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对《论语》今本定型的贡献

假如同意把今本《论语》等同于《张侯论》的话，那么关于此书结集本的公案，本来可以就此了结。可惜还不能，还要经过两个世纪，今本才基本定型。

何晏的《论语集解叙》，实际是两汉时期的《论语》结集史。大约作于公元242年左右的这篇序文，考史不精，毛病不少，但结论值得注意：“前世传受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

由于何晏是三国时魏人，因此后代学者解释此叙，多以为“前世”指西汉，“中间”指东汉，“今”指曹魏，但又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有齐、鲁诸“说”，批评何晏忽略西汉就有训解。这一批评不符原意，何晏所谓前世，实际指三家传本并存时期，而把《张侯论》看作“中间”起点，这从序文说到张禹才指出有“说”可证［37］。因而，他所谓中间，也不是以朝代区分，而是指由西汉后期的张禹，到东汉末期的郑玄和曹魏初期的王肃、周生烈等，即以“训解”作分期基准。

这个“训解”时期，据我的考察，正是《论语》结集本由开始统一到基本定型的过程。详说起来，必须涉及那三百年经学史的各个侧面，非本文篇幅所及。单就《论语》结集史来说，可以简单陈述如下。

自从《张侯论》书以人贵，取得权威性的经典版本地位以后，便有专门疏释其说的著作，即何晏所谓《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张禹原作又称为“安昌侯说”，本来就是他所作《论语》解释的意思。如今他的解释又有分析其章节句读的再解释，可见已取得“传”的地位。包咸是两汉之际人，东汉光武帝曾任命他为太子即汉明帝的《论语》教师，地位恰如前代的张禹，而他即用《张侯论》作课本，并为它作章句［38］，可见《张侯论》在问世不到百年间，已经被统治者当作《论语》定本。

然而还有异说。佚名的周氏，大约与包咸同时或略后，据何晏说也为《张侯论》作过章句，据陆德明说还曾与包咸章句同列学官［39］。清代考据学家用尽力气，也没有考出他是何许人。他们如此注意周氏，是因为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紧接上说，还有这样一则记录：“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郑即东汉末的郑玄，他的校本，被多数汉学家看作今本《论语》的真正定本。而这个定本，据说还有个原型，就是“周之本”，怎不令人力求了解其人其书呢？尽管他们没有结果［40］，却使我们得知，在东汉初期或中期，《张侯论》便由姓周的某博士作过二度改编，这次改编用《鲁论》做参照本，大概凡《张侯论》不合《鲁论》之处，多依后者校正。这部改编本，在东汉必定很有影响，否则郑玄不会拿它作为重校的底本。因此，倘说这部改编本，是所谓“训解”时期出现的第二个统一结集本，也许并非无根之谈。

在东汉，虽然《张侯论》已被统治者当作定本，但西汉三家《论》还没有绝种。周氏用《鲁论》校改张禹本是一例，马融为《古论》作训说又是一例［41］，而数郑玄提供的例证最显著。

生活在2世纪的郑玄，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物。他先习今文，后习古文，涉猎过东汉所有的各门学问，三十岁左右拜号称当世通儒的马融为师，用三年时间默识那时最高水准的学术奥秘，最后在仅有的一次师生接触中，用一串质疑难住了年逾八十的老师，作为对马融缺乏知人之明的报复，问毕就告辞还乡［42］。这使他声名大振，刚过四十便成为著名经学大师，尽管僻居山东海隅，门徒却常有数百上千人，家中婢女都熟读《诗经》，留下颇为浪漫的故事。东汉末的党锢事件，使郑玄莫名其妙地被宦官列入禁止做官的黑名单，但反而为他提供了潜心著述的机会，十余年间遍注群经，并与同时代最出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何休论战而难倒对方，先后著书百余万言，其中就有关于《论语》的校释三四种［43］。

郑玄的经学，兼采今古文，而以古文为主；网罗两汉众家，而自成一家。他的特色在于集大成，他的系统在于破门户，因而号称“通学”。集大成的流弊是烦琐，破门户的流弊是诡异。三国以后，北方经学家墨守郑学，迹近烦琐哲学，南方经学家崇尚王学［44］，偏离两汉传统，正是郑玄通学矛盾风格走向两极的表现。唐初的经学统一运动，起初也有企图统一郑学两极化的倾向。由晚唐至南宋的经学更新运动［45］，在我看来正是郑学的否定。而清代汉学，说是恢复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的东汉经学传统，在我看来也正是郑学的否定之否定。早在西晋，《春秋穀梁传》的注释家范宁，便以为郑玄是孔子以后儒者的第一人［46］，这评价不算太过分。而郑学的特色，在郑玄的《论语》校释上，表现得就很明显。

《论语》郑注久佚。我们比清代学者幸运，他们花了极大力气由文献中辑佚，才略睹郑注旧貌；而敦煌石窟所出残卷，却使我们可见郑注本色。(www.xing528.com)

由文献文物的材料，可知郑玄解释《论语》，用的是本人校改本。这一校改本，来源有三说：一、何晏说，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47］；但《鲁论》在西汉已有不同篇第的传本，这里没有指明何本。二、《隋书·经籍志》确指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但前已指出，《张侯论》当是以《齐论》为主的混合本，这里等于说参考底本之底本而为之注，未免显得考古不精。三、前引陆德明说，以为郑玄所据的是“周之本”［48］；佚名周氏与郑玄时代相接，用近人二度改编本作为再改编的基础，同郑玄注释群经的风格合拍，而且陆德明还说“周之本”是用《鲁论》校《张侯论》，也与何晏说相通，因此比较合理。不过三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指出郑玄用《齐论》《古论》作为校改的参考本，因而都承认郑玄实际上是对传世的三家《论》重作改编，但又是在近人改编的基础上重作改编。如果说郑玄的校改本，就是《论语》的新改订本［49］，那是不错的。

作为研究孔子的材料，三家《论》的最大不同，不在篇章不同，而在文字差异。郑玄用《齐论》《古论》校改以《鲁论》为主的“周之本”，便由字异而导致义异。

比如说，孔子曾否学《易》，在孔子研究中是桩大公案。其实说是说非，依据的都是今本《述而》中的同一句话。这句话，郑玄从《古论》改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其中的“易”字，《鲁论》读作“亦”，于是文义大变：“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50］如此一来，孔子同《易经》的关系，连同司马迁以来关于孔子学《易》的全部肯定性论说，不就大有疑问了么？所以，即使最极端的古文经学反对者，如康有为，对这个分明出自《古论》的“易”字，也宁愿保持缄默，不说它出自刘歆所造的“伪经”或者王肃、何晏所造的“伪孔传”。然而，缄默不等于释疑，孔子未尝学《易》到底还有文献依据［51］。

同样的例子，还有今本《阳货》中孔子与子贡的一段著名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中的“天”字，也是郑玄据《古论》校改，而《鲁论》本则作“夫”［52］，也就是发语辞。如此一来，孔子的话就毫无神秘性了。他想不说话，理由不是自比为用支配地道循环来显示神圣意志的“天”，而是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只消自己行为合乎自然法则，便可收到教育效果。

一字之差，意思全变。类似例子，已由清代学者考出的，在今本中还有二十多处。由于郑玄在东汉末学术界享有极大权威，是各派军阀竞相罗致的对象，因此他的《论语》改编本，也同他校释的其他经典一样，迅速代替各家旧本而成为通行本，也就是今本的直接来源。然而，郑玄虽然比张禹有学问得多，却去古更远，不仅同样缺乏较可靠的原始结集本作为判断文字是非的依据，而且张禹所见三家《论》，又经两百年的辗转传抄、改编，也已非旧貌。用这样的传抄本进行改编，更是只能靠主观判断来裁定文字。所以，他的改编本，留下的疑窦决不会比《张侯论》少，反而可能更多。从前引二例看，能说郑玄是古非鲁的修改，更符合孔子的本意么？

至于郑玄的《论语注》，以后逐渐被何晏主编的《论语集解》排挤，终于失传。清代学者的辑本［53］，敦煌保存的残篇，引起海内外学者很大兴趣，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为解释今本《论语》提供了很好参考。但我以为，就研究孔子来说，更需要的是通过郑注研究，努力弄清郑玄改编本保存的孔子材料的可信性，而不能限于弄清郑学。此点不属于本文范围，容作别论。

总之，到郑玄为止，《论语》的结集基本定型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足有六百年。中间反复极多，在结集史上，空白和混乱交替出现，学派纠葛和政治干预相互作用，不少疑团有待澄清，更多问题需要索解。这里只是尝试对六百年结集史勾勒一个粗线条，但已可看出，结集的过程是材料真实性退化的过程，愈改编愈失真。正因如此，我们要想研究孔子和他的思想，便不能满足于利用今本《论语》，而只能由重新清理做起，第一步便是应对今本《论语》进行分解式的研究。在这一步工作没有完成以前，要把孔子研究向前推进，取得较显著的突破，那是很难的。质之方家，不知以为然否？

附记：原载《孔子研究》创刊号，中国孔子基金会，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