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挟书禁令与《论语》原始结集本的失踪

《论语》的原始结集过程不明白，《论语》的今本结集过程更不明白。

在没有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时代，书籍流传全靠口授手抄，通常写在竹简木牍上，豪华本便是帛书。“学富五车”算是对大学者读书极多的颂赞，其实装满五辆牛车的简册，充其量字数不过一二百万，迻印成今天的排印本，至多十册，只够装满一个小手提包。那时代人们得书读书的困难，于此可以想见。

秦汉之际持续三十年的“挟书”禁令，中间又经过长达十余年的动乱岁月，直接后果便是西汉前期的严重书荒。当公元前191年“挟书律”终于由西汉政府明令废除以后，渴求了解古文化的热情，也表现为访求古书的风气大开。上自皇帝贵族，下至布衣寒士，愈来愈多的人染上了“古书热”。随之出现的是一个手抄本盛行的时代，旧藏的，新写的，从老博士脑海里冒出来的，在旧屋子夹壁内拆出来的，辗转借抄的，重金访购的，尚具原书旧貌的，仅存残篇断简的，用今体字迻录的，用古体字书写的，传授可考的，来历不明的，出处可疑的，窜改伪造的，杂然纷陈。

《论语》就属于那个时代出现的来历不明的一类。

它的原始结集本，假如按照两汉学者相信的孔门弟子共撰说，那么无论结集于孔子的生前或死后，都不会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假如按照唐宋学者怀疑的孔门再传弟子辑录说，那么也不会晚于公元前5世纪后期，因为他们所指的一个主要编者子思，约在前431年也死了。

古怪的是，自那以后到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即西汉景、武之际，至少有两个半世纪之久，这部原始结集本在文献中一直不见踪影。可能是曾参三传弟子的孟轲，可能是仲弓直系传人的荀况，都以孔门正宗自居，时时称引孔子的言行，也时时称引《诗》《书》《春秋》诸经，但都没有直接称引过《论语》，好像这部书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8］。战国其他子书也是如此。

怎么解释《论语》原始结集本“失踪”之谜呢？(www.xing528.com)

可能的谜底，也许应从孔门各派的宗派对立中间去寻找。那就是孔子死后，他的门徒很快分裂成八个或更多个宗派，其中一两个宗派首领组织了这部孔子对话录的结集。如韩非所说，战国时代孔门各派都自称继承了真正的孔子学说。怀着如此强烈的宗派情绪，一派或两派辑集的“真孔子”遗说，绝对得不到其他各派的承认，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定这一推断符合事实，那么孟轲、荀况不谈《论语》，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相反却提供了否定性的证据，说明它的结集出于曾参门徒的说法是错误的，出于仲弓与子夏共同主持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自然还要以假定关于孟、荀师承系统的考证可信为前提。合理的倒是《论语谶》保留的传说，即它由子夏主持结集。

如果谜底真是如此，那么西汉景、武之际，《论语》渐成显学，也可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严重打击，儒学内部的宗派对立情绪削弱了，而叔孙通“知时变”在新王朝取得的成功，促使各个宗派都共同趋向于争当帝师王佐。但西汉政权转向崇尚黄老治术，又使儒学的这一努力受到挫折。于是司马迁描述的“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的情形，自然成为儒学各宗派的注意焦点［9］。景、武之际，正是双方冲突达到白炽程度的时候［10］。特别抬出孔子与老子对抗，便成为儒学各宗派的共同需要。因此，除“六经”以外，以记录孔子言论为主的这部《论语》，获得准经典的地位，即由宗派秘籍升格为教主遗训，被各派同尊，迅速广为流传。

当然，谜底也可能相反，那就是所谓原始结集一事本属乌有，在先秦流传的只是零章散篇。今本《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很不一致，似可作为这一推断的依据。对于孔子，多数章通例称“子”，但有几章却与氏连称“孔子”，令人有理由怀疑它们原非孔子门徒的记录。对于门徒的称谓更不一致，称字不氏的居多，如子路、子贡之类；但有的却氏字连称，如颜渊、冉有、樊迟等；有的则氏而不字，如有子、曾子；还有的或直接称名，如原宪在“宪问耻”章仅称宪，或名氏兼举，如宰予；另外还有称谓随章不同，如冉有，时而称冉求（名氏兼举），时而称冉子（氏而不名），闵子骞（字氏连称）或称闵子，宰予或称宰我，原宪或称原思，等等。这类称谓的混乱，令人更有理由怀疑多数篇章本各独立，出于不同时间不同身份的记叙者的口授或笔录。清代刘宝楠早已怀疑今本《宪问篇》即原宪所记，理由就是首章“宪不称氏”［11］。其实，倘若从称谓角度进行分章研究，怀疑称谓方式相同的各章本属撰人相同的作品，似更合理。例如称字不氏的诸章，大概原是门徒本人的各自记录，这由孔子答子张问行而“子张书诸绅”［12］可得佐证。字氏连称诸章，大概多半出于同门的侧记或追叙，因为这类称谓用于颜回、冉求身上最多。他们都是孔门中的上座弟子，与孔子的对话，或者孔子对他们的评论，无不吸引同门的注意与揣摩，而颜回早死，冉求从政，未必留下问学笔记或回忆。于是关于他们的言行见诸记录，必加姓以示与记叙者区别，便可说是合理的推断。至于称氏而不字，如曾子、有子之类，柳宗元推测都是他们的门弟子的记录，是可取的，但他以为全部《论语》都出于曾门弟子之手，则未免以偏概全，并不可取。别的称谓也可同样作出合理解释，兹不赘述。

假如谜底真的可作如此相反的解释，那么当然也会推导出与前说相反的结论，那就是《论语》的结集，时间可能晚得多，不是在公元前5世纪，而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景、武之际。怎么见得？因为这时出现了上面说的特殊需要，所以把原属零章散篇的孔子对话录，加以搜集，删重除复，补缀分篇，集成一书，如后来刘向、刘歆新编《战国策》《山海经》等所做的工作那样。但由于主其事者已自觉有尊孔黜老的特殊需要，因此自讳新编，而托名于孔门文学科之最的游、夏之徒［13］，在逻辑上也可通。

然而，在逻辑上可通，在历史上未必如此，例证多得很。因而，以上两种相反的推断，虽然都不乏足够的理由，却都缺乏第一手的史料作证，至今仍属假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历史属于过去。过去种种，都已是既成事实，决不会因为逻辑上尚有各种可能而改变。我们的研究只能追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不能为了逻辑而不顾历史，道理就在这里。正因如此，在我看来，从逻辑上说，后一种推断更合理，但除今本《论语》称谓或文体差异而外，迄今没有更多证据。前一种推断同样合乎逻辑，却难以解释今本《论语》编撰形式存在矛盾的事实。然而它的原始结集出于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说法，不仅为汉以来学者所公认，还有文献记录的支持。相传汉武帝初在鲁国孔子旧宅中发现过壁藏的《古论语》，西晋时盗墓者发掘战国魏安釐王墓所得大批竹书中又有古本《论语》，就是文献提供的两则例证。尽管孔壁、汲冢两种抄本早已亡佚，却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历史存在。所以，我们仍然只能两存其说，承认目前还没法从历史上解开《论语》原始结集本之谜。