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逢禄对汉学尺度的改变与不足

庄存与暮年被乾隆帝迫令退休回籍，发现他的家族已由婚姻关系获得两名传人，外孙刘逢禄和宋翔凤。其中刘逢禄尤为杰出，他在外祖父死时仅十三岁，却在成年后念念不忘要替庄存与洗刷并非《春秋》原教旨首先发现者的秽名。他的“术”颇巧妙，一方面力攻吴派汉学大师钱大昕所说《春秋》只是史书，没有《左传》就不能懂得《春秋》，不过是重复王安石的《春秋》乃“断烂朝报”的说法。这时他据以驳钱的，就是孔广森《通义》开宗明义就强调过的“《春秋》重义不重事”的见解［19］。另一方面，他为捍卫庄存与《春秋正辞》在“国朝”首揭《春秋》“微言大义”的地位，又掉头力攻孔广森，说是《通义》指摘何休不明西汉公羊经师胡毋生、董仲舒的诠释真义，表明孔氏不知“三科九旨”为何物［20］。

当然不能说刘逢禄在今文学的理论方面毫无创见。譬如《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解释“张三世”便较孔广森、庄存与清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诛绝例”有如下一段话：“《春秋》欲攘蛮荆，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京师，先正士庶；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诸侯；欲正诸侯，先正天子。京师天子之不可正，则托王于鲁以正之。诸侯大夫之不可正，则托义于其贤者以悉正之。”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居然说要由衰乱趋向升平乃至太平，彻底实现“拨乱反正”，必须由“正天子”开始，而后才能由中心到边缘逐层取得安宁。照此逻辑，天下不安宁的总根源，就在于天子不“正”。那么君主还可能绝对无谬吗？可见，从龚自珍到康有为，要想在帝国推动“自改革”，无不推崇刘逢禄的公羊经义新解，当作“托古改制”的先驱，决非偶然。

刘逢禄二十岁发表《穀梁废疾申何》后，相继推出《发墨守评》《箴膏肓评》《左氏春秋考证》《公羊何氏释例》，直到嘉庆十七年（1812）他三十七岁发表《论语述何》［21］，都表明他与庄存与的最大不同，在于把道德政治的实用诉求，置于原教旨的实相阐发之后。他认定何休是东汉末恪守孔子原教旨的唯一人物，认定何休和郑玄关于《春秋》三传的争论，直在何休。因此他将惠栋衡量经学是非的尺度，即梁启超所谓“凡古必真，凡汉皆好”［22］，篡改为“凡公羊必真，凡何休皆是”，便不奇怪。(www.xing528.com)

需要指出，刘逢禄极力改变衡量汉学的尺度，如《公羊何氏释例序》谓“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所传，舍是奚适焉”，却在研究方法上，没有脱离乾嘉汉学通用的模式，即对所研究的问题，广泛地搜寻材料，每事必穷根源，所言必求依据，讲究旁参互证，解决逻辑矛盾，就是说运用的仍为这时代已臻成熟的音训考辨等朴学方法。因此，他的《公羊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虽从正反两面给了尊信东汉经古文学的汉学以打击，但争论没有越出当时的考据学规范。而且，当时的经传考据，也已纷纷把西汉今文经说当作辑佚、校勘、辨伪、考订的对象，例如《诗》今文三家、《尚书》欧阳大小夏侯等遗说的辑校等。当时的学风也崇尚求真，学者不以异说为非。所以时至清末，章炳麟在驳斥刘逢禄《发墨守评》等文的同时，在《訄书·清儒》中仍然肯定刘著“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章炳麟还赞赏说，“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来自异己的批评，至少可以证明刘逢禄的论著，具有汉学家公认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