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的成书过程及校记分析

康有为在1891年颇为风光。去岁六月，著名的学海堂高材生陈千秋前来拜门；八月，陈千秋又引介梁启超来称弟子。梁启超十七岁中举，以举人拜诸生为师，其效可知。于是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大得意，决定正式办学堂。校址选在广州长兴里，自任总教授总监督，命陈千秋任学长。写诗道：“圣统已为刘秀篡，政家并受李斯殃。大同道隐礼经在，未济占成易说亡。良史无如两司马，传经只有一公羊。群龙无首谁知吉？自在乾元大道长。”［22］

此诗表明，康有为已从上书不达的打击中缓过气来，而且得意忘形了。谁都知道“群龙无首”的原始宗教涵义。那时留下的《长兴学记》，是陈千秋整理过的乃师授课笔记。其中《周礼》不见了，唯有对刘歆“伪经”的攻击留存。这是谁的论调？不言而喻。长兴里学堂开学不到半年，《新学伪经考》便问世。全书十四篇，廿余万字，取材立论与《教学通议》大相径庭。廖平形容它成书之速，“倚马成书，真绝伦矣”［23］。略知做学问是怎么回事的，大概都很难同情康有为。

梁启超曾说，《新学伪经考》的成书，他和陈千秋“多所参与”［24］。从目前《新学伪经考》的再版本来看，虽然叙说删去了梁启超“赞助编检”的事迹，但《伪经传授表》上下和《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都是梁启超代作，而《书序辨伪》出于陈千秋之手，则是康有为未能掩饰的事实。而在全书中勉强可说非蹈袭前人的另外二篇——《经典释文纠谬》和《隋书经籍志纠谬》，从其内容与梁、陈代撰三篇的关联来看，也很难说是康有为自作。(www.xing528.com)

假如康有为的经学历史造诣能同他的政治野心相称，那么我们覆按他引用的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的史料，也许可以承认他还有些学问，从朱次琦三年，至少通读过《史记》、两《汉书》等。不幸，我们覆按《新学伪经考》那些浩繁引证的结果，发现它们不是袭自龚自珍、魏源、廖平，便是袭自刘逢禄、陈寿祺、陈乔枞、顾櫰三、侯康等的著作。本文不拟逐一指出康有为的引证来由，笔者重新编校的《新学伪经考》一书的部分校记，可证明我们所言非虚［25］。

不过，就思想史论思想史，那么我们仍可承认，康有为尽管只是渺小的学者，《新学伪经考》尽管缺乏学术的意义，却仍然具有历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