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的弟子戴望与廖平的学术历程和观点的演变

作为宋翔凤的弟子，戴望在晚清可谓坚持常州学派公羊学“家法”的楷模。他的《论语注》，认定《公羊传》阐述的是西汉经学的真正教旨，由此对刘歆《移让太常博士》的用心大张挞伐，以为其意在替王莽篡汉张目。他治经特重言行一致，因而对清初颜元倡导实践第一的学说大感兴趣。他辑述的《颜氏学记》，使晚清学者始知在顾、黄、王三家外还有此一家。他夭逝后由俞樾等搜辑的《谪麟堂遗集》，使人们得知他还对南明史情有独钟。这使俞樾的高足章炳麟深为钦仰，惋惜他自甘淡泊，却为“佞谀满洲”的刘、宋等公羊学说所迷：“望不求仕，而其学流传于湖广岭广间，至使浮竞之士，延缘绪言，以成‘新学伪经’之说。”［42］

戴望的今文说，是否康有为《新学伪学考》的滥觞，尚待考证。但《新学伪经考》的直接蓝本，是廖平分疏两汉之际今文学的著作，则梁启超也表示承认［43］。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廖平是唯一宣称学说必常变的名流。还在清日战争结束的次年便写道：“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每变愈上，不可限量，所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者也”；“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才，至十年不变，则更为弃才矣。”［44］他的主张很合乎孟轲所赞美的孔子为“圣之时者也”的古训，他的勇气也令恪守无征不信的学者瞠目。他的公羊学传自王闿运。王闿运的公羊研究，不属于常州庄、刘体系，在学说上较平庸，但他在政治上不满慈禧集团并倾向“改制”，显然影响廖以善变速变为学术特色的隐衷。廖平的学说，毕生凡六变，后三变出现在清末民初，越变越玄，对于学界已无吸引力。他给晚清经学留下重要影响的，主要是前二变的《今古学考》和《知圣》《辟刘》二篇。

《今古学考》可说是经学在近代中国转向经学史研究的开端。廖平考察了两汉的经今古文学争论史，以为二者根本区别在于礼制，古文学宗《周礼》，是孔子早年的治国设想，而今文学宗《王制》，则是孔子晚年定论，为救世而绘制的蓝图。因此在学术上不存在汉学真伪问题，如魏源指斥乾嘉汉学二派时所说的。但廖平的“平分今古”说，表面上不作左右袒，实则认可今文学的孔子“志在《春秋》”说。既然孔子“志”的归宿是救世，而今文学所宗又是孔子救世论的晚年定论，那么逻辑取向必定是“尊今抑古”，肯定今文学才体现孔子“复礼”的最终理想。他因此实现二变，由较客观的经学史考察回到很主观的原教旨主义，作《知圣》《辟刘》二篇。前者宣称孔子志在“改制”，方法是“托古”；后者宣称刘歆变今学为古学，并非为了恢复孔子早年设想，而是为了助王莽篡汉［45］。(www.xing528.com)

廖平即廖登廷，是张之洞于同光之际任四川学政时选取的高材生［46］，以后备受张之洞关注，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后，应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召，赴广州听训。与当时在朝的并都赞赏公羊经说的文化班头潘祖荫、翁同龢不同，张之洞在今古文学之争中倾向当代纪昀。廖平胆怯，不敢将已成《知圣》《辟刘》二篇，献给昔日恩师，却又因《今古学考》已得汉学大师俞樾的称道，而情不自禁地要向后生炫耀。他没想到在广州客舍中向慕名来访的一位监生出示书稿，转瞬便被此人化作一部巨著。这部巨著便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47］。

这里不拟讨论廖平的经学见解的每次变化同他的潜在政见的关联。章炳麟在清末民初，曾称道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盖惠、戴、凌、刘所不能上”，更胜过“魏源辈绝无伦类者”，却严斥其在《今古学考》以后的变说“诬谬猥众”，“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使经典为图书符命”［48］。这批评并非完全出于古文学对今文学的偏见。廖平在民国初年自述：“平毕生学说，专以尊经尊孔为主，兼采泰西科学之理而沟通之。”［49］所谓沟通，只能理解为企图调和中西古今，将历史形成的主旨绝异的道理糅合在一起，并竭力纳入所谓尊经尊孔的范畴。这既使廖平不得不随甲午战败后冲击中国越发激烈的“西潮”而变易其说，也使廖平在“沟通”中西古今的哲理政见时越发困难，因而每变只能更趋向神秘主义的空话与幻想。随着廖平的遗著在他的故乡整理出版，近年关于廖平经学的研究论著也增多了，然而他自称“沟通”的说法，仍然缺乏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