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西汉时便有两种传抄本，即刘向《别录》说的：“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
两种传抄本的旧貌，现在都已不可见［14］。据文献记载，可知两种都属于今文，即用汉朝通行的隶书抄写，但也有人以为用篆文抄写，是在今文经学家中间流传的两种古抄本，不过也是没有证据的一种推测。除均属今文这一点相同外，两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篇数不同，刘向说《鲁论语》共二十篇，刘歆补充说《齐论语》多了二篇，有二十二篇，班固又补充说多的两篇名为《问王》《知道》［15］。第二是章句不同，何晏说两种版本都有的二十篇中，《齐论》“章句颇多于《鲁论》”［16］。
我以为两种抄本的出现和传播，都在西汉景、武之际。在这以前，西汉人的著作中间，还没有见到直接引自两种《论语》的。现存最早引用的例证，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而董仲舒在景帝时任博士。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司马迁著《史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论语》其书，可是《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的孔子与门徒时人的对话，大部分都见于《论语》。因此，要说它的传世结集本始见于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大概离事实不远。
在司马迁的时代，还出现了《论语》的第三种版本，即刘向《别录》所说，“孔壁所得，谓之《古论》”［17］。(www.xing528.com)
孔壁指曲阜的孔子旧宅的屋壁。汉景帝的一个儿子刘余被封为鲁王，谥号为恭，史称鲁恭王。这个“好治宫室苑囿狗马”的纨袴藩王，大概在汉武帝初期，要扩建自己的王宫，于是下令拆除与王宫毗邻的孔子旧宅，作为新宫殿基址。［18］到底拆除没有？拆掉多少？史有异说。但至少拆毁了几堵墙壁，因为他发现了壁中夹藏的一批古文经传，也就是用秦朝文字改革以前的古文字抄写的儒学著作。在这批孔壁古文里，据说就有一部《论语》。它古到什么程度，已不可考。相传壁中的那批书，是后来抱着孔子礼器投奔农民起义军的孔子八世孙孔鲋所藏，则它的抄写年代当在秦朝以前。不过这部《古论》的真实性，如同所谓孔壁古文的《尚书》《春秋》《孝经》和《逸礼》一样，自清代以来总不断有学者表示怀疑，甚至斥之为西汉末古文经学家的伪造。在这类怀疑没有消除以前，侈谈《古论》成书年代便没有意义。
《古论》的旧貌，现在同样不可见。两汉之际学者提到它的篇数，都说是二十一篇。别的篇目都与《鲁论》相同，但多出的一篇，则据说是将《尧曰》篇一分为二，即“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以下为另一篇，唯篇名有异说，何晏据班固说也名《子张》，如淳则说名为《从政》［19］。就是说，《古论》篇数实际同于《鲁论》，而异于《齐论》。然而别的差异就大了。据东汉初桓谭《新论》说，这个古文抄本与今文二抄本比较，“文异者四百余字”。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叙》又说，“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叙》更具体说，“《古论》篇次，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内倒错不可具说”。他们都把《鲁论》的编纂形式，当作衡量别的版本是非的尺度，正确与否可置而不论，但据此可证，从公元前1世纪起，《论语》的确有一种古文传抄本在流传，而且从编次到文字都与两种今文抄本互有歧异［20］。
公元前2至1世纪间，《论语》有三种不同版本并存——可能还不止三种，当时尚有清代学者所称《逸论语》存在［21］。单是这一事实，便足以说明那时还没有统一的结集本。在孔子去世已有三百年之后，人们所记载的“子曰”，不仅文字有出入，而且文意或相悖，却找不到一种或几种真实性难以怀疑的原始结集本同它们比勘对照，怎能判定它们保存的孔子遗说的可信程度呢？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出现统一的结集本，也只可能是在三种版本里选择一种作为底本，参照别本同异加以校勘补缀，所谓“择善而从”。然而，“善”本来就属于观念，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善”的看法不可能毫无二致。出于孔子之口的“善言”，他的某个门徒却以为“不善”，这在孔子与冉求、宰予、子路等人的对话里可窥见消息，更何况三百多年后人们所择孔子的“善言”，也许恰是孔子所说的“恶言”呢？没有原始结集本可以对照，仅据同时出现的三种传抄本“择善而从”，则从的必定是统一结集本编者主观认定的“善言”，决非已成客观历史的孔子本意的“善言”，不是很好理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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