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学派：清代汉学中的独特之光

甘泉是清代扬州府治的属县之一。清中叶的扬州，仍然是南国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这里是帝国的盐务重心、漕运要津。畸形的盐业垄断政策，使这里成为帝国政府的财源和包税盐商的利薮。而地处南北交通运输命脉的运河中段的起点，又使这里成为北往南来的商人、士人和官员等的必驻都会。但它又不是两江总督或江苏巡抚的驻在地，即不是地区的政治中心，因而较诸南京、苏州，受帝国和地区的军事化的政治控制，相对来说都较弱。因而由中世纪式的经济繁荣带来的文化繁荣，在这里也表现得颇具典型色彩。绅商辐凑，巨贾云集，既使这里的消费需求猛增，也使这里的消闲文化俗雅并举。在18世纪，扬州便出艺妓，出名伶，出画家，出书贾，出文士，也出学者。依靠食盐专卖而大发横财的帝国税务官和包税商，出于迎合皇帝假充斯文或改良自身贪婪形象的复杂心态，每每延聘名流学者充当清客，或资助刊行自己莫名其妙的学术著作。在乾隆时两度任两淮都转盐运使的卢见曾，虽在初任期内曾因贪污而被告发，并连累儿女亲家纪昀一道被充军，但复任十年内，却变本加厉，建书院，刻经书，在府中供养众多名士，包括吴皖两派汉学家宗师惠栋、戴震等，遂使“谈艺者无不知有雅雨先生也”［15］。这就是一则显例。

有财务作后援，有学术信息活跃作前提，又有少受政治干预作酵母，因而从18世纪到19世纪初，清代汉学中崛起自成特色的扬州学派，便是顺理成章的。

所谓扬州学派，空间涵盖面当然包括那时的扬州府所辖各州县学者。但著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这五城都位于大运河畔。原籍江都的汪中、汪喜孙父子和凌曙，甘泉的焦循、焦廷琥父子和江藩，高邮的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和李惇、贾田祖，宝应的刘台拱、刘宝楠伯侄，仪征的阮元和刘文淇、刘毓崧父子等，便是乾嘉间扬州学派的佼佼者。但追溯他们的学术传承，多半非戴震即惠栋。再深究呢？却又发现他们虽然个人风格差异很大，有的谨慎，有的狂放，有的专经，有的求通，有的宣称志在复古，有的不讳爱好“西学”，但不论是行迹怪诞的汪中，居乡横暴的焦循，曾为佣保的凌曙，致身公卿的二王，以及余人，在学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非宋非汉趋向。这一趋向到曾任九省疆臣的阮元尤为明显。他是汉学家，但随着主持各省的教育、行政和大区军民政务的阅历日增，就越发倾向于调和汉宋。(www.xing528.com)

我曾经指出，18世纪的学术史中的所谓汉宋之争，原是清统治者施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产物［16］。建立在一个少数民族压迫汉族和各民族的特权基础上的清帝国，它的最高权力控制者对汉文化传统的认知愈深，便对本族汉化的担忧愈甚。否则便很难理解，到乾隆帝即位，上距清建国已逾百年，在其祖父康熙帝在位时还极力拉拢的故明遗老遗少早已死光，而他厉行满汉隔离政策，反而超过以猜疑著称并建立遍布各省的特务网的其父雍正帝。从康熙到乾隆，祖孙三代总共君临中国一百三十八年，尤以乾隆帝统治的六十四年，分裂汉文化的政策最为露骨。一方面继续承认所谓朱子学是帝国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石，一方面又鼓励所谓汉学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沉湎经史考证的风尚。时时讥嘲假道学，但自命朱熹信徒的又致身通显；往往表彰真汉学，但偶而赏给戴震以进士显衔，同时严惩敢于上书吁求用人泯除满汉界限的杭世骏，命其在罢官后“奉旨买卖破铜烂铁”：这就是乾隆帝自以为得计的驭汉之术。他的继承人嘉庆对此遵而勿失，可惜玩弄权术远逊于乃祖乃父。刚亲政便使王念孙获得首劾和坤的荣名，却又使洪亮吉获得忠君得咎的盛名。他以此显示朝廷已无能力继续先帝的分裂汉文化政策。于是阮元以疆臣身份欲充汉宋调人的策略，直接回应是失败。失败不在别处，就在他的幕府内。

在就任两广总督前，在主持浙江省政任内，阮元已奉旨修成《国史儒林传》。其中已明白表露，他以黄宗羲、顾炎武作为清朝汉宋两大派的共同开山，意谓说理学当宗黄，说经学当宗顾，而黄、顾曾互相称道，则后继者不必争孰是孰非。岂知首先惹恼了他的“同里同学”江藩。此人早有“狂生”名，总在大庭广众自赞“文无八家气”［17］。他既然连韩柳欧苏辈都不放在眼里，怎能想象他会由于寄身昔日学友篱下而附和其学术史见解？写定于阮元幕中并由阮元作序的《汉学师承记》，何以那样强调清学史的汉宋分野，乃至于清学大宗师顾炎武、黄宗羲，也被判作“以不纯宗汉学”，而置于编末，很可能是在故作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