皇帝采取删改古书以伪造历史的手段，倘说是得自朱熹所开恶例的启示，大概离事实不远吧。

周先生还考察了朱熹所开创的“四书”学。这是令思想史研究者感兴味的题目。把《礼记》内的《中庸》《大学》二篇，抽出别行，不始于朱熹。远在汉朝，就有《中庸》的单独解说出现，近如北宋，司马光和程颢、程颐，都曾特别重视《大学》《中庸》。但把《学》《庸》与《论语》《孟子》合成“四书”，说是它们反映着从“初学入德之门”到“孔门传心之法”的完整哲学体系，则正如周先生所说，始于朱熹。周先生指出，“四书”为朱熹一生精力所萃的研究对象，训释的详密程度远过于他的其他著作，虽然疏忽的地方在所不免，“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的主观立场”［52］。这是很对的。清朝的汉学家鄙弃朱熹的“四书”学，从名物训诂方面批评了他的许多纰漏，然而除了戴震几个人而外，都没有认真清算过理学家“托经学以言哲学”的问题和错误。即使戴震批评“理学杀人”，出发点也是承认“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不仅没有最终翻出经学的窠臼，还把程朱学派完成经学更新运动的一个主要标志，即实现孟子的“升格运动”——“书”升为“经”而人尊为“圣”，当作既成事实加以默许。于是便如胡适所说：“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53］胡适以为这是宋学家“重理解”的胜利，当然不能令人信服。周先生提出他们治经“不过假借道统之旗帜”以破坏传统的经学，但“卫道”的立场又使他们的学说充满宗教性的经学的不彻底性。这个见解比胡适进了一步。

顺此研究，必然可对宋学本身所存在的怀疑与信仰的矛盾，怎样使它发展成自己的对立物，发展成新的宗教教条，发展成君主专制主义的新的理论支柱，作出合乎逻辑的说明。可惜周先生没有来得及再跨这一步。他批评朱熹的“四书”学，主要还是谴责朱熹根据主观需要删改经传，认为“其绝不可为训者，在于改窜《大学》本经”［54］。以后，在《汉学与宋学》等文中，周先生又谴责了程朱理学的“空疏”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恶劣影响，但总令人觉得还不够系统。尤其是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大加发挥的那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观念，周先生素来表示深恶痛绝，曾在不少场合予以“口诛”，60年代初期在讲授中国经学史时还对它作过驳斥，但没有撰写专文予以“笔伐”。其原因或许在于环境所造成的审慎，却终究令人引为憾事。

就学术本身而论，周先生还揭露了宋学许多弱点和谬误，特别指出程朱学派仅止于怀疑经学的一个重要教训，说：“当经学权威鼎盛之际，以哲学托庇于经学，固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然其结果，哲学上之立论不免于附会，经学上之训释不免于纷扰，则学术之贵乎独立，于斯亦可睹矣。”［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