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学史的角度来看，从戴震去世以后的三十多年间，汉学家面对讲道学者的种种攻击，总的说来是采取守势，避免直接论战。江藩二书刊行，才算他们对于这类攻击的首次全面回应。在18世纪末汉学盛行之际，批判汉学最有力的是史学家章学诚。但章学诚的著作，在生前仅刊行了《文史通义》一部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注意。相对而言，姚鼐的《援鹑堂笔记》《惜抱轩尺牍》诸集中那些针对汉学而发的言论，虽然远比章学诚浅薄，而且时时散发出骂街臭味，但在结集前早已在文坛传播。因而，读江藩二书，令人感到意外的，并非他以桐城诸家为回应对象，而是他的回应，同在前的姚鼐、在后的方东树相较，可说是够温和的。他指名批评对手，不过在《汉学师承记》和附录中，各出现一次，只点方苞一人；《宋学渊源记》没有点到桐城、阳湖诸家任何姓名。但也许正是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激怒了姚鼐的四门徒之三的方东树。此人尽管热衷功名，却终老青衿，未经宦海浮沉，还没有从躬行践履中深悟“笑骂由尔”的政客三昧，于是便气哼哼地著论反驳。用不着深究《汉学商兑》何以恰值阮元离粤督任前公表。那可以有不同解释，譬如说章炳麟根据他奔走阮元、邓廷桢的幕府，讥他趋奉权势，可作一种解释。但也可以说他未必得知阮元即将离粤，因相信这位总督真想弘扬学术，而献出逆耳之言［47］。
同江藩二书比较，《汉学商兑》显示作者跳踉叫嚣，不知区分论敌主次，一味谩骂，可谓罕有学术价值。但此书的价值，也许正在于它的作者没有考虑它的学术价值［48］。
《汉学商兑》共四卷。前已说明，我没有见过1826年的初刻本，因而无从比较那以后五年刻板的道光辛卯冬刊本与初刻本的同异。现据我所见到的最早刊本，即道光辛卯冬刊本，可概述如此。
全书的写作方式，沿袭湛若水驳杨时的《杨子折衷》的体例，先引论敌原语，再写本人驳语，引文或驳语中或附夹注，有的驳语后还有“考辨”。按照所引原文（不计驳语中引证）统计，全书共引七十二段，其中大部分仅举引文作者。
全书以顶行标出的正式引文列举的原作者，除江藩外，有二十一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是阮元，十三次；二是戴震，十次；三是钱大昕，六次；四是汪中，五次；五是段玉裁，三次。此外，黄震、顾炎武、惠栋、焦循各二次；毛奇龄、万斯同、朱彝尊、茅星来、臧琳、凌廷堪、钱大昭、宋鉴、孙星衍、庄炘、阎若璩、王昶，各一次。在驳语中被指名攻击的汉学家更多，例如余萧客、王念孙、王引之、刘台拱等，都被点到。(www.xing528.com)
这份名单表明，只要被方东树认作与汉学有关的人物，无论前驱或者后进，都在攻击之列。但它也表明，方东树并非乱箭齐发，而是集矢于戴震一系，更其是扬州学派。全书用引文形式指名攻击的清代汉学家言论，连同《汉学师承记》《经师经义目录》被引及的十五段在内，阮元、汪中、焦循、江藩四名扬州学者的见解，便居过半。
方东树的批驳，由《汉学商兑》各卷内容可知，主要在于以下方面：第一，力辨“道学”即“圣学”，见卷上；第二，力辨朱熹的理学体系发明孔子的“道统”，见卷中之上；第三，抨击汉学家的训诂考证方法，隐含“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说”的险恶用心，见卷中之下；第四，逐段否定江藩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并归结出汉学家的“六蔽”，见卷下。
《汉学商兑》开卷便攻击毛奇龄、戴震。在汪中称道戴震是清代汉学集大成者以后，戴震的这一地位也得学者公认。江藩自居为吴派嫡传，却在《汉学师承记》中认可汪说，便是确证。戴震最有影响的论著是《孟子字义疏证》。章炳麟说此书出，“学者自是薄程朱”［49］，那是不错的。因而方东树要否定汉学，必先否定戴震，自可理解。然而他首攻毛奇龄，则颇蹊跷。毛奇龄治学向以怪异著称，曾给朱熹神主吃戒尺以表示对《四书集注》的憎恶，但又曾著《古文尚书冤词》以表示对阎若璩考证传世《古文尚书》经传皆伪的否定。阎若璩曾叹息清初有三学者“贻误后学不浅”，其一便是“毛大可割裂经文”［50］。因而乾嘉间汉学家自述先驱，总是首列顾炎武、阎若璩，无人肯认毛奇龄是汉学家。《汉学师承记》不为毛奇龄立传，就是显例。岂知他们的对手仿佛有意戏弄，坚持说毛奇龄才是惠栋、戴震两派汉学的共同开端。《汉学商兑》首陈此见，将毛、戴说成清代反理学、倡汉学的两大祸首。以后曾国藩的门徒李元度辑《国朝先正事略》，便直称毛、惠、戴三人是清代“专宗汉学以抵程朱之隙者”的代表［51］。他们企图利用毛奇龄的恶名来“搞臭”汉学，其意昭然。但也并非纯属臆说。毛奇龄的遗著，忽然在他死去近百年后大行于世，原因在于阮元任浙江学政时作序表彰［52］。而江藩在生前的举止，也早被时论譬作毛奇龄［53］。因此，方东树劈头就痛骂毛、戴否定朱熹学说，危害等于洪水猛兽，实际在影射阮元、汪中、江藩，似可不言而喻。
依此类推，《汉学商兑》对于戴震一系和扬州学派的攻讦，似都不难索解。令人难解的是，方东树何以那么憎恨钱大昕。在清学史上，钱大昕是著名的务实学者。他的经典研究兼得惠、戴二师之长，他不满纯经学研究而力倡以史证经，他提出“实事求是，护惜古人”的传统文化研究原则，他着意探索文物与文献互相印证而在百年后由王国维概括的“二重证据法”，都说明他不是所谓汉宋门户之见的偏执者。然而，在《汉学商兑》中，钱大昕受攻击的程度，居已故学者的第二位，可与戴震并提。为什么？由此书卷中之下首则即狠批钱大昕倡导的“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论，可以窥知这正是他被方东树憎恶的主要理由。别的不说，就说朱熹建构的“四书”系统。倘若真的实事求是，坚持从历史说明历史，那么朱熹从“七十子后学”杂论集合的《礼记》中，割裂出《大学》《中庸》二篇，并毫无根据地宣称《大学》乃曾参所述“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乃子思所授“孔门传心之法”，岂非厚诬古人？再说由朱熹集大成的道学精髓，所谓孔门传心的“危微精一”十六字诀，倘若真的实事求是，坚持以无征不信作为前提，那么出于晚出的《伪古文尚书》的此说，自宋明以来已由怀疑变为确论，岂能再当作统治学说的出发点？方东树虽然是个屡试不举的老诸生，偏偏比庙堂在位诸公，更自以为能从钱大昕辈的学术研究主张中，嗅出某种危及现有权力机制的潜在威胁。在他看来，连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之类的温和主张，都显得那么可怕，其政治嗅觉可谓灵矣。然而连钱大昕这样的学者也不能容忍的权力机制和社会结构，岂非正如龚自珍所形容的是“鬼神思变置”的衰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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