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史研究：经的次第与幽灵

西汉中叶以来诸王朝的统治者，都喜欢提倡读经、专经、尊经。所以者何？据说就因为“经”是孔子留下的东西，人们只有将它当作宗教教条去信奉的义务，而没有对它进行丝毫怀疑的权利。这只要看看东汉初的桓谭，因为不信分明是冒用孔子名义伪造的谶纬，便被皇帝痛骂为“非圣无法”，终于被流放并送掉老命一事，便可窥见一斑。

周先生何等憎恶这一套，本文开头已经介绍了。其实，他在那僵尸出祟年头所写的论著里，到处迸发着这样的愤火。他曾对“五四”先驱者们提倡的“非宗教运动”表示不满，理由就是他们反对基督教，而没有同时强调反对中国的传统迷信即“孔经的方士化”。他说：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始终十分的同情于近来青年们的反基督教运动。但我总觉得“舶来品”的“鬼话”固然应该绝对的排斥，而“国货”的鬼神术数的思想似乎决不能因为是“吾家的”，就宽容的饶恕吧。我更觉得扫清国货的“鬼话”，在“反教”的原则上与策略上，都是根本的；不然，青年们的喊呐恐怕究竟只是喊呐了！即不然，第一个“幽灵”被吓退，而无数的“幽灵”继续的聚啸，思想界将更不可救药了。［40］

是这样的。西方的迷信和东方的迷信，都应该反对。但在中国反对迷信，便不能轻重不分，更不能轻重倒置，而必须认准哪种迷信对人民毒害更深。主要打击资产阶级化的外来宗教，却放过了历代专制主义所提倡所纵容的传统迷信，在客观上只会助长盲目排外的思想，结果任何迷信都排斥不掉。所以周先生认为，首先应该扫除的，倒是“同善社”“悟善社”“红枪会”以及各种色彩的活着的妖妄思想。

义愤当然不能代替科学。于是周先生用了很大的精力，对宗教化的孔门经书，包括将孔子和六经神化的纬书，作了系统的分析。除了论纬书、论《孝经》、论《春秋》等单篇论文外，他的研究成果，概要见于《群经概论》一书。这本著作，对所谓十三经，逐部就名称、作者、篇第、种类、内容和学派的源流演变，分别予以论述。它写得浅显而又深入，生动而又准确，因而同《经今古文学》《经学历史》注释本一样，虽然都写在几十年以前，却至今仍不失为了解中国经学史的较好的入门书。

通过对于“经书”内容的解剖，周先生揭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从汉朝以来，尽管历代帝王都在威胁利诱人们尊经读经，可是经的定义是什么？经的领域有多大？经的次第怎样排列？尤其是经学上一个根本问题——所谓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究竟如何？一句话，就是“治经”所必需的起码常识，在各派经学家中间，不仅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而且直到近代也仍在激烈的论难中。(www.xing528.com)

周先生多次举经的次第问题为例。按今文经学派的主张，六经的排列次序，应该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古文经学派则排列成《易》《书》《诗》《礼》《乐》《春秋》。这问题看来微不足道，素来被人忽略。但周先生指出，它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两派对经的性质认识不同，进而又反映两派对孔子的观念不同：

古文学家视孔子为一史学家。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谓“六经皆史”；孔子只是前代文化的保存者，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既是将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传授后人，则六经的次第应当按史料产生的早晚而排列。今文学家视孔子为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他们以为六经固有前代的史料，但这只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孔子所着重的，不在于六经的文字事实，而在于经学的微言大义。……孔子既是一位改制的“素王”，则六经的次第当然要按程度的浅深而排列。［41］

你看，假使连这样的常识问题也搞不清楚，还配谈什么经，讲什么读经？所以，周先生无情地嘲讽那班提倡读经的当代官僚政客，说他们“所以经呵经呵这样无聊地喊，完全是自己被这个古衣冠的僵尸吓倒，因而把这个僵尸当作神灵样的去吓别人”［42］。

在神灵样的经书中间，《孝经》和《春秋》引起了周先生的很大兴味。这是有历史理由的。所谓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屡见于两汉的纬书。汉朝的经学家或神学家，围绕它们制造了很多神话或鬼话，说它们是孔子接受天启，担负起为三百年后出现的汉朝预制根本大法的神圣使命，而起草的两部救世宝典——《春秋》讲政治，《孝经》讲道德，虽然一部只有一万八千字，一部只有一千九百字，却囊括了从做儿子到做皇帝都必须照办的全部万古不变的道理。只要看看汉朝的历史，会解释《春秋》的可以做到宰相，而谥号加“孝”则是赠给死皇帝的最高荣誉，便可想见这两部经书在那时的威灵。但周先生对它们感兴趣的理由还不止于此。他指出，《春秋》只是部草创的编年史，同孔子有何关系还大有疑问，《孝经》则决不是孔子的著作，也不代表孔子的思想，只是后人冒用孔子名义编写的伦理教科书。它们在中世纪中国怎么会变成“宪法”，完全可以由宗法封建关系的历史演变中间得到解释。奇怪的是到了20世纪，《孝经》居然还在现代的中国抬头，《春秋》居然还在现代的人们心里或手里活跃，“这确是文化上一个值得讨究的问题呢”［43］。

是这样的，作为时刻感受社会脉搏跳动的史学家，周先生从来不把自己密封在书斋里，去咀嚼前人早已嚼过的东西。他总是留神观察现代生活里面仍在起作用的历史传统，细心辨别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是古之精华而今已为糟粕，然后便动手去剥那些古老僵尸的画皮。这是他的经学史研究的一大特色。他中年时代所写的一些经典研究论文，例如《“孝”与“生殖器崇拜”》《孝经新论》《〈春秋〉与〈春秋〉学》《〈大学〉和〈礼运〉》等，尤其令人感觉这一特色。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细介绍，好在都已收入他的论著选集。这里只想介绍一点，即它们都很值得一看。当然，如果想从中找到支持孔学提倡的“孝道”“中庸”之类观念也是救世良药说法的论据，那肯定会大失所望。但吃过古今专制主义幽灵苦头的读者，假如不是“己所勿欲，要施与人”的话，则必定会同意四十多年前周先生已经作出的一个研究结论：“如果我们民族自力更生的第一义是‘现代化’的话，那么，这发霉的经典已不是大众所必需的了！”［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