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师承：一场陈述的矛盾

《汉学师承记》的编纂采用传记体。全书八卷，正传四十人，附传十七人，但附传中有若干人不登于目录。

首卷先述中国经学的历史概貌，类似全书总序。然而述三代只虚赞学校教育，矢口不提韩愈的那个“道统”。自汉兴转入实述，而以为“古学”至东汉末的郑玄已臻于至善，那以后便是一连串的破坏，到明代更堕入昏天黑地的状态。多亏“我”大清列皇个个圣明，代代相承，终于“文明于变”，重现盛世。在不辞辛苦地对顺治到嘉庆五帝作了极口赞颂之后，江藩说出了堪称全书主旨的一段话。据说这来自乃师余萧客、江声的教诲，“乃知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奇怪的是，江藩在前述末宣称，“是记于轩冕则略记学行，山林则兼志高风”，表白他的诠次重点在于困居草泽的汉学家，但就在首卷，列入正传第一人的，却是阎若璩。

的确，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在清代对伪古文《尚书》作出了一审判决，那以后经过惠栋、王鸣盛等的相继考证，使此书之伪，基本定谳。但他不是顾炎武的门徒吗？他不是在吴棫、朱熹、梅鷟等宋明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才能判决此书之伪吗？为甚么在清初流亡草泽的顾炎武反被打入另册，而与道学藕断丝连的阎若璩，却被尊为清代汉学的开山呢？其实本传已自透其底。江藩津津乐道的，是阎氏在康熙间怎样被达官赏识，尤其怎样被未来的世宗宪皇帝优礼。虽在传末带了一笔，说此人有背师嫌疑，但全传基调是称道阎氏同清初统治者的积极合作精神，则是分明可见的。相形之下，黄宗羲自高身份“将俟虏之下问”［18］，顾炎武标榜气节却往来于致身清朝显贵的外甥三徐之门，在江藩看来都有悖于孔门传统。因而他怀疑阎若璩背师，未必是贬意［19］。

由这个例证，可知江藩同情有学问而常在底层的汉学家，并非赞美他们自甘淡泊，为学术献身，而是哀惋他们“数乖运舛”“筮仕无门”，虽通经而无以致用。清代的汉学家，无论是古文学者还是今文学者，大抵都是汉儒的“通经致用”说的近代门徒。正如周予同师所讥，他们“对于西汉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诬地在赞叹着仿效着”［20］。江藩的言论，表明他也属于真有点“非愚即妄”者流。不过这一点可以谅解，因为在他百年后，所谓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仍然时时夹缠不清。

江藩把“三惠之学”说成清代汉学昌明的标帜，也近于夸张。所谓“三惠”，祖父惠周惕说经未脱头巾气，受媚俗成名的朱彝尊称道，更可见他的人品未足道。其子惠士奇以八股晋身，被雍正帝钦点广东学政，目睹岭南文士的蠢愚无知，忽然想到可以模拟汉代在蜀郡兴学成名的文翁，由此获得大名，但雍正帝在他离粤后罚他用私产重修镇江城，可见皇帝已疑心他在广东六年横财之多。他著有《易》《礼》《春秋》三“说”，号称“邃深经术”，但三书俱在，一瞥便知没有超出平凡之上。在经学上真有造诣的，是终身为县学生员的孙儿惠栋。他的《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左传补注》《九经古义》诸书，都属于乾嘉汉学的先行名著。学术的先行者多半犯有偏执或粗疏的通病，惠栋也不例外。譬如他的《易》学一扫宋代理学家的图书说，努力恢复汉代《易》的原貌，但有硬把汉人不同说法拉扯在一起的毛病。他说九经专考汉人的训诂，即所谓古义，但有好奇爱博，把不可通的汉人诠释说成可通的毛病。梁启超曾挖苦他以为“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虽不尽然，却触及到了他的症结［21］。

由惠栋以下，《汉学师承记》的卷二、三，所传均吴派。江藩表白，他最推崇的是钱大昕，比之于郑玄复生。卷五、六则传皖派。这两卷非但以戴震为轴心，而且不惜篇幅，全钞洪榜的上朱筠书，孔广森的《戴氏遗书》序，力证戴震如汪中所赞，是清代汉学的集大成者。从中可以窥见戴震虽已死去四十年，但他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书的见解，应作怎样的价值判断，在学者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卷四的传主是王昶、朱筠、武亿、洪亮吉四人，倾向或吴或皖或居中，但所叙都集中于他们在政坛上的作为，可知此卷意在表彰汉学家也能“立功”。(www.xing528.com)

有趣的是，卷八为黄宗羲、顾炎武作传，正文好话说尽，最后突然出现答客问［22］。凡三问三答，进攻的都是“客”，首先指责作者初稿不为黄、顾立传是数典忘祖，而后指责作者以黄、顾曾抗清为辩是不明乾隆帝表彰南明史的苦心，于是作者虚心承认错误，赶紧补立一传。或以为这是江藩故为问答，“其中表抑而里扬”云。确实，在先阮元修《国史儒林传》初、二稿都以黄、顾居首，因而使人相信江藩起初不传二人真是格于体例，并非出于政治考虑［23］。但这说不通，观江藩的答问可知。解释有可能如伍崇曜所说，在于江藩的个性褊急，故意与阮元立异［24］。

但江藩还嫌他的传记不能展示清代汉学的纯正，于是又仿照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先例，“取其专论经术而一本汉学之书”，作成附记一卷，题作《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他对入录诸书，定了取舍标准四条，其实只有一条：“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另三条，如书未著成、已成未见或著者见于前面附传而人尚在世的，都不著录，乃属附加限制。按照如此苛刻的尺度，入选的经师仅三十二人，“经义”诸书仅九十四种［25］。其中入选三种以上的，有十四人，共七十二种；而入选五种以上的更少，依次为江永十二种，惠栋九种，顾炎武八种，阎若璩、戴震各六种，江声五种，共四十六种，就是说这六人的著作几占全部著作的半数。

前已提及，江藩曾参与阮元编刻《清经解》的策划。《清经解》收录的下限和有的附加限制，与江藩的目录相近。但它选书一百八十八种，著作七十余家，而江藩登录的书和人，都恰为它的一半。令人诧异的是，《汉学师承记》列入正传的四十人中，有十八人无一种著作入录。其中包括他明白推崇为郑玄第二的钱大昕，他曾经正式拜作老师的王昶、朱筠，他作传时屡表服膺的亡友李惇、汪中、徐复、汪光爔等。这很难用他们“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来解释，只能说在江藩看来，他们在主观意向上还不够矢忠于所谓“汉儒古训”。例如钱大昕，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26］用江藩的尺度衡量，钱大昕竟对惠栋、戴震所标榜不读汉以后书的说法提出质疑便可证他著书的动机不纯，于是他的说经诸书就必须摈斥于目录之外——虽然这一来，即使郑玄复生，能否厕身“国朝经师”之林，也成了疑问。

然而《经师经义目录》的陈述方式，却惹人注目。它述经义，分成八类。前五类分述“五经”，以下依次以《论语》概括“四书”，以《尔雅》概括“小学”，最后述清代学者研究古“乐”的成就。每一类都首先概述经传传授历史，次或简评清代学者研究得失，而后列举清人的相关代表作。在江藩以前，清人虽已在注意经学传授史，但还没有像江藩这样从严分汉宋、摈斥今文的角度，陈述经古文学的传授史。因而《清史列传》中的“儒林江藩传”，大半篇幅都在复述这篇目录的要点，反而不注意江藩在《汉学师承记》正附诸传中时时透露的个人身世，致使他的行状隐晦不明。

龚自珍批评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其中第五点说：“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27］倘说此点乃指江藩的附记《经师经义目录》，似无疑问。所谓经师人师的区别，在清学史上也算一大公案。早在清初，黄宗羲“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在乾隆初，号称清代汉学纯正先师的惠栋，在他颇具浪漫色彩的题作“红豆山房”的书斋楹帖，说是“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这都见于江藩的记载［28］。因此，当江藩的同乡同学阮元在任浙江巡抚时所撰《拟国史儒林传序》等文中，强调汉学家是“经儒”，宋学家是“师儒”［29］，也就是说经师、人师虽有区别，但都是儒、是师。如说他旨在调和汉宋，那是不错的，但如说他有悖于清代汉学的一贯追求，则难以服人。可是江藩在与阮元立异的同时，忘记了摈斥宋学，乃至连《汉学师承记》诸传频繁述及的西学，也一并在《经师经义目录》中“毁尸灭迹”，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龚自珍的讥斥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