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中国经学史与教育工作

已逾八十二岁高龄的周予同教授，1898年生于浙江瑞安。他在腐烂的清王朝统治下度过了童年。但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他带来光明，相反，勉强念过中学以后，便不得不在十八岁那年，千里迢迢去报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向“穷学生”开门的极少数大学之一。在这所学府的国文部，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苦读了五个春秋。

那是“五四”前后，旺盛的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激荡着年轻的大学生周蘧（周予同教授学生时代用名）和他同伴们的心灵。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的论说，同样感染着他们。社会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的道理，同样吸引着他们。思想是不定型的，但意向是明确的，那就是周先生在1919年3月讨论中国千百万“苦学生”命运时所说的：“现在的社会是不平等，所以在这种社会上建设的学校制度也跟着不平等。”［2］为了改造社会，周先生与同伴们认为应该从自己做起，实现这样一个理想：“人类对于劳心劳力都不可偏废，决不能像孟子分出什么‘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的种种阶级。”［3］他们在北京高师先后发起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等组织，创办《教育丛刊》《工学》等杂志，从事印刷、木刻、办夜校等活动，天真地进行“工读主义”的试验。他们在校园里发表演说，到北大去参加辩论，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并经过秘密准备在“五四”那天“火烧赵家楼”［4］，猛烈地对着祸国殃民的军阀、官僚、政客“三害”展开冲击。在这沸腾的时代，周先生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其中有毛泽东［5］。

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周先生对于腐朽的旧式文化教育，更加深了憎恶，也对自己这一代人肩负的责任，更增进了认识。他在一首新诗里吟道：

今我是活泼泼的青年，

扫却了悲观和闲愁；

本着这肃杀的精神，

打破了糊涂的九州！放出了万千的狱囚！［6］

虽然未免过于乐观，却真切地反映着作者的憧憬和追求。这种打破一切蒙昧主义的渴望，在周先生的毕业论文——《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7］里面，显露得更加明白。他控诉中国封建教育的野蛮和黑暗，也揭露资本主义教育的伪善和势利，而提出应该吸取革命后的苏俄实行义务教育和大战后德国实行“能者升进”的免费教育的经验，在中国实行普及教育和终身教育，使教育成为改造社会的利器。1921年，他跨出校门，辗转走进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便热情地投入到改造传统教育制度的研究和宣传［8］。

可是，有一种奇怪的噪音，却总在干扰这位年轻人的注意力，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不断叫嚷在学校里添设读经。1915年袁世凯政府不是规定过一回吗？“但不久袁世凯也就由总统变成皇帝了。”1925年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不是要强迫学生读经吗？“但不久段祺瑞政府枪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又就随着发生了。”周先生愤慨地说：“在这样奇怪的国度里，僵尸穿着古衣冠，冒充着神灵，到民间去作祟，几乎是常有的事。你如果觉得太不入眼了，觉得有点忍耐不住了，你能沉默着不说话吗？”［9］

是的，真没法沉默。周先生感觉有义务，“要先动手去触这个僵尸了”。但周先生是谦虚的：“吾人愚拙，于社会无他贡献，只能廓清旧日思想之途径，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枉费精神而已。”［10］然而，这种打扫中世纪经学的肮脏马厩的工作，恰是当日学术界所需要的。如所周知，“五四”时期“打孔家店”，反对专制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抨击纲常名教，揭露神道迷信，痛斥偶像崇拜，批判家族制度等等，起过极大的启蒙作用。周先生也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现在还保存的他当时在北京高师所发表的几篇演说和文章，尽管某些具体见解同陈独秀、吴虞等不完全一致，但尖锐揭穿当时专制统治者利用孔子作为愚民工具的丑态，则显得更为直率。不过正像周先生由切身体验所认识的，如果停留在口号上，成天呼喊“打倒孔子”“废弃经学”，而不去研究打倒和废弃的充分理由，那么能够证明孔子的思想，经学的老路，已不适合于现代的中国吗？显然不能［11］。因此，周先生觉得，使青年文史学者，“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12］。(www.xing528.com)

这项工作，由周先生来担负，也很合适。作为钱玄同的学生，他对晚清经学的两大派——坚持古文经学的孙诒让、章炳麟一派和专主今文经学的廖平、康有为一派的学说，都有很深的了解。同时，他对“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也有相当的研究。一旦他决定从历史入手，去廓清中世纪经学的魔障，他关于经学的丰富知识，当然就显出有利的作用。

所以，当1926年，盘踞东南五省的军阀孙传芳公然下令各级学校恢复“读经”，而某些高等学府也被这具僵尸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周先生发表了旨在“使年青的学者不致永久陷在‘落后的’泥沼里”的《经今古文学》［13］，便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4］。

自那以后，直到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迫使这位爱国学者搁笔抗议时为止，周先生在经学史方面，共发表了六本著作：《经今古文学》（1926年初版，1933年重版）、《经学历史》注释本（1928年，清末皮锡瑞原著）、《朱熹》（1929年），《群经概论》（1933年）、《孔子》（1934年）、《汉学师承记选注》（1934年，清江藩原著）。同时，还有近二十篇论文杂著，主要如：《经学史与经学的派别》《“孝”与“生殖器崇拜”》《纬书与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纬谶中的“皇”与“帝”》《“汉学”与“宋学”》《〈大学〉和〈礼运〉》《〈孝经〉新论》《〈春秋〉与〈春秋〉学》，等等。假如考虑到那时周先生还继续从事着教育史研究和教科书编写等繁重工作，包括写了《中国学校制度》（1930年）、《中国现代教育史》（1934年）等专著，编了《开明本国史教本》（1931年，二册）、《本国史》（1935年，四册）、《国文教科书》（1935年，六册，系与人合编）等中学教材，那便不能不说，这十年间，仅经学史研究一项，周先生所取得的成果，就已很可观。

在周先生立志清算中世纪经学以后不久，即1927年，他便拟订过系统研究的计划［15］，首先酝酿撰写《孔学变迁史》一书，“详述孔子自身及其学说之扩大与变化，就历史上的研究以塞梁漱溟氏辈以孔教代表东方文化及挽近之孙中山先生孔子化之误谬思想”［16］。梁漱溟自“五四”以后，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漱溟卅前文录》等著作里，屡次把孔子比作入世的佛祖，把陆王心学援禅入儒的所谓孔学，说成东方文化的至善代表，那是大家知道的。而“挽近之孙中山先生孔子化”，怎么回事呢？也不难明白，说的就是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以后，戴季陶从事反共煽惑时所发表的言论。这位“举起左手驱逐共产派，举起右手打倒反动派”的所谓“戴季陶主义”的发明者，当时接连刊布《三民主义之哲学的渊源》《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论作，说三民主义乃“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因而孙中山是孔子“道统”的嫡传，其作用便是替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张目。周先生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之后的上海，坚持要摒除梁漱溟、戴季陶等的“误谬思想”，这无疑在学术上在政治上都需要具有勇气。

正因如此，我们在周先生的旧著内，不但时常看到他对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冒出怒火，而且时常看到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直接发出冷嘲和抗议。他曾经谴责国民党出版法扼杀学术自由［17］。他曾经直言没有民主便根本谈不上国民党所大肆宣扬的“教育合理化”［18］。他曾经毫不客气地拒绝《东方杂志》编者要他在蒋介石的枪刺下“说梦”的请求［19］。他又曾经直截了当地揭穿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再度主张学校恢复“读经”，“是将大多数的国民变成‘阿斗’，预先替帝国主义者制造顺民”［20］。

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浪涛，使身处危境的周先生不能不暂时中辍经学史的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发表学术研究著作的环境变得更加艰难。然而，周先生仍然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向大学生，向中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历史教育，希望青年们挣脱旧式士大夫的末运，决不要学清末以来许多青年的样，“以革命志士的姿态踏上抗争的路，而终以腐败的官僚、政客、土劣的身价送进坟墓里去；甚至于借着一切可利用的幌子，在任何机关里，进行其攫夺的私计”。周先生呼吁青年学生认清自己的命运，认清国家民族的命运，除掉悲观，挺起脊骨，自觉地“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的任务”，“去消灭一切应该消灭的东西，去建设一切应该建设的文物制度”，为社会改造，首先为神圣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献身［21］。这也是周先生向自己提出的要求。所以，即使在日本侵略者重围下的“孤岛”上海最后沦陷的前夜，他仍然坚信中国不会灭亡，“必然的会保持他的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地位”，而作文发扬中国史学渗透的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22］。所以，即使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又悍然挑起内战，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重新沦入黑暗和恐怖的1946年，他仍然坚信这帮白昼跳梁的城狐社鼠决不会长久，蒋家王朝造成的八表同昏的局面一定要终结，而写道：

中国社会又演化到另一阶段了！崭新的社会正在临盆，这东亚的大地正在为阵痛而呼号而拘挛。新的号角又在吹起，要求知识分子们再度的改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说啊写啊的时代，不仅仅是组织的时代，而是要求行动的时代了！数千年旧社会的蜕变，一期比一期紧，一段比一段难，现在正面临着“再生”或者“绝灭”的关头了。［23］

于是，我们便更可理解，为什么自1938年到1949年上半年，周先生很少发表论著。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语言道断”，一切求真理的权利，说真话的自由，统统被褫夺，整个民族被推入灾难之中，有几位正直的学者还能安心地说啊写啊呢？当然周先生没有止于掷笔长叹。他投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并且在1946年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教授共同列名作为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发起人。他和周谷城等复旦大学教授，多次联合上海各大学教授签名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非法搜捕进步人士，要求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秘密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继续着自青年时起便开始的用唯物史观说明历史演变的研究。如此等等，便是他在那黑暗年头的行动。虽然看来不那么壮烈，却表明他确实在为我们民族的复兴出力。

说到这里，似乎有点离题了。但我觉得，了解某位有成就的学者的学术思想，而不了解他生活的时代和个人的道路，就未免贻“凿空”之讥。所以，尽管我对周先生在旧中国的经历知道很少，还是率尔着笔向读者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