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新反驳《伪经考》：清末辩论解析及后续影响

《新学伪经考》刻成于1891年秋初。时任广雅书院山长的朱一新，或许是在刻成前曾陆续读过原稿的唯一著名学者［29］。朱一新的头脑并不冬烘，虽偏向宋学，却主张“治经不如治史”，与康有为也算忘年交。因此，今存他和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说的往来函件九通［30］，可说是那时一般学者回应此说的表征。

朱一新主要从历史角度提出批评。他认为康有为替秦始皇焚书“力为昭雪”的说法不符事实，所谓刘歆遍伪群经的说法也于史无征，用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来解释宋代理学是穿凿，“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是附会。但最刺痛康有为的，则是朱一新认为他把历代政治弊病都归罪于古文学家，采用的手法与武周酷吏的罗织罪名，南宋权相陷害岳飞的“莫须有”三字狱，极为相似；而他力攻“伪经”，其实是“阳尊孔子，阴祖耶苏”，“适为毁弃六经张本”［31］。朱一新担忧变法将导致“用夷变夏”，虽属迂说，但他指出康有为不顾历史，要包括清代汉学家在内的古文学者替中世纪统治的罪行负责，而康有为提倡孔教救国的效应将在它的负面，则是康有为所不敢袒露或正视的。于是，康有为一开始便怒冲冲地予以批驳，乃至送门人的作业、中译的《圣经》，给朱一新阅读以证其非，但效应又适得其反。

这只是关于《新学伪经考》辩论的开端。从晚清到民国，辩论时断时续，角度不一，判断也常相反。但攻之者倾向于忽视它的历史意义，褒之者则倾向于拔高它的学术价值。至于将朱一新已指出而康有为所否认的客观历史效应，说成是康有为著书的主观意向，诸如说康有为旨在破坏和打击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云云，更是无识臆说。(www.xing528.com)

在清末，“新学伪经”说的确造成过颇大影响。那主要不是由于此书的流行，而是由于康有为的口头宣传和反对者的压制传播。康有为自称《新学伪经考》在清末“各省五缩印”，三次“奉旨毁板”［32］，但至今仅有一种石印本被引用，没有一次圣旨被举证。1894年某御史［33］上奏请焚《新学伪经考》，主要是禁止康有为在广州讲学。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的办法是让康有为自行焚毁，则不焚可知。证明就是康有为旋即跑到同一总督治下的桂林讲学，又公开要听众去读《新学伪经考》，说是读毕就可“拨云雾见青天”，“一切古今是非得失，了若指掌中”［34］。可见清政府几名官僚要求禁止他讲学，给了他自高身价多么有力的帮助。当然有利也有弊。1896年1月，成立不到三个月的上海强学会便面临解散危机，据说起因即“由《伪经考》今古学意见不同”［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