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学者：破乾嘉之门面的贡献

19世纪初叶起，经今文学在清代学术界渐成显学。关于西汉中叶到东汉初期今文遗说的辑佚、考证的论著日多。如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专事西汉今文辑佚学。凌曙、陈立、包慎言都潜心从事《公羊传》的专题研究，并延伸到公羊学的相关著作，像凌曙注《春秋繁露》、陈立作《公羊义疏》《白虎通疏证》等。今文的《尚书》《周易》、三家《诗》等的考据，也都引起学者注意。曾在晚清文坛享有盛名的王闿运，还曾以清代今文经说为依据，重注五经，成书十部。但这类论著，就内容来看，仍然属于乾嘉汉学音训考辨传统的继续，尽管对于中世纪经学史的研究都有价值。

然而，就晚清统治学说史变异的角度来看，龚自珍以及魏源，主要影响在于对既有思想学说的侮弄乃至践踏。破坏现状可能成为创新的开端，但“大乱大治”早由清末民初的历史证明是一种幻想。因此，在晚清，经今文学成为改革现状的一种传统依据，一种以原教旨主义面目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异端。

叶德辉在戊戌维新期间曾是康有为经说的否定者，却并不一概否定作为汉学异端的经今文学：“刘申受之于《公羊》，陈恭甫之于《尚书大传》，凌晓楼之于《春秋繁露》，宋于庭之于《论语》，渐为西京之学。魏默深、龚定盦、戴子高继之，毅然破乾嘉之门面，自成一军。今日恢刘、宋之统者，湘绮楼也。”［41］应该说，这位在政治上负有顽固派恶名的湖南学者，在经学上并不一味党同伐异，他作为经古文学者，承认刘逢禄、陈寿祺、凌曙、宋翔凤，到魏源、龚自珍、戴望，“毅然破乾嘉之门面”，直到王闿运，都是有贡献的。但从我们的讨论角度来看，则至少有五位学者值得注意。(www.xing528.com)

这五人依次是浙江德清人戴望、四川井研人廖平、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湖南善化人皮锡瑞，以及浙江杭州人夏曾佑。

他们在学术上的活动时间，都在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和太平天国丢失天京以后。戴望死得最早，1873年仅三十六岁便病逝。皮锡瑞其次，于1908年去世。廖、康、夏三人都曾参与清末的改革运动，又在民国初期都扮演过“尊孔”“复辟”的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