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方东树批评六蔽：偏概全，造谤汉学家

值得一看的，还有《汉学商兑》卷末所说的“六蔽”。

“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这两点是汉学家的闭塞还是开通，暂且不论，但概括得不错。我以为有趣的，是方东树指责他们“考之不实”，错在不该把“俗士荒经”当作归罪程朱的理由，“如世治狱并案办理也”。这个比拟，不正表明他也承认汉学家控告道学并非无理吗？那又怎能反控其“悖道害教”？

“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证据呢？是没有的。因为从顾炎武以下的汉学史，只证明许多学者都曾议论《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传不当。究竟该不该分？自可讨论，但还没有证据表明，批评者乃出于“忌程朱理学之名”，见到《宋史》替道学立专传便醋意盎然的。既然没有实据，那么方东树攻讦汉学的这条罪状，也许只可从他本人心态来解释。

“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曰宋儒‘以理杀人’，如商、韩之用法，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一看便知，这是在明斥戴震，暗讥戴派和扬州学派。戴震的个人传记，的确留下有损他高大形象的某些未决疑问，包括聚讼已久的《水经注》校本是否剽袭赵一清稿之类个案。戴震的门生知友或信徒，的确也有居官在乡、行为可议的人物，如段玉裁任县令贪污，王昶借收徒敛财等。乾嘉之际号称“汉学护法”的毕沅、阮元的幕府中，名士学人会聚，而丑闻时出。扬州学派的汪中、焦循、江藩等，尤以狂狷著称。此类行为的文化史涵义，当属别论。但并非戴派人物全都如此不守规矩，钱大昕、王念孙等人的个人节操，决不比桐城派开山也是唯一可称“孝友严整躬行”的方苞为差。即如阮元，尽管用宠姬名义出书等事，被方东树在《书林扬觯》中大肆嘲骂［54］，但他仍容纳方东树在幕府中吃白食，那胸襟便远非姚鼐辈所及。方东树指斥他们尊汉抑宋，是为了“宽便其私”，已属以偏概全，借端造谤，用的是乡曲讼师的惯用伎俩。至于他因此而指斥戴震的《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控诉清代不信理学的每每“以理杀人”的暴君酷吏，也是纯属借公济私，则更是蓄意诬蔑。怎么见得？此段引戴震语后，方东树忽然笔锋一转，说是戴震的控诉，“所谓不欲明镜之见玼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戴说有征可信，但把普遍事实缩小成偶有失误的小小例外，却忘记这一来，便使他的前述心理分析，化作人所共知的“《春秋》诛心”的无稽之谈。

“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此则夹注指名抨击惠栋的《九经古义》、臧琳的《经义杂记》，代表汉学家“说经穿凿僻妄，义理浅狭”，“最为无取”。惠、臧二书，广征博引，流于繁琐，确属事实。但乾嘉汉学备受后世重视的著作，是被公认既渊博又有新知的戴、钱、段、王诸书，较诸二程朱熹的语录之类，怎么样？方东树避而不谈。其实朱熹还是读书的，只是鄙薄史学，作茧自缚，使他论及孔孟原教旨见解，大多经不起重视以史证经的汉学家推敲。从李光地到方苞、姚鼐之流，标榜义理，而识见唯以在位君主的是非为是非，甚至说不上拾朱熹唾余。方东树居然以不读书为荣，把辨正朱熹的经典诠释错误，蔑称为“新慧小辨”，可称桐城派的自画招供。

“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这是讥笑惠栋、江永、戴震和扬州学派的焦循、汪中、贾田祖、李惇、刘台拱等，包括江藩，都困于科举，终身老于诸生，或仅得举人，而戴震依靠皇帝恩赐，才中了名额外进士。方东树的本意，自然是讥笑汉学家自愧勿如空疏俗士，因而猛烈排斥作为科举教义的程朱理学。“既与程朱异趣，而为说不辨，用意不猛，则其门户不峻，面目不著，自占地步不牢”，于是找到古人，找到号称汉儒魁首的郑玄、小学导师的许慎，找到号称难治的三《礼》诸经中的名物制度，来显示自己的才学。——“究其本志，特出于私妄好事，豪举矜名，原未尝为明经起见，并未尝反求之身，推之人事，实欲人己均获治经之益，国家获通经之用也。”方东树如此推测戴震之类的卑劣居心，堪称雄辩。缺点只在于，第一他没有注意到孔孟都早已斥责学者为避难就易，因而汉学家避易就难，大悖常理；第二他忘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乾嘉间监生依靠八股胜于诸生半步，因而江藩较诸他方东树更没有理由“与程朱异趣”，更遑论戴震。(www.xing528.com)

然而方东树似乎觉得斥责汉学家“六蔽”还不过瘾，他是古文家，熟悉“七体”，因而必欲给汉学家的闭塞罪状再加上一则，于是说他们还有“七识”。他倒坦白，自注说“二字用佛典”，因而使人们得知他原来就是江藩所说的援儒入佛的一员，因而也使人们得知此公不过是罗台山、彭尺木之流，绝非道学的真信徒。

所谓七识，即《唯识论》所说的“末那识”，乃佛乘唯识宗所谓介于主观客观之间的意识。方东树借用这一术语，攻击汉学家否定朱熹，不过“欲复九世之仇”。因为朱熹在汉儒说经“久兴之后”，否定他们“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所以，清代汉学家“亦欲夺之于宋儒既盛之年”。方东树没有想到，所谓复九世之仇，本来是西汉公羊学派诠释《春秋》的说法。清代孔广森、刘逢禄等说公羊学，都回避此说，以免激起汉人对满洲统治的不平回忆。方东树把这一点当作汉学的最大罪状，并且附会说它证明汉学家“以六者之蔽，而加以复仇之志”，正合佛典所谓七识的“胎意”，这到底是证明汉学纯属异端呢？还是证明汉学反理学并非“复古”而是追求更化呢？后来戴望、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特别强调恢复西汉公羊学的原教旨，而孙诒让、章炳麟、刘师培等，又特别强调东汉的经古文学者，皆知“抟国不在敦古”。这两种倾向，各有源头。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都是他们读过的。因此倘说方东树的这一谬论，从反面给了清末两派以启迪，则非过言。

《汉学商兑》表明，方东树的智商平平。他好作反汉学的激进之言，便使《汉学商兑》甫出版，即赢得了赞赏。

赞赏主要来自桐城、阳湖二派。《汉学商兑》的1831年重刊本，卷首增附有各家“题辞”。题辞者七人。首列较完整的两段识语，作者其一是姚莹，以姚鼐的侄孙而与方东树同学于姚鼐，他大赞方书“有功圣道”，力量等于韩愈的《原道》，那是当然的；其二是朱雅，生平未详，但显然与方东树同调，因而狂吹方书堪称“天下万世之书”，也不奇怪［55］。其后五人题辞，实为来信摘录。内有阳湖派的陆继辂、李兆洛，以及崇拜恽敬的毛岳生，虽作经史考证而特别服膺韩愈的沈钦韩，还有时任安徽巡抚的陶澍。方东树摘引的自然都是对他的“大著”的赞辞，但有的赞辞便隐含批评［56］。著成一书一文，就遍送名人，索取“批评”，而后摘引于己有利的段落乃至片言加以刊布，原是明清以来文人沽名钓誉的卑劣伎俩。江藩二书，虽请阮元、达三作序，但还没像方东树那样以乞讨赞赏来为自己壮色。因此，方东树的门徒后来宣称，《汉学商兑》一出，才使烧得正旺的汉学火焰“渐熄”［57］，那也只能以大话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