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垄断的帝学与满汉关系

清代的经今文学，是以回到西汉中叶出现的《春秋公羊传》的研究为开端的。

然而公羊学在清代的“复兴”，并不如清末章炳麟、民初梁启超等所说，始于乾嘉间所谓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1］。

由于清入关后，沿袭明制，不过是当作“以汉制汉”的手段，而且主要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绥靖，以扩展并稳定满洲对于汉族及其他被征服民族的统治。因而在头半个世纪内，虽已严禁结社，屡兴史狱，却也是政治绥靖的策略，直接目的在于镇压汉族士民中间仍然弥漫的反满思潮。直至康熙中叶，全国性的内战结束，清廷的文化政策，才将重心转向意识形态的统一。如李斯早在秦灭六国后所说的，“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

重开经筵，恢复胜朝君主必兼教主的传统，由皇帝垄断所谓圣经贤传的解释权，以“帝学”规范士民的言行，便是满洲权贵选择的安宁术。康熙帝是聪明的，他在尊崇朱子学的同时，便一方面倡导“躬行践履”，排斥好讲道统学统的“伪理学”，一方面又仿效明太祖、明成祖的先例，“御纂”了主要经说，把自己的意见冒充古圣前修的“微言大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把《春秋》的“微言”，当作“帝学之本原”，列为经筵必讲的经典，而这部圣经的所谓书法，在三传中以《公》《穀》发挥最多。既然传世的五经四书，在满洲君主眼里，都只是“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他们当然也就不在乎学派成见，凡于己有用的诠释，都肯定为真“理”。因此综合三传，重新编制满洲大君统驭所需的诠解，早由17世纪末清廷的经筵讲官们开始进行［2］。

当然，康、雍二代的讲官，多属理学家，所用蓝本主要是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特重“尊王”，契合皇帝的心意，但针对宋金和战而标榜“攘夷”，则使满洲大君生气，时时予以指斥。乾隆帝尤其憎恶胡传，在《御纂春秋直解》的序中，“揭胡安国传之傅会臆断，以明诰天下”［3］。(www.xing528.com)

我曾指出，经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倘说自汉至清的经学史有“一以贯之”的传统的话，那就只能是“学随术变”的传统［4］。清前期诸帝的“君人南面之术”，备受复杂的满汉关系的制约。确保居于少数的八旗主奴压迫汉族等多数民族的世袭特权，向为清帝国文化政策的主要衡量尺度［5］。经典诠释必须服从满洲君主统治术的需要，不过是一例。

既然君主率先对理学的《春秋》学表示不满，那就无异于宣布说程朱及其门徒在这方面是可以批评的，自然仍要肯定朱熹的“续麟”见解。于是重解《春秋》经传成为时髦，也歆动了渐成气候的汉学家，除了继续希踪顾炎武考证订补《左传》本事，也对《公》《穀》二传的诂训发生兴趣。

在民间首先抨击胡安国《春秋传》的毛奇龄，遍考群经古义的吴派汉学大师惠栋、余萧客，在“以经证经”时，都曾特别注意《公羊传》与《左传》释《春秋》的异义。但他们在否定胡传的同时，也小心地选择前代理学家解释《春秋》经传与己同意的名作，时加引用，以免开罪不断宣称朱子学已将真理说尽的满洲大君。他们不约而同，都看中了元末赵汸的《春秋属辞》，以为这部作者自负为“春秋金锁匙”，在明初曾得朝廷肯定的释《春秋》经传的著作，有助于恢复被胡传掩没的孔孟教旨。扬赵贬胡，便成为清代公羊学“复兴”的滥觞［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