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禹的《张侯论》：西汉后期的历史意义

然而，以主观意向裁定传本是非的统一结集本，终究出现了。它就是西汉后期张禹编定的《张侯论》。

张禹年轻时兼学《易》和《论语》，先后在著名的今文齐学大师门下受业［22］，都以明习见称，很快便自立门户，收徒传经。西汉宣帝末被经学家们推荐入朝面试，虽未得官，却赢得奉诏主考的太子首席教师萧望之的佳评，说是“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由此名声大著。元帝即位后，便由见习博士跃居新立太子的《论语》教师，时间约在公元前45年前后。这个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成帝，当时只有七岁左右，读《论语》时必定问题极多，首先遇到的困难当然是文字、章节、句读问题，而宫廷规矩又不许可这位小学生随时向老师问疑，于是老师便专门为他编了一部便于自学的简明教材。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后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23］

张禹向以“持禄固位”著称，还有谀臣之名，不是什么在学术上敢于标新立异的人物。由上引的他的传记可知，他的本意仅在于为年幼的太子编写一部自学课本。但既然编写课本，便不能不受教科书编写通例制约。愈初级的课本，愈要求内容简明、确定，不许可异说纷陈，这是古今通例。然而传世诸本，歧文既多，异义更杂。这就迫使张禹必须有所选择，而且从篇第到文字只能择一而从，所谓“采获所安”。这部课本，后来竟成为权威版本，成为代替三家本的统一结集本，当然非他始料所及。

张禹学习《论语》的老师王阳、庸生，都是《齐论》学者。然而他的改编本，却没有《齐论》特有的《问王》《知道》二篇，就是说与《鲁论》相同。这事引起后来学者惊异，纷纷探究张禹改编本删去二篇的原因。班固依刘歆说，首先将张禹说成西汉《鲁论》最后一位大师［24］，而不悟与他在张禹传记中所说张禹师承齐学一事相矛盾。何晏看来发现了这一矛盾，改变说法：“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25］然而他也举不出张禹“本受《鲁论》”，究竟从谁人那里所受。何晏上距班固已有一个半世纪。又过了四百年，唐初的陆德明，才提供张禹从学《鲁论》的老师姓名，即夏侯建［26］。但他没有说明材料出处，而他说张禹“又从庸生、王吉受《齐论》”［27］，也与《汉书》本传说“先事王阳，后从庸生”的记载不同。这就很难使人相信他并非出于臆测。另外，唐初魏徵等所撰《隋书·经籍志》、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对此都有解释，但都属于缺乏根据的猜测，这里不再列举。

其实，张禹本受《齐论》是真，他的改编本删去《齐论》特有二篇也是真。删去的原因，只要略知张禹为人，再略究受教于他的太子的父亲所学，便很清楚。他的学生是汉元帝之子，汉元帝当然很关心皇储的教育，甚至注意到皇储行路所表现的经学修养［28］。而汉元帝做太子时学习的，恰是《鲁论》［29］。张禹并不傻，他虽然早有重师法的荣名，倘见师法可能与王法冲突，便会背师谀君。因此，单是为了避免汉元帝可能起疑心，以为他想教太子与皇帝立异，就足以使他将《鲁论》所无二篇，弃置于太子课本之外。

张禹本的篇数，由此也可得到解释。《汉书·艺文志》列有“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说者都以为指张禹的《论语章句》［30］，似无疑问。“鲁”字当指《鲁论》，本二十篇，但这里却说张禹的解说有二十一篇，难道《鲁论》有别本么？没有文献可征，使历代学者很伤脑筋，或疑其中“一”是衍字，删去便可通，或疑“二十一篇”是经、说合计，应指经二十篇，说一篇，增一“经”字便可通［31］，但都找不到证据。他们疑来疑去，唯独不疑毛病可能出在那个“鲁”字上。前已指出，《艺文志》说张禹传《鲁论》，与《张禹传》所记他的师承不合，必有一错，而错的只能是“志”。这里“安昌侯说”是指《鲁论》解说，与叙录错误一致，而篇数并不错。怎么见得？《艺文志》在此目前，还列有“鲁夏侯说二十一篇”，当指夏侯胜的《论语说》。这位大夏侯先生喜说灾异，学杂齐、鲁，他的《论语》学师承不详。但他是鲁人，曾向兄宽的门人问学，而兄宽则是《古论》传人孔安国的弟子。夏侯胜传《鲁论》，但所解说的篇数从《古论》，以见“所问非一师”［32］，这样解释似乎也勉强可通。《论语说》就是夏侯胜奉汉宣帝诏为太子即汉元帝编写的两套课本之一，稿成后曾得黄金百斤的重酬［33］。张禹为汉元帝的太子编写新课本，援用夏侯胜的先例，将篇数也依《古论》定为二十一，更不奇怪。

但张禹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汉元帝的特殊赏识，做了几年太子教师，便被外放至东平国任内史，终元帝世没有被召回。他的改编本当然也不会为世所重。公元前33年，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即位。张禹时来运转，人以书贵，书以人贵。他被年轻皇帝征召返朝，身份立即变成“天子师”，而且由于授成帝《尚书》的首席教师郑宽中不久病逝［34］，使他成为皇帝的唯一师傅，备受困于母舅控制的成帝敬重，不断加官晋爵，几年间便位至丞相，封安昌侯。他早先编写的《论语章句》，也被成帝在诏书中一再引用［35］，身价陡增，号称《张侯论》。(www.xing528.com)

西汉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经今文学内齐鲁二学之争，自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涵义，但在表现形式上则是各种版本的文字的经传争立学官，而能否立于学官，最终要看皇帝是否批准。因此，汉成帝在诏书中屡引《尚书》《论语》，也就是把他熟读的郑宽中、张禹的解说本当作权威定本引用，不仅在无形中承认了他们所据文本的合法性，更分明把他们的解说提高到凌驾于各种官方经说之上的地位，使其具有不容置疑的经典性。而张禹尽管品格低下，虚伪、贪婪、势利、奢淫，是腐败官僚的典型，却被皇帝称颂为“以道德为师”［36］，拜相封侯，位极人臣。这当然令那些追逐明经术以取青紫的经生们倾倒，把他赖以起家的新本教科书视作谋宦秘诀，所谓“欲为《论》，念张文”。

就这样，一个政治庸人，一部普通课本，居然成为《论语》结集史上的重要路标。当然，事情本身带有很大的机遇性，然而因果关系本来就是机遇性的总和。讨论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应当另作别论。

《张侯论》无疑有历史意义。它合并齐、鲁两种传本，求同去异，还可能采取了《古论》的分篇，从篇第到文字都重新厘订，从而结束了各持不同传本进行徒劳争论的历史，使《论语》学者可以在统一结集本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和讨论。在以经学作为统治思想的理论形式的汉代，它对于确立统治思想的历史进程，无疑起了促进作用。

问题在于，作为孔子对话录的统一结集本的《张侯论》，对于孔子研究来说，究竟有多大的科学意义？衡量这一点，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保存的材料的可信程度。

由于《张侯论》又经东汉学者进行过二度乃至三度改编，已失其真，并非如近人常说的那样就是今本《论语》，因此我们也难以就书论书，对它的材料价值作出判断。但有一点可以断言，那价值是可疑的。如前所说，没有比西汉传世诸本更原始的古本作为改编的依据，不是张禹的过错，然而仅在几部近代抄本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犹如不凭出土实物而单凭模糊杂乱的后代文献来复原古代文物一样，即使怀着求真的渴望，也很难达到逼真的效果。何况张禹并没有这样的渴望。他的心术不正当，使他在改编时唯看皇帝眼色，唯求调和诸本，唯从主观出发决定是非取舍。他的方法因而很主观，对于差别颇大的各种传本，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存同去异，或者改异为同。这固然是西汉今文经学家的通病，但在他所谓“采获所安”的掩护下更加发展。因此，他的改编本，只可能比所据各本更失真。特别是由于这个版本借助于政治进程的干预而取代了传世诸本，后人仅见他改定的“同”，不知他删削的“异”，因此要想通过考异认同，追究孔子对话录的旧貌，不是更难么？

可见，就结集史来说，《张侯论》出而三家《论》微，也幸也不幸。正统思想家或许以为大幸，孔子研究者则只能视作不幸，因为它虽然有历史意义，却未必有科学意义，单想作为史料便靠不大住，何况其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