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魏复古解放与清学史研究

由于偶然的机会，龚自珍与魏源，同赴礼部会试，同被黜落，参与阅卷的刘逢禄赋诗示悼，内称龚自珍为“之江人文甲天下”的代表，更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32］。由此魏源得与龚自珍齐名，号称“龚魏”。

奇怪的是这个事件所蕴含的意义，在后来被某些学者夸张到难以置信的地步。章太炎也许对魏源有偏见，但他在清末指出魏源晚年才转向“治今文”，则不能不说合乎事实。［33］

魏源晚年在推动经今文学运动方面确有贡献。他的贡献，不在于他自鸣得意的几部经典诠释，如《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之类。章太炎讥笑他在经学上“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34］，似非苛评。然而正是魏源，在晚清经今文学史上率先强调这个运动具有儒家肯定的传统合理性。

清学史研究者大都承认梁启超的概括，即它的主要表征是“以复古为解放”［35］。这个见解便来自魏源。［36］魏源在晚年认定伏胜至董仲舒的今文经典诠释，才是孔子传授的原教旨，认为东汉贾马郑相传的古文经说，毫不足取，其武断令人憎恶。但他到底有历史感，也如他代贺长龄选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不取常州学派庄、刘说那样，他述及清代经学史，同样不否定乾嘉汉学具有历史意义，而以为那是“复古”的必要前奏。

“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37］很难说这一描述不合经学史实相。(www.xing528.com)

“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不论魏源暗袭《繁露》、明引《论语》所表达的观念，是否可称作“进化思想”，至少在这里，他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偏激，将乾嘉间汉学名家一笔骂倒，斥作“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38］。这里他还承认，汉学家的经史小学考证，属于“今日复古”的必要阶段，也是恢复经今文学的原教旨的必要准备。

人们已注意到曾国藩憎恶魏源，或是相信魏源确曾“侧身洪廷”的缘故［39］。但魏源释复古之“道”，表征在于“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则分明是把桐城派论“道”的要旨，充作所谓今文学的“微言大义”，而魏源早有通“经世学”的名声。这怎能不使师法桐城派又以汉宋调和者自居的曾国藩愤慨呢？尤其他正在大倡经学即“礼学”，说是考据、义理、词章、经世都可统一于礼。尽管魏源的宏论始发于道光十年（1830），离太平天国造反还有二十年，但此人此时公然把方、姚的版权说成古已有之，而且早于宋学千余年，只是待他魏源重新发现，无疑大悖曾国藩认可的道统。

由于史阙有间，至今已难以考定魏源的变节是否属实，但曾国藩否定左宗棠对魏源的称道，所谓“中儒西释，其最先焉”［40］，就晚清统治学说史来看，则另有意义。那意义就在所谓以复活西汉公羊学为核心的经今文学，已被晚清公认为帝国中流砥柱的曾侯，当作向现存意识形态挑战的主要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