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题的真相 -- 孔子问题的研究及其真相探究

既然孔子问题是经学各派分歧的焦点，那么研究孔子的真相，显然是必要的。

为什么孔子问题总不得完全解决呢？周先生认为：“简单的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譬如说，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33］

在周先生看来，由于“道统”“学统”之类传统观念在作怪，致使拿个人的主观的孔子来代替真正的客观的孔子的现象，在封建时代的学术思想史上，变化得更厉害。所以，他很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中国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34］

正因如此，周先生同时研究了真、假两个孔子，“假的孔子正所以衬托出真的孔子的真实性”［35］。

周先生特别研究了两汉之际纬书中所描绘的假的孔子。《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36］，是这类题材所仅见的专篇；而《孔子》一书给予纬书材料的特殊注意，也使它现出与以往同类著作很不相同的色彩。这不免令人感到惊奇：从《孟子》起，在儒家著作里，假孔子的形象比比皆是，为什么周先生却偏偏选择鬼话连篇的谶纬里的孔圣人作为研究对象呢？

原来，周先生以为，在中古时代，孔子由人变成超人，变成救苦救难的神灵，其源盖出于谶纬。例如，什么孔子为黑帝精灵所“感生”说，什么孔子接受天启为汉“制法”说，诸如此类的妖言怪语，都是汉以后专制统治者尊奉孔子为“玄圣素王”的根据，也都出现于纬书。既然归在孔子名下的经书，被专制统治者当作了宗教教义大全，那么在清算它的时候，能对从神学角度解经的材料置之不理么？

但这还不是作者的全部意向。周先生毫不讳言，他所以挑出两汉纬谶中的假孔子形象来示众，还因为纬谶家们给孔子穿上奇装异服的伎俩，以后曾经不断被重复。“不信，在最近几年，孔子不是穿着不相称的‘中山装’在摇摇摆摆的吓人吗？那么，现在发表这篇文章（《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引注），命意也不过是在看看两汉间孔子所穿着的怪装，好使刁黠的政客与忠厚的书生们清醒清醒点。”［37］暴露古代神学的妖妄，也为了照出戴季陶辈制造现代迷信的丑态。这正是在实践作者当初要写《孔学变迁史》的初衷。(www.xing528.com)

如此岂非有影射之嫌吗？没有的事。所谓借历史影射现实，是说出于某种主观需要，采取以今律古、指桑骂槐之类手法，对历史任意剪之裁之颠之倒之，甚至无中生有，恣情编造。因而，不论作者的动机多么良好，在歪曲乃至篡改客观历史的基本点上，却同假历史以搞阴谋者毫无二致，怎能起到揭露和打击论敌的目的呢？作为忠于事实的史学家，周先生自来反对这一套。他不隐瞒自己在反对谁，也就没有必要弄虚作假。他寻找的是足以照出论敌尊容的镜子，也就没有必要去改制历史。在他看来，现代神学同古代神学那样相似，恰好表明中国的社会的落后和不幸，表明产生蒙昧主义的历史条件经过二千年仍没有彻底改变。所以，他认为只消通过历史学和宗教学的综合研究，把孔子由人变成圣人、变成通天教主的真相，展示在人们面前，自然就会映照出现代迷信的低劣和愚昧。我们看到，《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纬谶中的“皇”与“帝”》，除了简短的序言外，都是通篇采用白描的方法，将整理清楚的材料，忠实地译成白话，而附加原始材料的详细引证，以资读者检查，对照。那里面没有咒骂，没有隐语，可是对于给孔子穿上“中山装”来实现专制愚民企图的蒋介石王朝，难道不是深刻的讽刺吗？难道不比挨刀子还痛吗？也正因为周先生忠实于历史，所以他抨击的现实虽已成为历史，然而他所搜集整理的材料，至今仍然没有失去学术价值。谁想研究汉朝人编造的假孔子，研究既往“天子”的观念发生史，难道不会去利用它们吗？

假孔子不足凭信，真孔子是个什么样子呢？周先生继续研究孔子的传记，研究孔子学说的各个侧面，利用他判断可信的材料，尽力描画孔子的真相。他的结论是：这个孔子，既非今文经学家所尊的“素王”，也非古文经学家所推重的专研名物训诂的学究，更非宋学家所刻划的那种头脑不清的哲学家，同时也不像康有为说的具有一种大同思想的乌托邦主义者。不是的，历史只证明，——

他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38］

清末以来，人们长期争论一个问题：孔子的政治思想，代表进步呢，还是代表反动？周先生以为，如果从历史在变化的角度看问题，则争论不难解决。

他说，孔子是没落的贵族，迫于生活，成了中国第一位教书先生。但孔子以学识传授给一般平民，却从文化方面促使贵族封建制度崩溃，也可说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因而，孔子的政治学说，虽然只是斥责僭礼的卿大夫，并不希望平民起来反抗统治阶级，但实际上却对贵族封建制度不利，他写道：

孔子所以在当时不能得君行道，孔子所以在新兴地主阶级抬头的秦汉以来被人尊奉，孔子所以在地主阶级崩坏的现在被人反对，都由于孔子自身的政治学说与社会结构符合与否的关系。［39］

以上议论，说清楚孔子的真相没有，自可讨论。比方说，周先生强调真假孔子的区别，吸取了梁启超的意见；强调孔子办教育对世卿贵族垄断政治的破坏作用，又吸取了章炳麟的意见，而梁、章二人的意见，都有人不赞同。但周先生注意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问题，注意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论证孔子学说的命运，则无疑是倾向唯物史观的方向。拿它同“五四”以来某些形式主义的孔子观比较一下，谁更实事求是一点，谁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要求，似乎也不难判别。这里，我还想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周先生的话，说于近五十年前，而以后几十年里，这个基本观点没有随风而变。不信请比较他1934年写的《孔子》，和1962年《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