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对康有为理论体系的辅助至关重要

“已净万缘随念尽，更无一法与人言。”［10］1890年初康有为回广州后写下的这两句诗，是丧气话，也是老实话。

例证可看他在这时改了又弃置的《教学通议》［11］。这部显示康有为早期思想矛盾的佚著，旨在论证社会改革应从教育改革入手。叙说劈头便称中国所以弱，在于朝野上下均无人才。那是逐点抄录七十年前龚自珍已说过的话［12］。叙说又称中国言教通治的出路，在于“师古”，而关键在于师古要“得其精意”。那又是龚自珍最佩服的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所谓法先王之政“当法其意”的回声［13］。古圣前修设学立教的精意何在？在“四书”中，更在《周礼》中。书中已在抨击刘歆，说是治经先要辨别今古之学。“古学者，周公之制；今学者，孔子改制之作也。”［14］但那非但是廖平在1886年发表的《今古学考》的见解，而且同全书杂糅今古、不别汉宋的多篇内容极不相称［15］。

可见，这时的康有为，已在构造他的体系，却正在难产中。因为他对中世纪经学的浅薄识见，使他没有能力进而打破厚壁，正需有棒喝者相助，否则无“法”传人。

棒喝者已先到广州了。他就是廖平。这位四川井研人，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提携的门生，王闿运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时所赏识的弟子。他从考据学入手，转而跟随王闿运研究经今文学，已逾十年。作为学者，他好新而胆小，因而在学术上，勇于自我否定，而怯于坚持己见。这使他一生论学总在变，总见解变了六回。1886年《今古学考》刊行后，受到批评和赞扬。张之洞不喜欢，而经学大师俞樾则深表赞赏。也许由于中举人成进士给了他勇气，他决定弃旧说而创新论，否定《今古学考》“平分今古”的看法，进而“尊今抑古”，作《知圣篇》《辟刘篇》。后者说《周礼》等古文经传多系刘歆伪造，前者说西汉今文经传才是孔子改制的创作。但1889年他应张之洞邀赴粤途中，在苏州谒见俞樾，略露改变见解的意向，便使俞樾“不以为然”，抵广州后又因《今古学考》而受张之洞申饬［16］。这使他不敢将两篇付梓。(www.xing528.com)

康有为在1888年已从友人处借阅《今古学考》。待回广州，即主动去拜访廖平。首次晤谈似不顺利。据廖平说，当时他将《知圣篇》手稿给了康有为。康有为回去读后给了他一封近万字的长函，“斥为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17］。此信已不存，但看过后来康有为与朱一新辩论《新学伪经考》得失的那些书信的，都不会否认廖平所述属实。廖平覆函约期再谈，这回“两心相协，谈论移晷”［18］。他有没有将《辟刘篇》手稿交给康有为，还不清楚［19］。但廖平以下所言非虚：“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20］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究竟是否剽窃廖平的《辟刘》《知圣》二篇，无疑是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孰是孰非，史学家们聚讼纷呶，或许将继续到下一世纪。历史是最大的审判官，我们用不着替历史作出仲裁。但梁启超的证词值得重视。他一再说，康有为著成《教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21］。假如没有更原始的材料予以否证，那么廖平至少充当了康有为理论体系的助产士，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