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当江藩着手撰写《汉学师承记》的19世纪初，清代汉学仿佛仍如日中天。江、戴、惠、钱和纪昀等大师虽先后辞世，但继起的王念孙、段玉裁、王引之、焦循、阮元等，并不比他们的先辈逊色，更其是清学史上解经释传的专门名作，多半完成于嘉庆间。那时很少有人看出正午的烈日恰是趋向日落的先兆。
所谓汉学，本指否定宋学、唐学的恢复贾、马、服、郑一系的东汉经学。岂知否定本身必遭否定。就在世纪交替的乾嘉之际，在汉学内部已出现了三重否定自身的动向。一是重提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与郑玄争论《左传》是非的旧案，表征着已有汉学家要求回到西汉今文学去；二是《说文》《尔雅》研究成为显学，表征着许慎在不少汉学家心目中已代替郑玄，通经的旨趣已转移为古典文字语言研究的时尚；三是儒家经典的研究，不但逊色于历史考证，更被悄悄兴起的诸子研究热所冲击，表征着汉学正在变质。因此，18世纪的那种初始意义的汉学，在19世纪初已呈现出内部更新的取向。
在鸦片战争前帝国内外危机的加剧，迫使帝国统治者抛弃火中取栗式的文化分裂政策，转向病急乱投医式的鼓励“经世致用”的无固定导向的文化政策，更使汉学内部的分化加剧，出现了所谓经今古文学的对立，出现了所谓汉宋调和的呼吁，也出现了假道学僵尸复活的机遇。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属于缅怀过去光荣而不悟衰势将至的那种类型。他死后被收入《国史儒林传》。但他怎能料到，他的传记作者最感兴趣的是此书的附件《经师经义目录》，不厌其烦地抄撮下来，作为乾嘉汉学的成绩总账。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则属于已被对手打击得气息奄奄而指望对手猝死于己前的那种类型。他倒地垂毙，仍在毒詈对手，似为进攻，实在苟活。他在晚年背叛《汉学商兑》表白的所谓信仰程朱的坚定立场，转而“耽禅悦”［58］，可作为此人不过是外强中干的僵尸化身的自注。
正如江藩在1831年死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在《宋学渊源记》中已判为必死的道学末流会再度跳踉一样，当方东树在1851年死去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的《汉学商兑》竟会在同治、光绪年间一再重印，三十年间至少印过五种以上的版本，仿佛在为他招魂似的。确有招魂者，那就是乘乱世称英雄的曾国藩。此人标榜调和汉宋，实则自居当世方苞，为旗下奴才仍忠心君主。他利用方东树的族弟方宗诚来显示自己“文以载道”，反被方宗诚利用来宣传方东树，“名乃大著”［59］。(www.xing528.com)
从这一点来看，胡适当年的一个意见，还是有道理的。胡适不同意《汉学商兑》书出而汉学之焰“渐熄”的皮相见解，以为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功罪，“不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60］。
然而出祟的僵尸仍是僵尸。待到清帝国统治者利用义和团的愚昧不成功，反而挨了外国侵略者一顿狠揍之后，不得不牺牲意识形态的外衣而宣布实行“新政”，首批忍痛割去的制度之一，就是八股取士制度。既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之类，变成既陈之刍狗，那么《汉学商兑》之类昏话，还能歆动士人去购读吗？1905年清政府宣布“学制改革”以后，《汉学商兑》再也没有出过新版。相反，江藩二书，倒被出版界认为可资学者研究参考，一印再印。这个对比，蕴涵的学术史意义，岂不值得研究？
附记：写成于1992年6月，原为由钱钟书主编、作者执行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汉学师承记（外二种）》的导言，现据《复旦学报》1993年第5、6期所刊文字转录；节题是新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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