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派别的多样性与争议

一提起“经”，人们便不免联想起老古董。确实的，自从西汉统治者把《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儒家著作，当做孔子的经书，治国的法典，立为官学时起，它们就逐渐变成僵硬的东西。“经”的名目愈增愈多，由汉朝的“五经”，到南朝的“七经”，唐朝的“九经”，再到宋朝便扩充为“十三经”［24］。它们都是先秦乃至两汉的作品，或传巫术、讲礼仪，或论哲学、说历史，或为古代文件的汇编，或为两周诗歌的总集，还有“语录”和辞书。这些著作，内容庞杂，文字古奥，要强迫百千年后的青年们，当作宗教教条去死读硬记，已够难了，何况还要他们适应中世纪政治的不同需要，去寻章摘句，曲解附会呢？于是，传经的经师，解经的注疏，便愈来愈多，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叫做“经学”。从汉初到清末，二千一百多年中，因为历代王朝的提倡和古老传统的因袭，经部书籍在数量上已达到吓人的地步，单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的，便总计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至于要知道经学注释多么烦琐，那只消一翻《通志堂经解》，正、续《清经解》，也足以令人目眩。

清理这份庞大的经学遗产，无疑应该从材料入手。理由很清楚：“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25］经学史中的情形也正是如此。清朝的乾嘉考据学者们对经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们的功夫主要花在搜集材料上，辑佚、校勘、训诂、考订，将大部分经学著作“是什么”的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可是，除了很少数人而外，他们的共同缺点，便是把经学看成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事物。这在惠栋开创的“吴派”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梁启超批评他们“凡古必真，凡汉皆是”，便颇为恰当地道出了他们的形式主义气味。清末的经学家们，不论是表彰今文经学的康有为，或者是笃信古文经学的章炳麟，都程度不等地接受了社会进化论，也就是关于一切事物都有发生、发展以及彼此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过程的理论。他们本来可以在经学研究上迈出一大步，把乾嘉学者搜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即过渡到系统地研究经学如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可是谁也没有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康有为也罢，章炳麟也罢，都把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同政治上的党派分野纠缠在一起，因而实用的需要蒙蔽了求真的精神。结果，哪一派也没有替我们预备下关于经学发展过程的较完备的材料，虽然章炳麟一派提供的东西，或许比康有为一派要多些。

所以，尽管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20年代，但要研究经学的历史，依然非自己动手整理材料不可。周予同先生便是从这里做起。他以为，经学是“封建”时代统治学说的总称，但它决不是凝固的铁板，而是内部存在着不同学派的统一体，因此整理材料，首先应该注意经学的分派，求同，求异，决不能“混”。

关于经学的分派，清朝的考据学家一般分为“汉学”和“宋学”两派。近人刘师培按照时代，分成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近儒四派。范文澜则分成汉学系、宋学系和新汉学系三个部分。周先生觉得都不尽妥善。他认为，清儒所谓的“汉学”，专指东汉古文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把经学史的首尾截去了；刘师培所说的两汉和近儒两派，都含有互相水火的古今文学两派［26］。而范文澜的汉学、新汉学系的说法，在周先生看来，也存在与刘说类似的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区分经学派别呢？周先生以为，中国传统经学的中心人物是孔子；历代经学家的一切分歧和争论，焦点便是对于“在中国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学术思想史上握绝大权威的经典和孔子，而他们的见解完全相异”［27］。如果以此为标准，则那样繁重的经学，也不过可以归纳成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他说：(https://www.xing528.com)

这三派的不同，简明些说，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28］

自然，这样的区分妥当与否，也可讨论。如周先生自己所指出，详密地说来，清代复兴的古文学与东汉原始的古文学有不同，清代复兴的今文学与西汉原始的今文学有不同，元明的宋学与北宋的宋学也有不同。60年代初期，周先生又从详密性着眼，对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作了更细致的分析［29］。

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30］这个特点在中国经学史上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经学史家们每每对学派的继承性赋予过大的注意，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即马克思早在批评黑格尔时所指出的，观念性的东西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并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31］。长期以来，我们关于各种观念形态史的研究，经常令人感觉是在把一种思想当作另一种思想的原因，即使比较注意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的著作，也不免出现这样的缺点。周先生是一向愿意倾听学生的一孔之见的。因此，我在这里也可以冒昧地说，当我读周先生关于经学史学派的论述时，同样产生过那种感觉。

但如果我们不想重犯所谓“经济唯物论”的错误，那便必须同时承认，某种观念形态一经形成，就开始着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行程，因而它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出现的变化，往往被似乎毫无变化的外表所掩盖。经学在这方面显得尤其突出，认识它的变化也就更加需要懂得辩证的思维。从这个侧面来看，周先生的经学分派说，有个明显的长处，即指出了在经学家众口一词肯定孔子和六经的现象后面，隐藏着巨大的认识分歧。这对那些盲目宣扬专经复古的国粹家们——“他们连经史不分，汉宋学不分，今古文不分，他们只觉得一个完全无缺的所谓国粹也者在面前发毫光”［32］——无疑是一记针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